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年首次发表）
1927年春，缪达尔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由于表现出色，他上/获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很少有人获得的“劳达特奖”。这一成就使他很自然地具备了大学副教授的资格。他对新的工作热情高涨，并热切希望在此职位上做出一些成绩。他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因为他的那些资深同事们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权威性，他们软硬兼施以阻止任何人去独立思考”。
1928年1月，当缪达尔在斯德哥尔摩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指责老一代经济学家在建立“最大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理论过程中没有对“实际”和“价值”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时，他公开地也是首次宣布了他的独立性思考。他的指责让伊·菲·赫克歇尔教授（他参与建立了上述两个理论）蒙受了“奇耻大辱”，从那以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几乎破裂了。
1928年4月至5月间，缪达尔在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所做的题为“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和‘效用’两个概念”的系列讲座中又发展了他的上述观点。在提交给大学注册主任的介绍材料中，他说他打算把这一讲座课程当作是“与经济学理论中一些返祖观点的对抗”以及对“仍被困在形而上学的‘蜘蛛网’中的老经济学家们”的批评。
缪达尔在这些方法性问题上的努力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的初稿。这本书最终是在美国完成的，那时他和埃娃获得了1929～1930学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夫妇同时获得奖学金是罕见的，不过纲纳已提前讲明除非埃娃也获得，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个奖学金）。
在申请中纲纳写道，他计划研究“美国经济方法学以及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埃娃的项目则是关注美国社会心理学方法。他们二人作为研究员最初主要是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工作，1929年10月中旬，缪达尔夫妇乘船到了纽约。
从《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的开篇部分可以看出，缪达尔的关注点主要是消极方面的，毕竟，他被“需要反对前辈们的精神支配”这一信念激励着。缪达尔的朋友——哥本哈根大学的经济学家——开玩笑地把他的这一“智举”比做“弑父”。
核心讨论
《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建立在缪达尔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教材的详细阅读之上，而对那些具有英国传统的作者的教材他尤其关注。在整个过程中，他对美国和瑞典的经济学家的论著也给予一定关注。不过，由于对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忽略，因此，该书在这这些思想方面的贫瘠已显现出来。
贯穿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主流经济学引起的实证分析系统混乱（这里的实证分析是指能被经验所验证的且具有规范性的分析，它反映的是对什么是“好的”、“合适的”以及“最佳的”判断）。他坚持认为，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都是犯有哲学错误的，因为他们在“是什么”的描述性分析以及“应该是什么”的评价性观点之间存有宽容忽略的倾向性。他们工作中的这种标准的价值核心主张因而是深受质疑的。
首先，这种现象从经济理论家们所使用的规范术语中就可以看出，例如，来看这几个词：“均衡”、“平衡”、“调节”。每个词都可以被理解为展现一种特殊的状态（尽管是假设的）。同时，每个词又都含有“好的”或“令人期望的”结果的弦外之音。同样，“职能”这个术语的使用看似没有什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关于此，缪达尔评论道：
举例来说，可以说“企业家的作用是承担风险”，或是“使各种生产因素结合起来”，或是“指导生产”。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中的解释异常简单，“作为履行这一职责的奖励，他获得了利益”，此后，这一解释继续发展并会考虑这一事实：当企业家为其所得利益而进行某种调整时，他已经在履行一种“职能”了。
经济学家们在日常词汇中直接使用了许多规范的概念，也就是“效用”、“价值”（当提及一些在市场交易中难以观察到的东西时）、“福利”、“主观成本”，这使得上述困难逐渐加大。在这些术语中，每一个都含有难以测量的形而上学成分。在缪达尔看来，如果经济学还想维持其本身的科学客观性的话，那么就必须彻底清除这种形而上学。在这一问题上，其想法受到了乌普萨拉大学的一名瑞典经济学家阿塞尔·黑格尔斯多罗姆的影响，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与英国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观点一致。
