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里德：是的，先生。
…………
弗里德·摩尔：当时，别克车没有熄火，引擎还在隆隆作响？
奥斯丁·里德：是的，先生。
弗里德·摩尔：而且，一列火车正在经过——或者正在开过来？
奥斯丁·里德：是的，先生。
弗里德·摩尔：他讲的英语非常纯正，也非常清晰？
奥斯丁·里德：什么意思？
弗里德·摩尔：是吗？请回答“是”或“不是”。请回答。
奥斯丁·里德：是。
实际的情形是，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讲的英语比尼可拉·萨克好不到哪儿去，既不纯正，也不清晰。
第四名证人约翰·弗克那说，4月15日早晨，他在开往布任萃的火车上见到过巴托罗米欧，巴托罗米欧当时提着一只黑色提包，在布任萃东站下车。
综合起来，为公诉方出庭的这四名证人中，实际上只有两人看见巴托罗米欧在劫匪的车里，其中一人说他在开车，另一人说他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而公诉方在后面的听证中又将证明，巴托罗米欧其实是坐在车的后座。
这是关于枪支的听证，也是证明巴托罗米欧参与南布任萃案的唯一物证。
作者萝波达·费尔莱特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正义》一书中说：“……他们（指公诉方——笔者注）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直接的、具体的证据，譬如被劫匪们遗弃的亮蓝色别克车上的指纹，或被劫的钞票等……在助理检察长哈偌德·维林斯对陪审团的开场发言中，他提到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被捕那天晚上，随身携带了一支左轮手枪，但他并没有作特别的强调。他当时只说，目击证人们将证明巴托罗米欧为劫匪之一。庭审过程中的某一刻——也许是在意识到目击证人们的证词还远不能为巴托罗米欧定罪时——公诉方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巴托罗米欧口袋里的左轮手枪不再是一般的哈灵顿-理查逊点三八手枪，它成了曾经属于受害者之一的保安亚历山卓·勃拉德利的手枪。”
亚历山卓·勃拉德利生前曾用过一把哈灵顿-理查逊出品的左轮手枪，但警方并没有在现场或死者身上找到这支枪，于是，公诉方决定将这支枪放进巴托罗米欧的口袋里，即试图证明，巴托罗米欧在作案的过程中抢走了亚历山卓的手枪，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历山卓在押送薪金时带了枪，也没有任何目击者看见劫匪中有人夺走了他的枪。
据目击者们的证词，别克车里本来坐着一前一后两个人，在现场打劫的两名匪徒分别从两扇后门上车，挤进副驾驶座的是那位躲在砖垛后面者，但此人并没有直接行劫。因此，假如巴托罗米欧抢了亚历山卓的枪，他就应该是在车的后座。
为此出庭的第一位证人是亚历山卓的未亡人莎拉·勃拉德利，她说第27号物证，即巴托罗米欧的左轮手枪，看上去和她丈夫的十分接近，但不能肯定就是。勃拉德利太太还说，亚历山卓的手枪其实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得到这份做保安的工作后，公司出纳员弗里德里克·帕蒙特借给他的。抢劫杀人案发生前大约三个星期的一天，她和亚历山卓一起把左轮手枪送进了埃维尔·强生运动品公司修理部，因为枪上的一根弹簧断了。
在交叉提问时，被告律师问这支枪后来是否从修理部取回，勃拉德利太太答：“我不知道。”
被告方传唤勃拉德利家的邻居阿尔黛·弗萝伦丝出庭。她说亚历山卓的葬礼后三四天，勃拉德利太太曾亲口对她说：“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把那支枪从修理部取回来，他就不会——或许他就不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了。”
埃维尔·强生运动品公司修理部的前台接待员林肯·瓦兹沃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他的亲笔记录，证明1920年3月20日，该修理部确实收到过一把点三八哈灵顿-理查逊左轮手枪，送件人：亚历山卓·勃拉德利，修理件编号：94765。不过，林肯·瓦兹沃不能确定，公诉方律师请他过目的第27号物证和亚历山卓送去修理的左轮手枪是否是同一物品。
埃维尔·强生公司枪支修理技师乔其·菲茨梅尔说，94765号活儿是他接的，但是在他的工作记录上，那把哈灵顿-理查逊左轮手枪的口径不是点三八，而是点三二。并且，那把枪的弹簧也没有问题，他只是换了撞针上的击铁。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乔其向法庭出示了他从公司仓库领取新击铁的记录，证明该部件确实是用在了94765号的点三二手枪上。
一般说来，修枪的技师应该比前台接待员更识货，所以公众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接受亚历山卓的手枪为点三二口径的说法。
埃维尔·强生运动品公司火器部经理詹姆士·琼斯作证说，当公诉方于不久前派人到该公司查询时，亚历山卓的手枪已经不知去向。公司的档案中查不到顾客付款取走第94765号枪支、或由公司职工将枪支送还顾客的记录，也没有该枪支的出售记录。通常，如果送来修理的枪支超过一定时间无人取货，埃维尔·强生公司有权将其标价出售。
