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的数个月里，美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政府高层官员洪水泛滥般的断言：我们正面临着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隐藏在国内的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恐怖团体毁灭性的威胁。然而，正如我们的盟国和自己的情报机构主要成员不断强调的那样，对美国来说，并不存在来自巴格达的任何危险。显然，随着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和对其武器制造业的严格检查，以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军事实力的震慑，萨达姆·侯赛因对邻国的任何挑衅举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开展示，或者与恐怖组织分享武器技术的任何行为，对伊拉克来说都无异于自杀。在美国发动战争摧毁伊拉克武器之前，伊拉克的武器制造项目早已被削减到力不从心的地步。
如果萨达姆真的拥有庞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库，美国的入侵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伤亡，美军部队的伤亡也将不在少数。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或英国的领导人确实预料到或准备付出这样的牺牲。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对国家或组织可能发展这些武器，但是，根据错误的或蓄意歪曲的情报，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在孩提时代，我的志向就是去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上学，当一名海军军官，在世界各地为保卫我的国家及其价值观而奋斗终身。1943年，我离开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来到安纳波利斯后，一直在军队供职，直到1953年，我才辞去军职。除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外，我在军队供职的时间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长，包括那些曾在美国内战中当过将军的总统。作为海军军官，如有必要，我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尽管如此，我和其他军官及士兵都普遍相信，美国显而易见的强大和稳定对战争是一种威慑，我们军人就是维护和平的人。我从未感到我投身军职违反了我对和平之君——耶稣的信仰。
后来，在与苏联的冷战期间，作为总统，我面临真正令人敬畏的职责：保卫我的国家及其全球的利益。我意识到，在地球上无处不在的自由与共产主义的激烈竞争中，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将酿成巨大的核灾难。除了部署远程炸弹和效力惊人、由陆地发射的洲际导弹以外，我们成立了一支游弋于海水下的潜艇舰队，可以对付苏联发起的任何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我们只用一艘舰艇上装备的核弹头，就可以摧毁全苏联的每一个重要城市。
我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天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敌人的核弹头一旦发射，只需要26分钟即可到达华盛顿、纽约及其它的美国目标。在这短暂的瞬间内，我作为总司令的唯一责任就是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摧毁来袭的导弹，核武器国家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反对建立这样的预防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是发起反击，或者被动挨打。我的选择显然是力图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这就是人人皆知的MAD（确保相互摧毁、两败俱伤）战略，通过它使苏联人相信我们反击的能力和决心，再通过有效的外交努力，维护和平，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我珍藏着一块牌匾，是一位内阁成员在我离任时送的，牌匾上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话：
在我的政府执政期间，没有一个公民因战争之剑而流一滴血。想到这里，我感到欣慰。
正如前一章所述，美国目前的政策威胁以往所有的总统不遗余力签订的国际协议的有效性。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美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对维护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目前的决策不仅彻底背离了美国的历史性政策，而且违背了我们发誓要维护的国际法。《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但这一权利只有在遭遇武装袭击时使用。我们的总统甚至无视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背弃“战争作为最后手段”的原则，宣布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并把它视为一条法律。
1837年，丹尼尔·韦伯斯特（四年后被任命为国务卿）曾经说过，应该有“一种自卫的必要手段……迅速，猛烈，没有选择方式的余地或深思熟虑的时间”。一向是共和党政府的坚强支持者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承认，先发制人的战争政策是革命性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使用“邪恶轴心国”标签，不仅将其它国家明确列为潜在的目标，而且关闭了通常采用的以外交途径解决双边争端的大门。人们目前更为严重的担忧之一是，这种激进政策的实施枉费了2001年恐怖袭击以后人们对我们异口同声的同情和支持，使我们在遏制和减少恐怖威胁这一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
