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均衡论（1932、1933和1939年版）
缪达尔对瑞典经济学界前辈们的抨击是从《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开始的。这在斯德哥尔摩引起了一些人的震惊，但并没有严重减弱缪达尔与他的专业同事们工作的能力。他是高斯达·巴格团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建立的——中忠实的一名成员，从事着为瑞典经济史提供数字化文件的工作。缪达尔为这项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并为之题名《1830～1930年问的瑞典生活成本》，这本书1933年出版。尽管缪达尔对被迫工作的数据的质量有所保留，但却从他超越原始材料限制的尝试中获得一些满足。另外，他使得一篇涉及19世纪中叶以来，人口由乡村迁往城市地区的迁移问题的论文出版成册，借此向1933年退休的古斯塔夫·卡塞尔表示敬意。
然而，缪达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最重要的分析著作，却是在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他和埃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赠者），刚到美国的时候，正值1929年股票市场下跌，引发了“大萧条”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目睹了巨大的经济萧条和随之而来的动乱。这次事件给承受着解释这场灾难怎么可能会发生和如何避免将来再次发生的压力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在当时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毕竟，一般的学说持这样一种观点，充分就业中的疏忽是暂时的和可以自我修正的。这种观点很明显地和观察到的现实相矛盾。
缪达尔参与了这场争论，并在《金融学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货币学说论文集”的文章。校正后的德文翻译于1933年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册论著中出版。按照原计划，缪达尔在这本论著中占有的位置由林达尔的一篇文章代替。然而，后者不能够及时交付手稿，并且提议用缪达尔的文章来代替。据说哈耶克反对缪达尔的论点和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但却不得不勉强接受这篇文章的出版。做了一些修改的英文版以货币均衡论为题出版了。⑤
货币均衡论的框架结构
缪达尔坚持认为，他涉及货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将预期包含在货币系统之中”。据他看来，近期长篇论说货币分析的文章所作的贡献不能和这项议题契合。他特别指出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著作（关于凯恩斯这里说的是他发表于1930年的《货币论》）。两位专家都由于他们理论体系中的“没有涉及不确定因素或预期”而导致错误。
对缪达尔，由于他的瑞典特质，很自然地，他对宏观经济平衡问题的提出是在维克塞尔所创建的结构之内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强有力的经济波动能够被自然利率（即，一个储蓄和投资均衡的比率）和市场利率影响，在自然利率超过市场利率的情况下，对资本货物的借贷就被刺激起来。如果这种关系正相反，经济收缩将会随之而来。缪达尔不得不颇为小心地着手解决自然利率这个概念。毕竟，维克塞尔对这个问题的表达看起来就像形而上学，缪达尔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中已经强烈抨击过。
缪达尔当然对这个麻烦的状况十分敏感。这篇论著从头到尾，提到的“自然”利率都用引号引着。在这个大问题上，他通过引用瓦格曼对维克塞尔的评论，同时他自己关于此的回应是：
瓦格曼对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评论道：“这个实证建立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与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与其说解释为理论还不如说是晦涩难懂。关于此，毕竟，纯粹的形而上学认为利率就一定等同于自然利率……这个理论中神秘的概念什么都解释不了。”
缪达尔在此做出点评：
瓦格曼是客观正确的。维克塞尔的“自然比率”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问题是，是否有人可以按维克塞尔主义完美的思路对那些不仅是“得到实证的事实”甚至是他们自己观察到的一些问题作出描绘。“事实”绝不是简单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尤其如果它们具有相当广泛和复杂的特性。在每一个有关“事实”的方法背后都是广泛的理论性假说。
缪达尔将他对货币均衡的方法发展为对维克塞尔的贡献的“固有批评”。这不仅意味着维克塞尔观点上存在一个认知上的盲点，而且显然不能够阻挡缪达尔注意创新的方法。这实际上意味着维克塞尔的方法是一个出发点，然而在“累计过程”这个概念上，缪达尔却基本上全盘吸收了维克塞尔的观点。关于手中的问题，可以被定义为“货币均衡在不同方向的动态偏差”。他还认为这个过程的本质特征是产量的变化，当动态过程向上发展时实际资本产量就会上升，反之，当动态过程向下发展时实际资本产量就会有向下发展的趋势。
