堕胎
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堕胎是最容易导致分裂的问题。争论的双方情绪激昂，各执一词；情绪化的争执甚至蔓延到我们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之中。在堕胎问题上，我们基督教会内部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尚在发育的胎儿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予以保护。
调和堕胎问题上的两种极端主张，现实上是不可能的。争论的一方声言，堕胎完全是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做出的决定，与胎儿无关；另一方则认为，终止胚胎的发育，即使是人工受精的胚胎的发育，无异于谋杀。两种思想的笃信者固执己见，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认为堕胎是未经计划的悲剧，是人的一系列错误导致的悲剧。堕胎一直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最棘手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之一。作为总统，我接受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并履行职责，执行堕胎合法化的裁定，同时，通过法律限制、避孕节育、鼓励愿意生孩子的女性生育、推广收养机制等措施，尽可能减少堕胎数量。
我在竞选总统和担任总统期间，一直遭受新闻媒体关于堕胎问题的狂轰滥炸。我记忆犹新并被经常引用的一个评论，出自1977年7月的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有人指出，富有的女性有钱终止妊娠，但贫困穷的母亲堕胎理应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我对此政策支持不力。我为此提出辩解。在回答一个有关堕胎的问题时，我不假思索地说：“生活常常是不公平的。”
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我们显然有机会大幅度减少堕胎的需要和愿望，同时保护最高法院规定的孕妇的基本权利。我倡导发展更加吸引人的收养机制，鼓励意外或未经计划的婴儿诞生，满足希望当父母的人收养孩子的愿望。我的政府也特别重视对新生儿及其母亲的医疗保健服务。
总之，我尽一切可能保护意外的怀孕，鼓励孕妇生孩子。我问心无愧，无须道歉。我对堕胎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每一个孕育中的婴儿都应该是有人要的孩子。”坦率、有效的性教育对青少年尤为重要；性教育应首先强调禁欲，但也要提供安全、有效的节育知识。
许多狂热的“珍视生命”活动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延伸到诞生的婴儿身上，更不可能支持他们认为是“趋向社会主义的”慈善项目。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满腹疑虑的母亲一旦决定不堕胎，她和她的家人通常必须考虑一系列需求：母亲的再教育；为生孩子而放弃工作；健康护理与支付护理费用的保险费；住房补贴；满足生活的最低工资；母亲再就业后的税收减免，以保证母亲和孩子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三分之二的堕胎女性声明，他们堕胎的主要原因是养不起孩子。
关于堕胎的数据来源有两个主要的渠道：艾伦·格特曼彻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两个机构最新的报告（2002年）表明，47%的意外怀孕女性采取堕胎措施。堕胎女性中，六成是生育过的母亲，40%是白人，32%是黑人，20%是西班牙后裔。一半以上的堕胎者年龄在20岁左右，15%的堕胎者是青少年。种族、年龄、婚姻或已出生的孩子的状况，与堕胎没有明显的关联。导致堕胎最主要的因素是贫穷，六成的堕胎发生在年收入低于28，000美元的三口之家。
随着经济繁荣和社会服务的增强，美国女性的堕胎率在90年代下降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千名育龄妇女中只有16人堕胎。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如果有望成为母亲的女性有渠道获得避孕用具，她们和她们的孩子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和满足基本需求的收入保障，那么，这个国家的堕胎率会很低。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比利时和荷兰，一千名育龄妇女中只有七例堕胎。在一些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秘鲁、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堕胎是违法的，加之社会服务匮乏，堕胎率却高达千分之五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这是最高的不安全堕胎率。