显而易见，2000年总统选举后不久，我们一些新的政治领导人执意要打击伊拉克。“9.11”之后，他们以错误和歪曲的断言，误导美国国会和公众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不知何故应该为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遇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拉克正在发展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装置，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虽然这些断言的欺骗性后来得到揭穿，但木已成舟，我们大多数公民信以为真，支持战争。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造成灾难这种夸大其辞的宣传，使人感到活生生的恐惧。副总统迪克·切尼不断地发表错误的声明：“在仅仅一天的战争中，我们可能失去的不是数千人，而是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以蘑菇云笼罩美国城市的恐怖情景，支持切尼的断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赴联合国游说，发表了一大堆含义模糊的声明。后来，政府宣布这些信息是错误的，但情报部门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
难怪至少在几个月内，惶惶不可终日的美国公民和国会议员支持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尽管它不符合我们国家历来采取的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武力冲突解决争端的政策，也不符合基督教徒对和平之君耶稣的信念。对我个人和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信奉和平和外交途径并不意味着盲目或全面的和平主义。有正当理由采取战争手段时，战争是必要的；几百年来，关于战争的道德标准早就被慎重地确定出来了。
我们的领导人打击伊拉克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我决定为《纽约时报》写一篇文章，提出采取战争手段的起码要求。其实，至少1，600年以来，基督教领袖（如公元400年的圣奥古斯丁和13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以《新约》为依据，清楚地阐述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我采用了他们用过的基本论据。
2003年3月3日，我在《纽约时报》意见与评论栏目发表如下文字。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美国和英国高层领导人几乎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入侵伊拉克。
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两党共同坚持、并为我们国家赢得伟大声誉的承诺。这是建立在基本的宗教信仰和对国际法及国际联盟的尊重之上的承诺，国际联盟有助于产生明智的决策和相互的约束。我们显然要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决心并没有得到国际支持，违反了这些承诺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曾经深受国际危机挑衅的总统，我非常熟悉正义之战的原则。一场基本上由单方面决定的对伊拉克的攻击，显然不符合这些原则，这几乎是所有宗教领导人普遍坚守的信念。当然，南方浸礼会的几位发言人是特殊的例外，他们的信念建立在末世论神学之上，含有对以色列的偏爱。
衡量正义的战争的突出标准是，这场战争只能是在所有非暴力的手段用尽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显然，解决问题的明确途径确实存在，如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以前提议、联合国批准实施的方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尚未受到直接威胁，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政府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似乎执意要实施军事和外交行动。这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这场世人皆知的战争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在入侵的几小时内，发射3，000枚炸弹和导弹，攻击相对而言没有防御能力的伊拉克人，目的是挫败伊拉克人民的士气，使他们揭竿而起，推翻自己可恶的领袖，而领袖很有可能躲藏起来，安然无恙，避开大规模的轰炸。
战争使用的武器必须区别目标：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即使精准度再高，也总是导致大范围的“周边设施的破坏”。美军伊拉克战区司令弗兰克斯将军早就抱怨，许多军事目标都在医院、学校、清真寺及民宅附近。
战争使用的暴力程度必须与所遭受的损失相匹配。尽管萨达姆犯下其它严重的罪行，但美国人试图把他与“9.11”联系起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攻击者必须获得公开代表攻击者的社会所批准的合法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全票通过的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案应该继续受到尊重，可我们现在宣布的目标是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或许还要占领这个种族分裂的国家达10年之久。对于这些目标，我们并没有获得国际授权。目前，安理会的其它成员国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我们面临的可能性是，不能获得安理会的表决通过，或者遭到俄罗斯、法国及中国的否决。虽然土耳其可能由于巨大的经费补偿、部分控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及石油资源方面的诱惑支持我们，但其民选的议会至少也会像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样的入侵表示忧虑。