试想，举个例子来说，当“自然”利率超过市场利率时，信用会被认为很廉价，而利润预期就会看涨。这种情况会刺激商业在资金构成上的借入和使用。这种行为反过来将会在价格上产生向上的压力，使得期望还会有更多有吸引力的利润增长机会这一想法得到加强。这种累积的规律在运作中是能够观察到的，缪达尔写道：“当企业家们开始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时，如果利率没有增长，这种价格上涨就迟早会发生，那么这个过程就像帆船获得风力那样行进得越来越快。”
缪达尔引入一个新的术语来增加预期在决定宏观经济表现中的重要角色的理解。他的方法很明显是一种他所强调的预期作为价格构成的一个因素的一贯主张，是他在博士论文中精心论述的中心主题。在他第二次修改货币均衡理论时，引入了一个新名词用来区别储蓄者和投资人对实际的预期的结果。预期的用处包括预测或者计划，以及能影响储蓄者和投资人的决定，而实际的用途则在于储蓄和投资在事实背后可以看得到的真正的重要性。这些表述并没有出现在原始的瑞典译本中。在缪达尔的朋友和其作品译者格哈德·马肯罗特的建议下，它们被添加到了1933年德文译本中。在1939年的英文译本中，缪达尔写道：“或许这篇论文主要的贡献，如果有的话，是发明了预期的和实际的概念；同时强调清楚得认识到货币分析中周期隐性的重要性。”预期的和实际的很快被吸收到了成套的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准中。
讨论的下一步转到了承认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储蓄的决定和投资的决定大多部分是由不同的人作出的。每一个有收入的人都可以通过控制消费支出来进行储蓄。相反地，消耗资本货物的决定，是由更小的一部分人来决定的，其实就是指商人。我们无法保证公众计划的储蓄量与商人想得到的资本量相一致。当这种不一致出现时，引起收入和价格产生波动的货币不均衡的条件就产生了，并且这种不平衡将会持续到预期投资和实际投资相匹配为止，这与实际投资的条件大相径庭。作为一个簿记学问题，这些数目会与带来收入与价格变化的实际储蓄量一致。对实际投资的事后结算——特别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的那个例子—_将重点放在了投资中的非故意变化作为总量的平衡项以此来应对非均衡。这种解释不包含在缪达尔的货币均衡论中。
货币政策的角色
缪达尔认为，货币理论对制定明智的政策来说是一种帮助。但是这会引起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实际情况中，我们能期待这种货币政策有多大成效呢？他提到中央银行把对贴现率的控制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他同时强调现实世界的状况是不明朗的——如果不能全部抵消的话——货币政策的结果可能并不像中央银行所预想的那样有效。当政策制定者为减小物价和收入的压力而提高储备贴现率时，缪达尔认为应引入银行银根收紧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因素会介入阻碍减压过程。缪达尔举例说，比如工资率的坚挺，尤其是在分散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者不情愿接受工资下调；拥有控制价格的市场调节力的企业在贴现率收紧时会面临较小压力；另外，制度上的因素也会对此有很大影响。很多企业尽管净收入已下降，仍抗议减少在股息方面的支出，唯恐这样会破坏他们在未来筹集资本的机会。商业、科技行业和行政工作领域都苦恼于高级雇员薪水问题。缪达尔强调要放长眼光，考虑到稳定的中上阶层的消费喜好，他们会抵制任何侵蚀他们生活地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进行了详细阐述：
不论是从这些阶级强烈的经济安全感来看，还是从他们对社会传统的坚定支持来看（这是他们消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令人反感的、建立在名誉问题上的交际特点），这都是很自然的。
这段话可以从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找到，他把重点放在与显性消费相关的行为条件作用上。
所有这些可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统一的经济整体结合状况的松弛或紧缩会导致维克塞尔式累积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工资与限价的困难应对这个结果有很大影响，缪达尔本可以将其看做这是对市场调节力的攻击，无论是由企业引起还是由有组织的劳动者策划，但他没有这样做。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在美国，在那时都坚持认为工资一价格的不变性对持续的经济衰落有很大影响，而它们的灵活性将带来经济的痊愈。缪达尔没有照搬它们的套路，他所著的分析报告重点突出了货币政策效能的局限性。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政策干预是无效的。相反地，明智地制定相关政策对在高水平的生产和就业维持货币均衡至关重要。就这一方面，缪达尔评述道：
保持货币均衡不仅对货币政策方面，而且对整体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甚至对那些掌管劳动力市场、联合企业法规等相关部门的机构都是一个问题。
然而，他指出：“在一个经济政策没有贯彻好的社会主义集中式的经济体中，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分离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事实存在着。”