我们的性教育方式目的明确，但往往事与愿违，收效甚微。譬如，我们并没有教育青少年如何避孕，而在其它国家，这是全面和持续性的教育科目。联邦资金对性教育的投入直线上升，但不幸的是，性教育通常严格禁止提及任何形式的避孕方法，尽管60%的美国青少年承认18岁之前就有过性经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揭示，欧洲和加拿大的青少年性生活同样活跃。但是，由于适当的性教育被剥夺，美国女孩怀孕的可能性是法国女孩的五倍，堕胎的可能性是其七倍，患淋病的可能性是荷兰女孩的70倍。此外，美国青少年中艾滋病患者的比率是德国同龄人的五倍。显然，我们的青少年足够成熟了，应该给予性事教育，使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最好是禁欲，但如果不愿意禁欲，应该明智地采取避孕措施。
我们政府的一些国际项目也同样不尽人意。2002年3月，我和罗莎琳、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林达一道，远赴非洲大陆边缘国家考察，为“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寻求机遇，以便实施最佳投资，遏制艾滋病的肆虐。我们见到了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包括妓女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发现乌干达和塞内加尔在艾滋病防治上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而博茨瓦纳、中非共和国和南非却一塌糊涂。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似乎还能挺住，它们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大约占其人口的6%。
预防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大胆而明确地进行性教育，推广使用避孕套，预防感染，并对孕妇进行并不昂贵的抗体治疗，减少新生儿艾滋病感染率。当然。尽管代价高昂，也有必要对感染艾滋病毒的成年人进行治疗，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有些国会议员试图阻止其它国家用外国援助资金开展计划生育服务。现在，在白宫的支持下，他们的法律修正提案总是能成为看似慈悲的法律条款。如果发展援助项目的目的仅仅是减轻病痛、改善成年人的生活、降低婴儿的死亡率，那么，这样的法律条款肯定是事与愿违，不尽人意。
实际上，一些立法人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善心并非如此真诚。他们私下里承认，屈于咄咄逼人的“珍视生命”活动者的政治压力，他们不得不通过这些人的提案。他们声称，无论如何，拯救儿童的生命只能增加人口膨胀，导致未来更多的痛苦。令人惊奇的是，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出生的婴儿有望生存下去，父母就不会多生孩子了；人口增长与婴儿死亡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增长或降低与婴儿死亡率的高低相互关联，互成比例。
维护神圣的生命是基本的道德问题，应该成为宗教和政治的承诺。同时，必须妥善而平衡地解决一个法律问题。众所周知，干细胞研究是目前争论异常激烈的问题。科学已证明，一个人类的受精卵子（如本段“句号”一般大小）可以提供具有多种用途的细胞，有望防治数种疾病，包括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以及脊髓损伤。
在包括南希·里根和阿诺德·施瓦辛格州长在内的著名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加利福尼亚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一个庞大的干细胞研究项目。此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这一努力。尽管民众支持，但一些“生命第一”活动者和布什总统强烈反对建立任何新的胚胎干细胞系。总统指出，几个已有的干细胞系已获得批准，问题是，“为了找出治疗可怕疾病的方法，我们该不该使用纳税人的税金来摧毁新的生命”。这几个用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干细胞系仍然可以使用，但曾用于鼠细胞的培植，科学家正在想办法剔除鼠细胞的污染。与此同时，胚胎干细胞研究盛极一时，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参众两院的绝大多数两党议员在干细胞问题上态度谨慎，主张立法，对建立干细胞系予以限制。他们反对制造以研究为目的的新细胞，但如果捐献者同意仅限于研究的话，治疗不育症的专科医院里多余的冷冻胚胎可以用于科学研究。据估计，40万个冷存的胚胎中，只有2%给了想要孩子的家庭，其余的正在被销毁。国会的法律提案允许使用一些已存的胚胎，但禁止使用纳税人的钱，以克隆或其它方式培植新的胚胎。尽管这项提案对胚胎制造予以限制，但布什总统发誓将否决这样的立法提案。