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呢？缪达尔认为它最初源于自然法则对其创建人的思想的影响，后来他们又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在第一代经济学巨擘的思想演变中，把“是”与“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想法一直存在。无论是重农主义者还是崇尚英国传统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都把“自然的”和“实际的”并列看待，持有这些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其中有何不当。把人为干预的经济结果（这其中有形之手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潜在的、易理想化的“自然”状态相比是他们项目的核心。国家不应该干涉，不应该用“有形之手”来代替“无形之手”，这种偏见深植于他们的观点之中。
在19世纪，边沁实用主义的出现引入了一个新术语，但却引起了“是”和“应该是”之间的混淆。实际上，这_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它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系统地阐述了伦理科学。它的“最大幸福”原则说明了人类活动的目标。显而易见，用“幸福微积分”来测量那些显性的、可以增大幸福的纯量是应该追求的。
其实，只要向前一小步就可以超越这个结论，就像主流学术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采用完全竞争的体制就可以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19世纪后期，原来的实用主义突然转向边际主义。但是“事实一价值”这个难题仍未消失。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先驱者——美国人约翰·贝茨·克拉克——为缪达尔的批评提供了近便的目标。
克拉克更多是关注“分配中的道德问题”，事实上他的第一本书（《前边际生产率理论》）就用了这个题目。当他设计的新的分析工具完成时，他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如果工人们，还包括其他生产因素，按他们的实际产量价值给予报酬的话，那么“分配公平”即可达到。一般情况下，如果支配生产和市场的公平竞争条件存在，这种分配公平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时间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构成了对实用主义最高权威的威胁。例如，约翰·弥尔就质疑所有形式的满足是否都是相等的。他个人认为“高层次”的精神满足显然优于“低层次”的物质主义和肉体满足。此外，人际间的效用比较的合法化及其实现问题也开始遭到质疑。像这些被质疑的问题不论是否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对政策进行判断都被指称为合理的，因为它们被期盼用来提高社会的幸福感。尽管主流社会中的很多人都承认这些对立观点的存在，但由于它们不重要或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用价值而不被接受。
一个支持放任主义的更大的项目却有一个重要的漏洞。利益集团的和谐支配的猜想在他们的主张中是含蓄的，因为它导致了国家的幸福结果。而这个猜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是被人怀疑的。从分析的层面上，李嘉图已经证明，地主们的利益总是和那些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的利益相抗衡。而且马克思也建立了一整套以内在不和谐因素为基础的系统。然而，新古典主流社会中的执业者却有这样一种标志性的趋势，他们把复杂的事物从他们的模式中清除出去，继续从原有利益支配者的和谐前提着手。
缪达尔对正统的需求理论和价格构成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彻底的控诉。他对经济行为中关于合法性的一般假设的实现性的接受程度表示怀疑。他指出，现代心理学不再把理性的享乐主义作为研究基础。实际行为是被很多因素影响的，其中很多是非享乐主义的因素，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那些不合理的情况也该被考虑在内。
缪达尔对经济合理性的部分评论使人联想起托尔斯坦·凡勃伦的观点。
尽管在写《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时，缪达尔对凡勃伦的作品很熟悉，但是他在有关经济合理性的理论评论中却没有提到他。相反，他认为凡勃伦是自由主义一般猜想的“俘虏”，因为他关于生产过程中由有市场影响力的生产者带来的“明显浪费”，似乎暗示了期待从完全竞争中获得的结果将提供一种判断的标准。总的来说，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中，缪达尔对凡勃伦的评价是苛刻且不够明智的，但是我们应该记得，1929～1930年问的缪达尔还处在他的“纯理论”阶段，而对他那时理解的“团体主义”他还是充满敬意的。
对两个应用实例的批评：对消费者行为和公共财政的研究缪达尔不接受在标准的新古典需求理论和价格构成理论中使用的“边际效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大到无法计量，因此带有特定的令人反感的形而上学的迹象。在这个关系中，他踏着他的导师古斯塔夫·卡塞尔的足迹（尽管在许多方面，缪达尔事后在许多方面批评了卡塞尔的做法，但从这个例子上看，他是个忠实的追随者），在他的著名作品《社会经济理论》中，卡塞尔认为，介绍形而上学的概念用以解释消费者行为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卡塞尔把“把科学从经常被贬低到最差的一种学术主义的讨论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要尽可能对事实的和确信无疑的经济理论中的重要问题集中精力研究，这种激进的清洗就是非常必要的。”对这一部分，缪达尔这样写道：
新的理论研究了供给和需求取决于价格的方式。这个理论把需求和供给作用的持续性作为前提，但是没有以实用理论为前提。关于高兴与痛苦，利用、牺牲或个人价值，任何事都不需被假设。