缪达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提出了另一种重要的推理，即货币均衡论。就像建立在预期储蓄和预期投资之间的平衡那样，这种均衡能在一种绝对价值的贴现率和物价水平上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货币均衡状态与最大就业率是一·致的。相反地，一种不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衰落时是可以想象并可见的。缪达尔与《通论》的作者凯恩斯是站在一起的，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如此不同。
成果的评估
1939年前，由于没有英文译本，缪达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注意。除了少许人之外，同时代的讲英语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够领会他著作之中的信息。在1933年出版的德文译本中，缪达尔已经注意到缺乏国际传播对宣传源自瑞典的创新经济思想是一种障碍。在英格兰，他评论道，维克塞尔的分析思路不能很好地被理解。他还将D。H。罗宾逊的《银行和价格水平》描述为“一本有意义的小册子”，但是“由于罗宾逊也缺乏对维克塞尔和他的学生的彻底了解，他也不得不毫无必要地自己想了一遍这些问题”。缪达尔还说：
凯恩斯的新颖的、才华横溢的而且有些地方写得不太清楚的《货币论》，完全浸透着维克塞尔的影响。然而凯恩斯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盎格鲁一撒克逊不必要的原创性所伤害，究其根源，是因为德语与英语经济学家存在语言上的系统性的鸿沟。
然而一位英国读者在读完德文泽本之后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约翰-希克斯，后来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评论了《经济学》这本书。他认为，“毫无疑问，缪达尔的著作标志着一次巨大的进步。这本书简直就是那种人们不愿意批评的书，唯恐一个人的批评会阻止一些读者去检验书本身——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希克斯把症结归咎于“预期”与“实际”储蓄和投资的概念这些基础性的定义。这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希克斯1934年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我现在觉得我当时的评论太草率了，我根本没有表达出我从缪达尔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他又补充道：“……尽管我高度赞扬了那本书，可是我觉得我赞扬的还不够。”希克斯进一步发现他对缪达尔的研究使得它能够轻易地理解凯恩斯《通论》中所表达的意思。尼古拉斯·
卡尔多——当德文版问世时他也在伦敦经济学院——说，纵观希克斯，他把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们送上了轨道，尤其是缪达尔，使我第一次明白了奥地利学派的米瑟斯和哈耶克“货币”方法的缺陷，并且使我在《通论》出版三年之后开始相信了凯恩斯。
当英文版《货币均衡论》1939年出版时——此时凯恩斯的《通论》发表已经3年了——评论家们自然而然地对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注意到缪达尔关于凯恩斯和罗伯逊的“有吸引力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的不必要的原创性”的评论，这两个人“发现他们的许多思想其实早被维克塞尔想到了”。她进一步发现瑞典经济学家们享受着维克塞尔将他们从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好处。他们进一步受到了“维克塞尔成功地培养出来的把批判权威作为第一要务的学生”的好处。
她还引用庇古的评论“马歇尔的学生们将尊重权威作为事业和第一要务来做”。罗宾逊夫人还注意到缪达尔的货币均衡论在任何水平的经济下都能够成立，并且“当然会在经济萧条时盛行”。这意味着缪达尔在货币均衡论中展示出的“自己的争论”只是“第二位重要的事情”。毕竟，对剑桥学派首要的事情是达到和维持充分就业，在缪达尔的分析中并没有完全涉及。缪达尔被批评为“持有一定数量的事业是必要的和合适的，这是为了防止工人们的‘垄断地位’太过强势而使得货币工资和物价不断上涨”。
在《美国经济评论》中的一条通知摘要中，保罗·萨缪尔森表示欢迎这一“重要评论”的提出，因为它使英语的读者了解到了“精力充沛的瑞典学派的思想”。然而他又表示自瑞典出现原始出版物以来，其“以利益为中心和强调货币理论背离了维克塞尔式的分析”。他“从一些较新的角度”解释“基础性的不足”，比如，与产量和就业相比，这一评论过分强调了价格和利率运作的重要性。他补充道：“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作者意识里的《货币均衡论》必然会导致50%的失业率这一点。”
罗宾逊和萨缪尔森明显是用凯恩斯理论的观点去读《货币均衡论》的。后来就职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巴·P。勒纳神父也是如此。他主张：“这一批评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不懂瑞典语（也不懂德语），所以面对瑞典经济学家如何领先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传言只能干着急。在已经把思想的精髓通过迂回路径公之于众之后才把作者的思想展示出来的情况下，原作看上去就像是旧货，颜色已经褪得很严重了，这对作者的不公远远甚于前者。这一令人遗憾的结果在当前凯恩斯取得的重大进步的情形下而显得尤其明显，因为对凯恩斯在将瑞典思想的模糊影响注入系统的体系过程中表现出的天赋，这些再版物总是无意识地表示赞叹和敬意。”
