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当我还是一个邋遢的小姑娘时，他就像细雨润土一样，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如今，几十个春秋过去了，我已经是人到中年，然而岁月的流水，却未曾涤去我的怀念，也未曾冲淡我的感情。每当想起他时，总是肃然而起敬意。因为，正是他——杨顺清叔叔，作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在惊涛骇浪中，载着我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激流险滩。
杨叔叔来了！
197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医院查房，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你杨叔叔来了！”“杨叔叔？”我惊叫起来。哦，杨叔叔，他来了！我立即告假，火速赶回家里。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推着自行车迈进家门时，迎面走来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头。我低低叫了声：“杨叔叔！”就哽咽得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拉着他的手，兴奋地端详着他。距离最后一次相见，14年过去了。如今的杨叔叔，已经很老很老了，蜷缩着的身躯，比我还矮了半头；脸上密密的皱纹，就像老丝瓜皮；牙几乎全部脱落了；干瘪的嘴角抖动着，微微地绽出笑意。唯有那两只眼睛，虽然已经呈现出老年人的浑浊，却依然闪烁着我所熟悉的朴实而善良的神采。可能是由于进京瞻仰主席遗容吧，他特地穿上了一身新的、显得过于肥大的中山装；在胸前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塑料名签，闪着“贵州代表团”几个金字。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用目光询问着我。我知道他要问的都是些什么，但是家庭变化之大，十几年的曲折经历，岂能用几句话说得清！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正是他，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代替了我的爸爸和妈妈，用他那粗糙的手，抚育了我七年；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温暖了我七年；用他那高尚的情操，陶冶了我七年；使我在漫天烽火，动荡不安的童年岁月里，虽受尽磨难却浑然不觉，只一味地享受着属于孩童的快乐。真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引以为豪的是，那样早，我的心灵就在高贵情感的哺育下，萌发了它最初的嫩叶幼芽。
一个残废的老红军
杨顺清叔叔，是位老红军，与今天许多威名显赫的将军们一样，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他的面颊和右腿负伤，成了残废军人，不得不离开战场，来到后方延安，先后担任过马夫、管理员、收发员等。以后，又被调来照顾我。
在此，我要郑重说明的是，杨叔叔——杨顺清同志，他始终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而绝非世俗所谓的“保姆”。
那个年代，正是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上自毛泽东，下至炊事员，都一律过着简朴的供给制生活，进行着极为紧张严酷的战斗和工作，哪里有可能去照顾孩子！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由党——这个有众多子女的母亲抚养了。因此在各种各样的革命分工中，就有了一项抚养革命后代的工作。这是当时特定革命环境所产生的特定事物。这里没有雇佣关系，没有金钱的概念，没有尊卑之分，除了对党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私人的义务。杨叔叔，就是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无数同志中的一个。
王家坪的小女孩
那时，我们家住在延安王家坪。我还记得那一层层的窑洞，还有那一排排纸糊的也许是玻璃的方格子窗户，靠房根，摆着爸爸的宝贝——一盆金钱菊花。在他精心地侍弄下，居然开出了一朵金黄色的花朵。女孩子家爱美是无师自通，我掐了花儿戴在头上，为此挨了爸爸一巴掌。这是我唯一一次挨爸爸的打，那时我还不到两岁。
最早带我的是个愣小伙子，叫段民生。也许他有统率千军之才，抵挡万夫之勇，但他却实在不知道如何去抚育一个两岁的孩子。结果，他就像对待连队战士一样对我进行“军事管理”。穿着连脚开裆裤，含着小手指的我，只得睁着一双惊恐的小眼睛，来聆听他的那些虽无恶意，然而却是绝对听不懂的、像炸雷一般轰鸣着的训话。有时，多半是为了两岁孩子常犯的那些错误吧，反正，屁股上总难免挨几下子。他是四川人，爱吃辣椒，他也让我吃，辣得我直哭。他要是去挑水或干别的事情照料不到我的时候，就用绳子把我拴在小床柱上。在这样威严的“阿叔”面前，我就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小鸟，既不敢哭，又不会笑。后来，他上前线了，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我至今想起他时，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