拟建立的和平必须明显地改善了目前的状况。尽管对伊拉克的和平和民主之策有许多展望，但是，军事入侵成功后极有可能造成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引发恐怖分子对我们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蔑视，实施新的恐怖攻击。此外，违抗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反对意见，独自妄为，将对联合国的团结构成威胁，致使这一维护世界和平切实可行的机构产生深刻的永久性分裂。
……“9.11”恐怖袭击之后，就连过去的敌对政权也给予我们由衷的同情和友谊。现在，这种感情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把我们的国家置于国际怀疑和对抗之列，使我们的声望降到人们记忆里的最低点。如果我们不顾联合国的反对，发动战争，我们的威信将进一步降低。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以军事力量相威慑，迫使伊拉克遵循联合国的决议，把战争作为最后的选择，那么，我们作为和平和正义的卫士这一声望将得到提高。
尽管战前有许多这样悲观的先见之明，但美国还是拒不接受国际社会对使用武力的限制，重兵入侵伊拉克。没有人怀疑这场冲突的结果，因为10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获取先进的武器技术实施严格的限制。此外，伊拉克的军费预算少得可怜，美国军费每支出三个美元，伊拉克仅支出一美分。战前，一个乐观的描述是：我们英勇的部队将受到被解放了的伊拉克人的热烈欢迎。这是多么可悲的错误判断！战争中，我们至少付出了15，000名伤亡，包括1，700人死亡，其中93%是巴格达陷落以来致死的。
俘获萨达姆之前，美军平均的死亡率是每月48人，后来增加到每月78人。奇怪的是，美国的媒体似乎对死亡麻木不仁。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员承认：“从2003年4月1日到6月23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3名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竟然没有一家主流媒体追随事态的进展和某一时期的结局，并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
我们的政府最奇怪的决定之一，是限制美国人对伤亡情况的了解。我们的领导人很少提及或探望伤员，想方设法阻止公众关注被运回本土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太平间的棺材，禁止母亲和妻子在多佛或其它军事基地探视其遇难家属的遗体。已经有人代理这些母亲和妻子提出诉讼了。
我们和盟国英国官方决定，不许清点或估计平民的死亡数字。公开的数字有很大的出入。深受尊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报道指出，盟军（尤其是空军）已经造成1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美国官方渠道唯一的估计是24，000人，这仅是根据西方媒体报道的数据做出的估计。实际的死亡数大概介乎两个极端的数字之间。
除死于美军军事活动的伊拉克人以外，根据伊拉克内政部公布的数据，从2004年8月到2005年6月，伊拉克平民和警察的死亡率在每月800人以上；2005年大选以后，死亡率不断上升。
无论准确的伤亡数据是多少，有两个事实必须记住：战争是不公正的，不必要的；我们在伊拉克的部队特有的勇气和效率值得特别赞赏和感激。事实是，这一次与以往所面临的威胁或危机不同，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处于交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冲突的整个压力仅集中在少数军事人员和他们的家庭身上，没有给99.5%的美国人民造成财力牺牲或不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仅仅为了实现把伊拉克人从科威特赶出去的目标，美国派出了50多万部队。这次为了征服和占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美国不断派出的部队也仅为上一次的三分之一。
幸存的官兵得到了应有的表彰，但当年我们的长子杰克离开大学，自愿参加越南战争时，我们的家庭经历了别样的冲突。那是一场极不受欢迎的美国冒险。我记得，杰克从部队休假探亲期间，同龄人和原来的同学都嘲笑他天真、愚蠢，叫他别穿着军装见人。越南战争结束多年以后，这些勇敢的年青人才终于获得英雄的荣誉称号。
一个需要询问的基本问题是：“伊拉克战争减少了恐怖威胁吗？”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仅失去了“9.11”恐怖袭击之后全世界对我们异口同声的同情和支持，而且有直接的证据显示，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加剧了恐怖威胁。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说：“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利用伊拉克冲突，招募新的反美圣战武士……这些幸存的圣战武士带着经验离开伊拉克，集中实施城市恐怖行动。”他补充说，战争“已成为造就极端主义者的一个起因”。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报告也验证了戈斯的观点。这个报告表明，2004年，严重的国际恐怖事件增长了三倍；“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从2003年的175起上升到2004年的650起。伊拉克发生的恐怖事件扶摇直上，从22起增加到198起，或者说从美国将政治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之后，伊拉克发生的恐怖事件是上一年的9倍。显然，战争已将伊拉克变成世界上最有效的，或许比塔利班政权之下的阿富汗更危险的恐怖分子训练营。此外，我们曾设想将伊拉克作为永久性基地，牵制伊朗和叙利亚。与这一设想相去甚远的是，在逐步形成的伊拉克政府与其原教旨主义什叶派邻国之间，似乎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忠诚。这可能极大地加强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把先发制人的战争作为一项国策，促使美国抛弃了现有的条约和联盟，因为它们限制了我们作为超级大国自由采取的单边行动，是不必要的。这一政策导致的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其它侵略成性的国家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政策，用武力攻击或推翻它们讨厌的领导人。