对缪达尔更坚定的赞成，出自当时就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华德·埃利斯的笔下。他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中写道：他预计缪达尔的书卷会“严重挑战当前由凯恩斯发展而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对这一点的详细说明中，他评述道，不同于凯恩斯的理论，缪达尔在不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实现的平衡不包括，或者说至少不需要：（1）通过囤积来持续吸收消散的贮存，（2）对资本的无弹性需求清单，（3）停止净投资。他又补充道，既然凯恩斯理论体系的这些特征已成为众人极度怀疑的对象，一个没有这些特征并考虑到在经济萧条时期节约和存款使投资蒙受的明显的挫折而对持续失业进行解释的理论，值得认真考虑。
他认为缪达尔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毫无疑问，对缪达尔的贡献最热情的称赞来自英国的G。L。s。
沙克尔。在他看来，在缪达尔1933年的论文中，我们会发现大量全新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组成了简洁而连贯的整体。他认为，这篇论文已经成为现代动态经济学最本质和典型框架的一部分，并且，至少在英国经济学家的观念里，这一荣誉的得来是因为文章自身而不是其真正作者；在他看来，宣称缪达尔的论文的构思的独特性和勇于开拓的重要性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领域出现的一切事物。G。L S。沙克尔在这里很明显地暗示了缪达尔已领先和胜过凯恩斯。
熊彼特的观点与G。L。S。沙克尔很类似。他赞赏缪达尔与瑞典同仁林达尔、俄林和兰德伯格一起促进了维克塞尔主义的发展，使其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重要点上领先于英国凯恩斯主义，只是没有被英国经济学家所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缪达尔起了领导作用。
反问
如果缪达尔在1936年以前出版了他的那部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著作的英文翻译版，那么在经济理论方面，整个世界是否会因此而采用缪达尔主义革命或者缪达尔一凯恩斯革命，而不是专称凯恩斯主义革命。或许，但是可能性不大。维克塞尔框架是围绕一般价格水平的不稳定性来建立的，而不是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构建也是如此。相比前者，后者的理论在大萧条时期有更突出的特点。除此之外，不像缪达尔，凯恩斯解决了货币需求的问题（在此，凯恩斯引进了货币持有动机和“流动性陷阱”的概念）。这个巧妙的概念能够很好地解释20世纪30年代，在商业银行体系尤其是美国所存在的过剩储备积累的现象。
而这点理论在缪达尔和维克塞尔主义之后的其他瑞典人的分析中是没有的。
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缪达尔被问到为什么他在1933年没有更进一步出版英文翻译版时，他的回答如下：
我是在用瑞典语为瑞典人写作，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我是在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写作。对我的思想能否被广泛的读者所认知了解，我并不是特别在意。我记得曾经收到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邀请，他们想在他们的期刊上发表我在1933年1月所做的社会民主政府预算附录的翻译本。但是我拒绝了邀请，原因在于我当时完全专注于在瑞典的工作，不希望做那些麻烦的校对翻译的工作。
但是谁能够分清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分界线，从而说出他们谁是冠军呢？这个话题在以俄林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和以唐·帕廷为首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之间催生了大量的著作。B。
古斯塔夫森描述，作为理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种辩论已经达到了目标。这种争议将在不久的某个时候通过达成共识而得到解决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不久，在他访问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凯恩斯理论就得到了接受。
1936年10月1日，凯恩斯作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特邀嘉宾，在斯德哥尔摩学派发表了一篇演讲。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他的演讲题目是“我背离传统经济的始末”。当时在现场的有纲纳·缪达尔、伯蒂尔·俄林、埃瑞克·兰德伯格，还有达格·哈马舍尔德。
俄林告诉凯恩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成员们以一种赞同认知的喜悦读完了《通论》。演讲之后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午夜。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用“太古典”来评价凯恩斯。
按照《货币均衡论》的地位和意义，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缪达尔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为什么颁奖词中没有提到货币均衡理论，则一直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