换来了杨叔叔，尽管我那时还很幼小，而杨叔叔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说的话我全能听懂，觉得温和极了！他的表情我全能领会，觉得亲切极了！他的一举一动对我来说都是富有意义而又快乐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变得活泼起来，一天到晚用那五音不全的小嗓子唱“东方红，太阳升……”“风在吼，马在叫……”在杨叔叔这个“乐队”的伴奏下，还美滋滋地跳舞、扭秧歌。
男“妈妈”
最慈祥的妈妈，也不过像杨叔叔这样。他从来没有对我板过一次面孔，没有厉声说过一句话。在人前，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对我，却有着滔滔不绝的话。他常常会轻声细语地给我讲道理，话很普通，但却是作为一个农民和革命战士对人生最质朴也是最本质的看法。
1943年，正是顽固派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面临严重饥荒的时候，为了我的营养，杨叔叔养鸡。有了鸡蛋就给我吃。还在房前空地上种了西红柿，那红红的、甜甜的西红柿就是我的水果。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摇车纺线，然后拖着伤腿，来往60里路，到雀儿沟给我换西瓜、枣和梨。有时，他还一瘸一拐地到市场上去揽担子挑（挑柴、木炭……），为的是换些零钱，来补贴家用。
我的妈妈，当时在整风运动中被审查不准回家。这个所谓的家——即爸爸、杨叔叔及我组成的家，实际上完全靠杨叔叔勤俭操持着。若不是他，我们生活之艰难，是不堪设想的。清贫的父母，当然拿不出什么来酬劳他，他也从不计较，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儿童的判断，往往是最直观，也是最本质的。杨叔叔尽管目不识丁，却不妨碍他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是他，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善良、诚实、宽容、同情心、信守诺言等等这些品质灌输给了我。
他这个“男妈妈”，是个“真丈夫”。
延河畔送别
1945年初，爸爸妈妈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从西北到华南，几乎斜穿了整个中国，一条多么艰险的历程！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又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很显然，无论如何是不能带我去的。妈妈为了新的战斗和艰苦生活，行前做了绝育手术，这样，我就成了父母的独苗苗了。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延河畔送别的情景：阴霾的天空，低垂的云幕，刮着阵阵卷着黄沙的寒风。杨叔叔抱着我，伫立在路边。爸爸还是爽朗地笑着，大声地与送别的同志们握别，最后才来到我的身边，紧紧握了下杨叔叔的手，说声：“老杨同志，拜托了！”然后亲了我一下，就策马而去了。他走得是那样急急匆匆，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那情景真有点“风萧萧兮延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妈妈毕竟是妈妈。她看到我那欲哭而又不敢哭的可怜的小样，禁不住流下泪来。她深沉地对杨叔叔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了，这孩子就当作你的女儿，你就把她带大吧！”杨叔叔挺直身板，一个立正，大声说道：“首长，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妈妈也一步一回头地走了。从此宝塔山下，延河之畔，朝朝暮暮，人们见到形影不离的一老一少，那就是老杨头和他的亮亮。
千里寻父
部队行至河南，日本投降，爸爸妈妈奉命转战东北。1946年，不知哪位好心人以爸爸名义发电报给中央组织部，请组织托人将我送至吉林省白城子（当时辽北省委所在地）。杨叔叔对组织上说：“孩子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交给了我，我要对亮亮负责到底，我不能离开她，我去送她！”
当时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于8月1号动身，刚来到延安机场，就碰到敌机狂轰滥炸，马惊得腾空嘶鸣，把我从箩筐里摔了出来。千里寻父的路，就这样开始了……
像绝大多数从延安出来的孩子一样，我的摇篮也是在毛驴背上的。我坐在箩筐里，摇啊摇，白天看白云红霞，晚上看月亮星斗，茫茫的黄土高原啊，哪里是你的尽头？
杨叔叔对我照顾得分外仔细，每当夜间走山路时，他就用绳子把我捆在毛驴背上，亲自牵着缰绳在旁护卫着。有一次，坐大马车翻一座山，杨叔叔怕出事，宁可背着我步行。果不其然，那辆大车翻到山沟里去了，我们总算免于一死。就这样，杨叔叔背着我，吃力地迈动着他那条伤腿，跋山涉水，朝行暮宿，走过了一条条西北高原的羊肠小道，翻过了一座座荒凉的黄土山岗，穿过了一道道森严的敌人封锁线，终于来到了同蒲线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火车。
我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坐上火车直奔东北了，哪里知道还要经历以后那么多的磨难呢！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兵。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了一节闷罐兵车。里面挤得要命，黑乎乎的，分不出是白天还是夜间。我蜷缩在那儿，一个士兵的一条粗大的腿，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得嘤嘤地哭泣起来。我第一次见杨叔叔发那么大火，他狠狠地推开那个大个子士兵，吼着嗓子大吵了一顿。车越来越挤，那些高大的士兵，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座大山，我被挤在夹缝中，都快窒息了。杨叔叔怕我被挤死，就抱着我，拼着九牛二虎之力，跳下了火车。这样，我们不得不放弃坐火车去东北的愿望，只好东碰西撞，走一程算一程了。