在他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缪达尔认为，这个学科的这个分支部分受制于方法的困境。他写：道：“在其他任何学科中，形而上学的侵入都没有造成如此大的危害。”问题出现了，首先是由于征税和公共支持的讨论可能不仅仅涉及到个人，而且面对了更大的集体。他把这个形容成“共产主义小说”。这些包含锻炼在内的“社会开支”，再次引进了关于人与人之间对比的有效性这个熟悉的问题。关于是否需要的总数会被成功地表现出来的怀疑，向宣称描述了社会幸福水平的声明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毕竟，这些主张是以个人的作用被强化到单独的数量中为前提的。类似地，关于“国民收人”这一概念的科学支持也产生了问题，一些人可能被引诱，声称总体建设的扩大可以提供更充足的证据来说明社会的幸福感已经增加。如果没有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的总体生产就会有成比例的积极的提高，这时这个结论就会是无正当理由的。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增加国民收人与生产量的增加会产生收入分配的非中立的变化，这是很有可能的。结果，以社会收入的增加来表示，明显的改进可能使一些社会成员的情况变得更糟，这是完全可信的。可以把这种情况认为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情况变好的表现，这样就包括了一个隐含的价值判断，即对收入再分配结果的不在乎。
推荐那些声称能够使更大团体受益的政策的公共财政理论学家面临着一个附加的困难。在几乎所有普遍的例子中，纳税和花钱项目中的改变必定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变。相反地，这产生了需求情况的改变，并导致市场价格的改变。因此，改变前后两方面的国民收入稳定的比较基础是缺乏的。毕竟，国民收入的计算可以从市场价格层面估计产量，而市场价格在这两个考虑中的阶段内是不会相同的。在这些条件下，如果他们还能提出一个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能代表他们政策方针的建议，经济学家们就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在他进一步的批评中，缪达尔特别关注于两个瑞典经济学家：
克努特·维克塞尔（他的贡献缪达尔大体上很钦佩，但是他们私下里却不认识对方）和埃里克·林达尔（一个朋友和早期同学）。
他称这个讨论被他的评价所鼓励，认为是“可能在瑞典公共财政学领域占有最重要的理论地位……维克塞尔和他的学生林达尔做了最为透彻的、最为始终如一的努力以证明财政政策是合理的。如果他们的努力不管怎样依旧失败，那就是他们在尝试做一件不可能做成的事”。大概，缪达尔本可以就维克塞尔和林达尔的新古典理论概念中使用的“形而上学的独立存在物”给他们挑错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得到明确的结论，他使批评的观点暂时中止以研究他们选择的构想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是否有说服力。
林达尔对待问题的态度那时受限于具体的检验。它开始于林达尔关于权利运用目的的陈述：
这一理论是用来解释财政问题中公平的概念的，也用来在对财政现象的作用结果做调查后，形成可以应用于不同问题的原则。关于纳税的道德原则以及那些反对观点的阐述当然可以或多或少地绝对一些，但是应该达到原则上的统一……一个客观的解决方法是明智解决实际冲突的首要条件。
后来，林达尔区分了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政治方面”，指那些关于“财产分配的社会公平性”的看法和评价，以及那些期待的随社会观点变化而改变的观点。这并不是财政理论家的工作，“解决基本社会问题，即使一个客观的方法也是有可能的。”另一个，被形容为“纯粹的财政问题”，与税收负担的分配的“公平性”有关，且林达尔认为可以客观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目的的指导性评判标准是被这样表述的：“纯粹的财政范围”内的纳税原则应包含要求在内。这个要求是通过纳税放弃的边际价值在金钱上应与纳税人获得的边际服务的公共价值相一致（在这一规定中，有一个值得赞扬的独创元素，大多数规定纳税公平性的规律的早期尝试都倾向于认为政府花费是“无成效的”，而林达尔的原理则使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明确的合法性）。
在缪达尔看来，由于“社会政治”方面和“纯财政”方面存在相互作用，一个基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着。首先，它提出问题收入和财产“正确”分配是什么意思？社会对“正确”的判断大概是指被“纯粹的财政”规定指导之前收税的情况。但是与这一原则相一致的税收和公共支出将改变整个经济环境，也得打破原有的收入方式。因此，如果税前分配是“公平的”，那么税后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缪达尔总结说“纯粹的财政”理论是“武断的”，作为公平的根据，有比其他理论都坏的主张。缪达尔匆匆添加的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不能为公共财政提供适当的政策，关于纳税发生率的详细的实证研究还是很需要的。事实上，应该首先关注于这种调查，但是经济学家们应该阻止缺少有关税收公正性和消费政策的研究的发生，他号召大家发展一种经济学技术，一种去除了估价和形而上学的技术，它的关注点应该是构建价格形成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利用”的概念无论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都将被禁用，且在标准的处理过程中，应该引用除去公平考虑的纳税发生率的研究。应该提到，他的关于经济技术的讨论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的研究相比较，缺乏说服力，后来，他便远离了这一立场。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这本书的结尾部分，缪达尔总结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只有在经济学家放弃所有要求假设一般规律和准则时，他们才能达到实际上的客观，即保持理性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尽可能以完整的、正确的事实为依据，但是难道政治是合理的，且经济学家应该支持这个努力，这个陈述本身不是一个标准的原则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科学努力的可能性依赖于需要进行理性讨论的默认的假设。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论文中的合理性，专家们有责任从他们分析的成套工具中，去除满载所谓价值的形而上学的假设。”