2005年5月，南韩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南韩科学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获得革命性进展，对医学治疗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使用糖尿病、脊髓损伤和其他病人捐献的细胞，创造出新的能够与损伤或病痛患者的基因匹配的干细胞系。
显然，出生以前的生命话题将继续成为宗教、政治和科学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保护神圣的人类生命，是宗教坚定不移的承诺。然而，令人颇感矛盾的是，一些对微小的干细胞生命最热心的保护者，也是死刑最热心的支持者。
死刑
我在佐治亚当州长期间，与其它一些州的州长发起了一场激烈的竞赛，看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监狱的囚犯数量。我们不遗余力，进行机构改革，聘请专家通过各种手段分析新入狱的囚犯，在监狱里为他们提供基本教育、职业培训、心理矫正服务，然后实施提前释放和就业释放项目。我亲自参加招募志愿者活动，从狮子会、扶轮社、公民会、同济会等服务机构招聘受过假释监督官培训的人，赋予他们不同寻常的职责：每人同意“收养”一名有望获得假释的囚犯，了解其家庭背景，并在囚犯假释后为其找一份工作。在上一世纪的70年代，每一千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人是囚犯。
我们当年的政策已经被完全抛弃，甚至被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将全部重点都放在对罪犯的惩罚而不是改造上。这正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的表现：“我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你是错误的，应该受到惩罚。”现在，每一千个美国人中有七人被监禁，其中大多数是非暴力犯罪。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囚禁率，超过俄罗斯千分之六的记录。大量监狱囚舍的修建繁荣了美国许多州的建筑业，狱警就业机会也不断攀升。我的一位佐治亚州长继任者曾对我的妻子吹嘘道，他在位期间的最大成就，是“修建了充足的监狱，从州议会大厦到我的家乡，一路都是监狱”，长达45英里。佐治亚州“犯罪两次就判你终身监禁”的法律，将使监禁行业继续繁荣发达。
除监禁外，美国对死刑的着迷也是其它国家无法企及的。我们在死刑方面为数不多的伙伴都是对基本人权缺乏尊重的国家。90%的已知死刑仅仅是在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四个国家执行的。实际上，美国和索马里（没有组织形式的政府）是仅有的两个拒绝在《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该公约禁止对儿童罪犯使用死刑。1990年以来，除美国保留对儿童的死刑外，原来的七个国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尼日利亚、中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相继废除了对儿童的死刑。2005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五比四票裁定，对儿童的死刑处罚是违法的。这一决定遭到保守的基督教徒的强烈谴责。他们这样推理：“你触犯了上帝‘不可杀人’的训诫，所以我要杀了你。”这个推理似乎不合逻辑，因为他们本身也违反了上帝的训诫。不幸的是，尽管人数在不断减少，这仍然是占微弱多数的美国人的哲学。
1972年，最高法院裁定，尚在执行的死刑惩罚是“残酷的、异乎寻常的”，所以是不符合宪法的。然而，1976年7月1日，最高法院又以七比二票推翻了这项裁定，死刑得以恢复，只是附加了一些限制。我常常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在担任州长和总统期间，没有发生死刑案例。
死刑支持者提出的一个关键的理由是，死刑可以极大地遏止谋杀和其它死罪。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的杀人罪比率比废除了死刑的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至少高五倍。美国的南方各州执行了全美80%多的死刑，但这里的谋杀罪比率却高于其它地区。得克萨斯州是目前执行死刑最多的州，但其谋杀罪比率是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威斯康辛州的两倍。其它毗邻州的情况同样表明，杀人罪比率与地域和种族没有关系，例如，仍在执行死刑的南达可他州、康涅狄克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杀人案件数量，均高于各自毗邻的、已废除死刑的北达可他州、麻萨诸塞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此外，从来没有证据显示，恢复死刑使谋杀罪减少，或者禁止死刑之后犯罪率会增加。
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死刑最热心的倡导者，他们违背耶稣的旨意，错误地理解《希伯来圣经》，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论据。他们极有可能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为口头禅，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摩西宣布的这句话是含有限制条件的，即在惩罚罪人时，禁止挖去其双眼或全部的牙齿。此外，我们也许还记得耶稣的解释：摩西的这些律法，包括对离婚的训诫，是针对他的听众的“硬心肠”而发的。