我们走啊，走啊！总算来到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可是又赶上我军撤退，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搭上了一辆载货卡车，杨叔叔坐在车尾，双腿吊在外面，用他的背来为我挡风御寒。当汽车开过大桥时，他回头看我，只见我站在他背后，两眼泪汪汪的。原来车装得太满了，就连我这么个小不点的人儿，都没有个空隙可以坐下去。杨叔叔心疼了，毫不犹豫地抱着我跳下车来。这时已是深夜，无处投宿，杨叔叔就将行李铺在田野上，让我睡下，他守着我直到天亮。第二天我就病了，一连几天发着高烧，滴水不进，整天讲着呓语，是得了肺炎。那时正是撤退的紧张关头，天天敌机来狂轰滥炸，杨叔叔急死了，他几乎绝望了，握着我滚烫的小手，泪流满面地说：“亮亮，见不到妈妈了，怎么办呢？”
在他日日夜夜的护理和照料下，我的病终于慢慢好了起来。这时天已经冷了，转眼就要进入严寒的冬季。杨叔叔见我大病初愈，体质虚弱，再也经受不了严冬的侵袭和路途的颠簸，就决定到崔家庄过冬（那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借居在老乡家里，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杨叔叔总是千方百计地给我换点细粮吃，甚至不惜花钱，让我到饭馆去吃顿好的。每逢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而他自己一直吃粗粮和咸菜。他还买了棉花和布，用一双战士的粗手，一针一线地为我做了棉衣、棉裤。虽然不太好看，但是穿上去是多么温暖啊！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艰苦行程。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打响，根本无法穿过敌占区直接进东北，只能绕道而行。我们从河北经绥远来到山东，从烟台坐船到大连。我还记得那条悬挂在船舷边的摇摇晃晃的绳梯。杨叔叔用背带把我捆在背上，吃力地攀登上去。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在杨叔叔背上看到了那无边无际的滔滔大海。从大连又漂流过海到朝鲜，然后坐了五天的火车，经图们江再次折回中国境内，又穿过辽宁和黑龙江，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当时的辽北省省会白城子。这时已是1947年初夏了，我们这一老一少，在战火纷飞的路上整整颠沛流离了一年之久。
我们从延安出来时，除了一张组织介绍信，分文未带。我们是一面行路，一面筹款。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只要一听是一个远离父母的革命后代，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的父母，都会热情地给予帮助和照顾。否则，在那样的战乱年月，一个残废人，领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要穿过七个省份，行程上万里，如果没有党的关怀，没有革命同志的照应，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早就抛骨荒郊了。
回到爸爸身边
我终于回到了爸爸的身边。我至今还记得初见爸爸时的情景：哨兵进去通报后不久，就见从大院深处跑出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中等个穿军装的人，瘦削的面颊，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锐利的眼睛。我一见他就不由得害怕起来。当他兴冲冲地一把抱起我时，虽然满脸是欢笑，却把我吓得哭了起来。杨叔叔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说：“亮亮，这就是你爸爸啊！”爸爸热烈地握住杨叔叔的双手，“感谢你！老杨同志，你辛苦了！我们一直打听不到你们的消息，还以为你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呢！”这时，旁边一个高个子叔叔（高鹏司令员）笑着说：“我也是乘这列火车刚回来的，我看到了你们，但是我哪里会想到这是陶铸同志的小女儿呢？我还以为是逃难的呢！”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虽然已是初夏，还穿着棉衣，破破烂烂的，确实跟叫花子一般。
当爸爸抱着我，往院里走时，我一直频频回头，在人群中寻找我那亲爱的杨叔叔。只见从不流泪的杨叔叔，此刻正用手掌揉擦着眼睛，泪水从粗黑的指缝间流下，那滴滴的泪水啊，……我越发哭得伤心起来。我当时很生这个胡子拉碴人的气，我认为他把我从杨叔叔身边“夺”走了。进到屋里，见墙上挂着一张我的相片，原来爸爸妈妈以为我已不在人世，特地放大了两张我的相片，一人一张，以作纪念。