作品的接受程度
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中，缪达尔没有明确地提到资深的瑞典同行们，除了他们一些值得称赞的部分，例如，在需求理论的组成中，卡塞尔对边际利用的反对就是他所推崇的。
然而，那些资深的经济学家们明确知道自己是这个研究计划的目标。赫克歇尔非常生气，表示不可能原谅缪达尔。卡塞尔则发誓尽管他和缪达尔能够维系个人间的友善，但是他永远不会读这本书。维克塞尔，以他的攻击传统信仰主义而著名，本可能更加赞同缪达尔——除了批评他研究公共财政的理论——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关于这本书的很少的评论首次以瑞典语出现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题为“青年的反叛”的文章，作者是恩斯特·维格福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物，他后来在瑞典政府内与缪达尔同时任职时有过合作。
1932年出版的德国版本，吸引了一些评论家，他们曾对缪达尔和马克思一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社会科学和与曼海姆相关社会学知识的观点之间的相似性发表过意见。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梅森注意到这本书的论点，即主流经济学已被“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性所曲解”。他还说，这篇论文并不新颖，新的观点应该是受到一个有能力有学识的经济学家严谨认真的检验过的。梅森同意作者的“大部分观点”，但是对这种倾向性已经到了破坏经济理论描述性和解释性价值的程度这一问题他坚决不同意。缪达尔似乎批评过度了。
1959年出版的第一个英语版本还包括德文版的翻译者保罗·
史翠登撰写的附录，名为“近期的争论”。这个有价值的贡献引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关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讨论。正如史翠登所写，缪达尔所描述的虚假的组成形式在那时仍然很活跃。这是很明显的，例如，在约翰·希克斯和尼古拉斯·卡尔多的分析中，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政策可以使一些社会成员更加富裕，尽管其他成员更加贫困了，那么它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好的”。真正的考验是获得者是否可以补偿那些失去者且仍然富裕（这篇文章中指的补偿，是假定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I。M。D。利特尔关于这一立场作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断言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收入分配中的改变，这也回应了1930年阐明的缪达尔式的主题。
1953年的英文翻译吸引了不同的评论。路德维希·范·米瑟斯无情地并错误地把缪达尔对经济理论的批评同制度主义者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提出的文字攻击结合到一起。那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里茨·马克卢普承认，不该与缪达尔的主要论文有任何严重的争论，因为“价值不应该通过谬误的讨论而被融入到经济学中”，“经济的理性总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原则而变得晦涩难懂”，“基本概念总是被指控有标准的含义”。但是不同意关于“不实际的假设”和“抽象的理论”的不必要的（并且是误导的）评论。牛津大学的约翰·希克斯反对缪达尔支持的卡塞尔思想，即需求理论可以“不通过任何优先等级，甚或是普通的顺序等级排列的假设”而被建立。而且他认为缪达尔“甚至不同意真正收入的最大化是一个合适的经济名词”这点非常可悲。总的来说，他痛惜缪达尔对已知的经济学理论这个宏伟的“建筑物”所进行的诽谤，而且他还给予了解释：“他此时做的是不允许经济学进入社会学领域。”尽管有这些存疑，1974年诺贝尔奖选拔委员会的委员注意到缪达尔的书《政治因素》是“如何在政治价值观的许多研究领域嵌入经济研究的开创性的评论”。
纵观他的一生的事业，缪达尔一直全神贯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而且他的立场随时问不断改变着。在他为1953年英译本准备的序言中，关于“科学的”经济学是否能从所有的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他修改了他原来的观点。在他事后的想法中，他写道：
正如我现在看到的，相信不经过价值判断就能取得的大量科学知识的想法是天真的经验主义。事实不能仅仅通过观察而使它们自己形成概念和理论。在所有的科学工作中不可避免会有已经存在的因素。在答案给出之前必须要先问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兴趣的表达，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