尽管有了这许许多多的证词和证据，公诉方仍不愿善罢甘休。他们说，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被捕后曾就左轮手枪的来源及获得枪支的日期等向警方提供了“伪证”，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这把手枪来路不正。
为此，巴托罗米欧在后来出庭时专门作了说明。他说卖枪给他的朋友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以当时的局势，他断然不敢讲出这位朋友的名字。
于是，被告方传唤了几位左轮手枪的前枪主。来自缅因州的雷克福·斯莱特尔说，他从他的岳母那里买下了这把左轮手枪，后来转卖给理查多·俄契亚里，即与巴托罗米欧等到约翰逊车铺取车的骑摩托者。理查多没有出庭，但一位名叫卢奇·费尔兹尼的意大利人作证说，他从理查多·俄契亚里那里买了枪，又于1920年1月或2月卖给了巴托罗米欧。
回到公诉方的听证，检察官们继续说，巴托罗米欧和尼可拉还就其它问题向警方提供了“伪证”，包括：他们相互认识的时间，他们到布瑞瓦特的目的，他们与米可·波达及理查多·俄契亚里的关系，巴托罗米欧被捕前离开普利茅斯的日期，等等。
以及，两名被告在被捕前后的种种可疑言行。譬如，5月5日晚，尼可拉、巴托罗米欧和他们的两名同伙到约翰逊车铺取车，当被告知那辆陆路牌轿车没有1920年的注册牌照时，几个人旋即离去。为什么？公诉方认定，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看见约翰逊太太到邻居家给警察打了电话。再譬如，当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捕时，他们都携带了武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拒捕并向警察开枪。
公诉方传布洛敦警署的麦克·康诺利警官到庭。该警官说，当他在公共汽车上逮捕二犯时，巴托罗米欧做了一个将右手伸向腰部口袋的动作。后来就是在那个口袋里，警察们搜出了点三八左轮手枪。
话到此处，巴托罗米欧忍不住从被告席上站起身来，指着康诺利警官说他“撒谎”。
后来，在被告方听证的过程中，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都向法庭谈到了他们为什么携带枪支。尼可拉说，他在3K制鞋公司还兼作值夜人，随身带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巴托罗米欧说，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养成了枪不离身的习惯，因为无论是买鱼还是卖鱼，他的身上总是揣着大笔的现金。
6月21日，星期三，被告方听证的第一天。威廉·卡拉罕在开场发言中说：“公诉方从现场证人开始，陈述他们的案子。我们也将从现场证人开始，陈述我方的案子。但我们将向你们证明，两名被告是无辜的。照例，举证的责任（the burden of proof）应该是在公诉方。”也就是说，公诉方提起了诉讼，公诉方也应该就起诉书上所指控的罪行作出证明。“被告人本来是毋须到证人席上作证的，但他们选择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能澄清一些事实的真相，包括他们为什么在被捕那天晚上携带武器。
“我方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我们的辩护：我们的现场目击者们将告诉你们，在南布任萃抢劫案发生之时，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谁；两名被告人将向你们解释，4月15日那天，他们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
在被告方传唤的现场证人中，弗兰克·勃可说，抢劫杀人案发生时，他正在皮尔街上行走。亮蓝色别克车从离他很近的地方开过，一劫匪朝他挥动着手枪喊道：“躲开！”弗兰克看见车里坐了五个意大利人，但其中既没有尼可拉·萨克，也没有巴托罗米欧·韦泽梯。
案发前不久，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职工阿尔伯特·法兰洛注意到皮尔街路旁的栏杆上靠着两个人，阿尔伯特仔细地打量过他们，他肯定那两个人不是尼可拉或巴托罗米欧。
该公司另一名职工文费德·皮尔斯听见枪声后从窗户探出头去，刚好看见别克车越过铁道。文费德说，车里的五人中没有尼可拉或巴托罗米欧。
等等等等。
被告方的另一些证人则指出了公诉方证人证词中的不实之处。比如路易斯·培尔泽称，案发时他曾抬起窗户看见“尼可拉”射杀亚历山卓，但他的三名同事彼得·麦卡伦、威廉·布任能和多米尼克·康斯坦汀诺作证说，路易斯听见枪声后迅速躲到了工作台底下，根本就不曾抬起过窗户。事实上，抬起窗户者是彼得·麦卡伦，因为车间里的窗户是毛玻璃，不透明。彼得将窗户抬起几英寸，又赶紧关上，告诉众人不要接近窗户，因为劫匪就在窗外的大街上。
再如铁道护路员马可·伊万其曾指认巴托罗米欧为别克车中的司机。《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梯莫瑟·柯林斯告诉法庭，他于4月15日案发后即赶赴现场，并采访了马可·伊万其。马可当时说，他听见一名劫匪对他叫喊，还用手枪威逼他抬起路口的栅栏。梯莫瑟问马可是否看清车中歹徒都是何模样，马可说没有，“他只记住了对准他的枪口”。梯莫瑟请他再好好回忆回忆，马可最后说，司机是一位“皮肤苍白”的年轻人，这显然与巴托罗米欧的特征相去甚远。