我到达白城子的时候，妈妈正在前方，所以当时没见到她。这天晚上，爸爸、杨叔叔和我，三人摆开了“龙门阵”。杨叔叔光是咧着嘴憨笑。“老杨头千里送亮亮”的故事，还是由我叙述给爸爸听的。爸爸一面听，一面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默默不语的杨叔叔。最后，他笑道：“亮亮，你这么小就出过国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你走过的地方多呢！”第二天，爸爸逢人就得意地说：“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聊了六个小时。”人们听了都暗自好笑：这个陶政委，跟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哪来那么多的话说？
相册里，至今我一直珍藏一幅照片，是初到白城子时，我跟杨叔叔的合影。我俩都穿着黑色的新制服，新理的头发，整齐而又带点土气。他端端正正地坐着，我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两人还手拉着手，全部神态和表情，还没有脱掉一年来流浪生活所遗留的惊悸。
回到爸爸身边后不久，爸爸就患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肿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加上他过去在监狱中得的肺结核复发，整天咯血不止。见此情景，杨叔叔不忍离去，他继续留了下来。
我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这个家没有妈妈，却由一个小老头来行使主妇的全部义务；他上要照顾重病的爸爸，下要抚养幼小的我，他成为我们这个家真正的支柱和核心。
离别——重逢
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不得不多次转学，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武汉。每换一处，杨叔叔就到我的所在地去照顾我。他白天送我上学，晚上又接我回家；上课时他站到窗口看我读书；游戏时他就站在操场边，抽着烟袋锅，笑眯眯地望着我玩耍。无论他还是我，都无法设想会有分离的一天。
1950年，我已九岁了，杨叔叔也已经是40多岁的人。有一天，爸爸对杨叔叔说：“老杨啊，你已经把亮亮带大了。过去几次想变动一下你的工作，你都不依，这次确实要考虑一下你的安排了。陈鲁固同志要去贵州，你跟他一块儿回老家看看吧！若还有家，那再好不过，若已经没有家了，你年纪这么大了，就再成个家吧！”
杨叔叔就要离开我了。那几天我哭得跟泪人似的，杨叔叔也是三餐不思。临走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积蓄赠给了我（爸爸让我用这钱买了公债）。爸爸摘下全身唯一值钱的手表赠给了杨叔叔。
杨叔叔回贵州后，又找了个老伴，安了个小家，有了两个儿子。他先后担任过指导员、公园管理员、幼儿园管理员、交际处管理员……总之，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
1964年，我因病由上海回广州休养，爸爸说：“很久没有见到老杨了，趁你这次养病，把他接来团聚一次吧！”我高兴极了，亲自到车站去接，并且安排他住进当时最高级的珠江宾馆。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接到家里来住，难道他不比家里人还亲吗？”于是我陪同妈妈，又把杨叔叔接回家来。爸爸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说：“老杨啊，你还是老样子，保持了革命本色！”
爸爸让我们去合影留念。照相馆的摄影师问道：“你们什么关系？”“父女俩！”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唯有这句话，才能最准确地表达我与杨叔叔的关系。
也就是这次，爸爸嘱咐我，将来一定要把杨叔叔的形象写出来。可是，一直到19年后的今天，我利用住医院的空闲，才着手完成爸爸、同时也是我的夙愿。
生者与死者
如今杨叔叔还健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翁；可是，爸爸却含冤九泉12载了。杨叔叔和爸爸，在经历、气质及性格上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炽热、明快、急躁、激烈；另一个是柔和、含蓄、敦厚、谦恭。但是他们又是那样的相似：他们都无私无畏，无限忠于党和革命；他们活着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认为对社会应该是“给”而不是“拿”。无论是爸爸陶铸，还是杨叔叔，仅仅是职务上的不同，就实质而言，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这难道不是最伟大最荣誉的称号吗！有一次，一位受人们尊敬的中央首长，从北京去贵州检查工作，见杨叔叔在扫院子，还以为是个清洁工。待了解到他是1935年的老红军时，不禁大为惊讶，并由衷赞叹。
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他的地位所能决定的。有时一个小人物能够影响历史的一瞬间，有时一个死去的无名者比活着的英雄有更伟大的贡献。默默无闻，并非无所作为。就像空气那样，无所不在，无人不需，却又是无人能见，无人介意。然而对人的生命来说，空气不比黄金更贵重么？杨叔叔的一生，仅从他的外表和职务而言，的确毫无惊人之处，直到现在他所拿的工资还没有我多，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人。他那宽厚博大的胸怀，将永远温暖着我，激励着我。
祝福你长寿健康，我的杨叔叔！也请你——我的爸爸静静地长眠吧！我将永远，永远怀念你们——一个亲爱的生者，及一个亲爱的死者！
（陶斯亮，1983年初秋追记于北京）
又记：20年后，我再次来到杨叔叔家乡——贵州清锁，在杨叔叔新墓旁立了一个碑，前面刻着“恩重如山”，后面刻着“平凡圣人”，当地人称这块碑为“感恩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