2005年初，当美国在伊拉克组织民主政府的第一步选举时，大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面对逊尼派不同政见者和恐怖分子的恐吓，在投票处举行示威游行，表现出他们的勇气和对自由的信念。下一步是制定宪法，然后组阁代议制政府。我在写这本书时，这一步的结果还不得而知。但是，令人特别担忧的问题是，逊尼派是否合作，宗教诫律要占多大的比重。执政的什叶派宗教团体要求，伊斯兰教法《古兰经》的条款应该成为裁决婚姻、离婚及遗产继承问题的最高权威法典。如果至关重要的女权问题可以使萨达姆政权幸存下来，那么，在美国赞助和保护下的“民主”新政府却丧失了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
如果获得成功，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前途未卜，恐怖分子气焰嚣张，但为伊拉克带来民主的努力值得全世界的支持。
毫无疑问，美国应该在撤出自己在伊拉克的军队之前完成基本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从未清楚地表达过。来自觉醒的美国公众的政治压力，将是影响政府制定最低目标、确定美军撤兵时间表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为伊拉克人民提供自来水、污水处理、通讯及电力设施，训练他们生产和销售石油的能力。伊拉克人必须拥有一支像我们摧毁的政权一样有效的安全力量，支持稳定、民主的政府。
决定最后结局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美国领导人是否坚持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控制该国的经济，或者清楚地说明，我们没有计划为自己的利益继续占领伊拉克。
令人吃惊和不安的是，大多数阿拉伯人不同意我对美国的民主努力做出的肯定性评价。佐格比国际调查机构在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一项可信的民意调查。据2005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不相信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动机是为了在该地区传播民主；认为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更不民主了，伊拉克局势比战争前更为恶劣了。赞成美国的比率也降到前所未有的低位：埃及2%，沙特阿拉伯4%，摩洛哥1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4%，约旦15%。黎巴嫩的比率最高，但也只有20%。
这些都是历史上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阿拉伯国家。四分之三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建立民主政府，但强烈谴责美国进攻伊拉克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明显歧视。尽管我们付出了令人钦佩的民主努力，但对于我们在该地区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些意见不是好兆头。
如前所述，原教旨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放弃用对话和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认为这是在坚持原则方面软弱的表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如何解决争议性的国际问题：前者依靠武力，后者诉诸外交方式。
如何应对我们面临的国际挑战？在基本的答案上，我们国家显然存在着分歧。但大家普遍认为，美国人的家园永远不会安然无恙，恐怖主义威胁将长期存在。这种威胁很可能来自相对软弱的组织，这些组织无望向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任何一个方面发起挑战。
那么，我们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可以珍惜富有历史意义的人权的杰出卫士这一角色，也可以在应对威胁时抛弃国内和国际社会崇高的道德原则；我们可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遏制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并坚定不移地做出表率，也可以坚持我们（及他人）的权利，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军火库，废除或蔑视数十年来达成的武器控制协议；我们可以维护和平，把和平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国策，赢得其它国家的拥护，除非我们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胁，也可以宣称行使全部的权利，单边决定进攻其它国家，改变令人厌恶的政权，或者实现其它目的；我们可以宣称“你不是与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也可以建立互惠理解基础之上的联盟；当我们与其它国家发生严重的分歧时，我们可以用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可以给这些持不同意见的民族贴上“国际贱民”的标签，拒绝与他们对话。这些选择哪一个更好？
我们政府的政策——建立在原教旨主义基本前提之上的政策，已经回答了其中的大多数问题。美国人民是否赞同，目前尚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