公诉方证人约翰·弗克那说，案发那天的早晨，他曾见到巴托罗米欧在布任萃东站下车。为此，被告方传唤了四名铁路职工。车站的售票员和车上的乘务员都证实，那趟9点45分到达的列车上没有售出过从普利茅斯到布任萃的车票，而且约翰·弗克那对列车的描述与事实不符。
被告方也聘请了枪械学及弹道学专家。这些专家曾经与公诉方的专家们一起用尼可拉·萨克的科尔特点三二手枪“试火”，并将六颗从该枪中发射出的子弹与从保安亚历山卓身上取出的第3号子弹对比。被告方专家们的观点与公诉方证人威廉·普克特上尉相似，认为两者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并不能由此断定尼可拉的手枪就是杀害亚历山卓的凶器。几位专家证人还查验过巴托罗米欧的点三八哈灵顿-理查逊左轮手枪。他们在法庭上作证说，枪上的击铁与其他部件同龄，不是新换的。
接下来出庭的证人们，包括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本人，分别为两名被告人提供了“不在现场的证明”。
“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发生的当天，尼可拉·萨克没有上班。他去哪儿了？据他自己说，1920年4月15日，他乘8点56分的早班火车去了波士顿，到那里的意大利领事馆办理全家人的护照，直到晚饭前才回到斯道顿。
尼可拉在波士顿的朋友、建筑业包工头安奇罗·蒙内洛作证说，4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他在街上碰到尼可拉。他们站在一起聊了一阵，关于尼可拉出演的一出活报剧、关于护照、关于意大利领事馆，等等。
飞利斯·奎丹那是波士顿的一名记者，他说同一天，11点30分，他如约前往“波尼餐厅”和尼可拉一起吃午饭，席间，还为尼可拉介绍了另外两位朋友，阿尔勃特·波斯科和约翰·D·威廉斯。这两人后来也都出庭作证，说他们在“波尼餐厅”见到过尼可拉。那天大家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尼可拉的护照。尼可拉告诉众人，他已经在上午把材料都递进去了，如果一切顺利，下午就应该可以拿到护照。
飞利斯·奎丹那说，他和尼可拉吃过午饭即分手，并约好3点在“约·乔丹诺咖啡屋”再见面。当时大约是午后1点半，尼可拉又去了一趟意大利领事馆。3点见面时，尼可拉告诉飞利斯，领事馆说他带去的照片太大了，得重照。飞利斯在咖啡屋里又为尼可拉介绍了安东尼奥·登坦摩尔。
安东尼奥·登坦摩尔是教堂里的牧师，平时在一家银行的外汇兑换处当经理。他出庭佐证了尼可拉·萨克和飞利斯·奎丹那的证词。
意大利领事馆工作人员约瑟普·安卓尔说，4月15日那天，是他接待的尼可拉·萨克。他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因为那天办护照的人不多，二是因为尼可拉带去的照片特别大，三是因为他和他的顶头上司、护照处主任一起笑话了那张大照片好半天。约瑟普说他记得那天的日期，是因为他和主任谈笑时，看见主任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台历。
“对我来说，4月15日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我做的只是平常做的事——卖鱼。”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在证人席上说。
普利茅斯的鱼类批发商安东尼奥·卡波尼证实，头一天，4月14日，巴托罗米欧和往常一样，从他那里订购了第二天的鱼。
普利茅斯居民安奇罗·盖杜波说，4月15日中午刚过，他从巴托罗米欧的鱼摊上买了几条鱼。
这一次，巴托罗米欧的证人中有一位非意大利人。布料贩子约瑟夫·罗森告诉陪审团，那天上午，他在市场上看见巴托罗米欧推着小车卖鱼。中午时分，巴托罗米欧来到他的摊位打算挑一块衣料。约瑟夫说，正在彼时，工厂的汽笛响了，所以他知道是中午。约瑟夫向巴托罗米欧推荐了一块毛料，说上面有一个小洞，他可以算便宜点。巴托罗米欧有些犹豫，便带着约瑟夫走了约两个街区，找到一户人家。进去后，约瑟夫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姑娘。巴托罗米欧一面说话一面请她们看料子，因为讲的是意大利语，约瑟夫听不懂。从那家人家出来后，巴托罗米欧就买下了约瑟夫的毛料。
他们去的那户人家是巴托罗米欧原先的房东勃利尼家，两个女人是勃利尼太太阿尔芬西娜和他们家的大女儿蕾伐莉，她们也出庭为巴托罗米欧作证。
最后一位证人是渔民墨尔文·科尔，巴托罗米欧也经常从他那儿买鱼。墨尔文说，4月15日吃罢午饭，他正在海边漆船，巴托罗米欧过来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海。墨尔文说他打算明天、4月16日、将船全部油漆完毕，以便能在4月17日、他妻子生日那天用船，之后，4月18日就可以出海了。巴托罗米欧当时已经卖完了鱼，就坐下来陪墨尔文一边漆船一边聊天。中间还有两个人加入过他们的谈话。墨尔文说巴托罗米欧跟他聊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在3点刚过推着空车回家。
那正是“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发生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