《圣经》里有许多对律法规定的死刑犯给予宽恕的例子。上帝允许第一个杀人者该隐活下去，并许诺：凡伤害他的人，必遭报七倍。另一个有趣的例证是《以西结书》第33章里上帝说的话：“我断不喜欢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上帝对大卫王的饶恕和补偿，是宽恕最生动的写照。大卫王与美貌的拔士巴通奸，并谋害了她的丈夫乌利亚。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上帝宽恕了一个与人私通、按律法应该用石头砸死的妇女。
所有的基督教徒应该效仿耶稣，以他为榜样，这才似乎符合逻辑。但是，在大多数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差异。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死刑，认为主权政府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司法权，结束罪犯的生命，以示惩戒。教皇圣保罗二世写道：“惩罚的性质和程度应该仔细予以评估，再做决定，不要走向极端，处死罪犯，除非万不得已。换句话说，在不处死罪犯不足以保护社会安宁的情况下，才可为之。然而，今天随着司法体系的稳步改善，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也是十分罕见了。”
1999年，教皇在圣路易斯发表讲话，说死刑是“残酷的、没有必要的”。同年的受难节那天，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发表了如下呼吁：
对死刑日益强烈的依赖，是对人类生命日益不尊重的表现，它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显得渺小。我们不可能用简单的处死罪犯的方式消灭犯罪，也不可能以结束杀人犯生命的方式来恢复遇害者的生命。死刑使人产生了悲惨的幻觉：我们可以用结束生命的方式保护生命。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倡导、祷告和对耶稣生活的思考，坚持高尚的道德准则，为反对死刑和死亡文化提供见证，传诵生命的福音。
死刑引起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或许缘于量刑上极端的不公正状况：它对穷人、精神失常者和少数民族带有偏见，是为保护白人受害者设计的，或者说至少是适用于保护白人的。毫不奇怪，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被判死刑的人中，甚至在联邦法院判决的死刑犯中，76%是少数民族出身。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99名被处决的罪犯涉嫌127件谋杀案，遇害的人中竟然有104人是白人。假如遇害者是黑人或西班牙人后裔，很难想象一个有钱的白人嫌疑犯，在价格不菲的辩护律师的雄辩之下，会从法庭走向死亡。
近年来，随着DNA检测技术的出现，人们发现许多被列入死刑名单的人实际上是无辜的。伊利诺州州长乔治·莱恩得知13名被定为死罪的囚犯竟然无罪之后，宣布全州暂停执行死刑。通过DNA检测，其中的五名囚犯获得无罪释放。自1973年以来，美国监狱里的120名死囚从死囚牢房获释。
我的上一本书《分享美好时光》，是为“我们爱戴和珍视的玛丽·普莱丝”而写的。玛丽是一位黑人妇女，孩提时代在一个小镇游览时，被错误地指控谋杀。审判的当天她才见到为她指定的辩护律师，律师建议说，如果她承认有罪，就可以保证获得轻判。然而，她却被判为终身监禁。因在监狱表现好，她获准在州长官邸做服务员。她表现非常出色，我请求相关部门指定我做她的假释监督官。此后，玛丽跟我们一起在白宫生活了四年。后来，原审法官重新审查证据和原判程序，发现玛丽完全是无辜的，随即赦免了她。她是幸运的，否则会被轻易处决。如果她涉案的受害者是白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认识玛丽·普莱丝了。
她也可能像莉娜·贝克的命运一样悲惨。这也是一个黑人妇女，被她的主人、一个白人男子监禁和劳役，备受虐待。1945年的一天，她承认，她的主人用铁棒打她，并威胁要杀了她。这时她向他开了枪。她受到审判，被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为有罪，并被处以死刑。通过对此案彻底的重审，她于2005年8月，在被电椅处死60年之后，获得赦免。
在伟大的民主国家里，美国形单影只，独自固守死刑处罚。死刑的取舍是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道德决定。尽管以前死刑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但民意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得知DNA检测和其它证据使许多囚犯免除死刑之后，支持暂停死刑的提议。
我向基督教徒提一个问题：耶稣面对死刑的取舍，将会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