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16日，泰耶尔法官宣布判处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有期徒刑12年。
警、检双方兵分两路，齐头并进，一边审着，一边查着。审的是“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查的是“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
主持调查的第一任头目是马萨诸塞州警署的威廉·H·普克特上尉。普克特上尉首先甄别了亮蓝色别克车上的指纹。按照作者萝波达·费尔莱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正义》一书中的说法：“可以肯定，别克车上没有尼可拉或巴托罗米欧的指纹，因为公诉方一直没有将查验指纹的结果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办案人员们也没有查找到被劫资金的下落。无论是巴托罗米欧、尼可拉、或其家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在“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之后发生明显的变化，警方也没有在他们的名下发现大宗进项。当时有人怀疑，那笔钱会不会是被无政府主义团体当作活动经费拿走了？直到1927年8月22日，美国司法部才承认，他们的波士顿办公室当时曾就此作过调查，证明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未在此案发生前后收到过任何名目的款项。
几个月的调查结果使威廉·普克特上尉确信，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是无辜的，但这显然不是检察长弗里德利克愿意接受的结论。很快，普克特上尉被撤换，代之以在“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梅克·斯图尔特警督。又过了不久，斯图尔特的头衔变成了波士顿警察总署署长。
1920年9月11日，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正式起诉抢劫罪和谋杀罪。五天后，9月16日，纽约发生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后果最为严重的“华尔街爆炸案”，造成共33人死亡。多年后有消息传出说，此次爆炸的策划者是米可·波达，为抗议司法机关对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非法起诉。
司法部长米歇尔·派蒙马上就爆炸案发表讲话指出：“参与这一运动（指无政府主义运动——笔者注）的每一分子都是潜在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据不少法学界人士的看法，米歇尔的这番话几乎就已经敲定了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日后的命运。
1921年6月6日，“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在波士顿西南的戴德翰法院开庭，法官仍是维斯特·泰耶尔，首席公诉人也仍是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不过这一次，检察长办公室还派出了三名助理检察长，哈偌德·维林斯、威廉·卡因和乔治·亚当斯。
被告方的律师也有四名。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捕前所在的“社会研讨协会”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助，特别是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全美劳工工会和民权协会。最后，由意大利劳工委员会出面，为两名被告人各延聘了两名律师，代表尼可拉的弗里德·摩尔和威廉·卡拉罕，以及代表巴托罗米欧的吉尔密和托马斯·麦堪钠尼兄弟。
“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的庭审记录长达5000多页，后分六卷装订成册。
哈偌德·维林斯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他首先讲述了案情经过及两名受害者之死，列举了若干声称在作案现场看见被告人的证人名字，最后以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被捕作为结尾，并总结道：
于是，警方逮捕了两名被告。当时，尼可拉的腰间别着一把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身上有22发子弹。我们的专家将向法庭证明，置亚历山卓于死地的子弹之一便是从一支与尼可拉的科尔特相似的点三二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巴托罗米欧怀揣一把哈灵顿-理查逊的点三八左轮手枪。离亚历山卓尸体不远处发现的一顶帽子与尼可拉曾经戴过的帽子类似。两名被告在案发之前已相互认识多年。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尼可拉枪击亚历山卓。虽然没有证人目睹巴托罗米欧开枪，但我们有证据证明他当时也在现场，也在那辆车上。根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凡参与这桩抢劫杀人案者，当皆与开枪射杀者同罪。
公诉方传唤了16名目击者指认尼可拉·萨克，孰料出师不利。
第一位出庭者是案发时在场的一位路人。路易斯·韦德自称当时离现场仅70英尺，而且目睹了抢劫杀人的全过程。他曾于本案预审时指认尼可拉为杀人者，但在开庭前约四周，路易斯在皮尔街一家理发店里看见了一个“长得极像枪杀保安亚历山卓·勃拉德利的人”，从此便有些犹疑不定了。等到正式作证时，路易斯先是含糊其词：“他的轮廓确实有几分相似，但我现在不是十分有把握……有一些疑问。”继而做结论道：“而如果我有疑问，我就应该说，他不是那个人。”
还有10位证人也作了与路易斯·韦德相似的“不确定”陈述，只有5个人一口咬定尼可拉为劫匪。比如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下厂的簿记秘书玛莉·思普雷说，抢劫案发生时她正在公司二楼的办公室上班，听见枪声后从窗口望出去，正看见亮蓝色别克车跨越铁轨，车中一人为尼可拉无疑。但事实上，从玛莉的办公室窗户到铁轨的直线距离大约150码，合130多米，当时的车速应该是每小时15至18英里，以此推算，玛莉看见别克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几秒钟，然而，她却向陪审员们描述出了关于“尼可拉”的大大小小16处细节，包括那人衬衫的颜色、脸型、头发的长短和颜色、肤色、体重、甚至眉毛等等，反倒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可信。玛莉“观察”得最仔细的是“尼可拉”的手，她反复说明那只搁在车窗窗框上的手很大，而实际上，真正尼可拉的手掌对其体形而言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即便如此，玛莉·思普雷仍坚持认为车中的劫匪是尼可拉·萨克。
芙兰丝·戴乎林是玛莉·思普雷的同事，她也在听见枪声后跑到窗前，看见“尼可拉”正和劫匪们一起开车穿过铁道。
路易斯·培尔泽是赖斯-哈钦制鞋厂工人，该厂也在皮尔街上，与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的下厂紧邻。路易斯说他案发时正在一楼车间临街的一面干活儿，听见枪声后将窗户抬起约三四英寸，刚好瞧见“尼可拉”射杀亚历山卓。但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Cross Examine）中，路易斯承认，1920年5月，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捕后，他去监狱辨别凶犯时并没有认出尼可拉。
萝拉·安佐斯在证人席上说，4月15日上午11点许，即案发前四小时左右，她到斯拉特-摩利尔公司找工作，看见下厂外面停了一辆车，旁边站着两个意大利人，肤色一深一浅。萝拉从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两人还在那里，萝拉便向深肤色者打听到别的公司怎么走。萝拉说，那人便是尼可拉。当被问及此“尼可拉”与四小时之后发生的抢劫杀人案有何关联时，萝拉说：“我一听说下厂有人被杀了，马上就联想到那辆车和那两个人。”然而，萝拉·安佐斯没有在她的证词中提到那人说话是否带口音。事实上，尼可拉不仅口音极重，而且英文极差，但凡和他说过话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第五名指认尼可拉的证人叫卡罗斯·顾德瑞基，他自称听见枪声后从玛嘉苏台球馆跑出来，正好看见别克车从皮尔街开过，车上一劫匪朝他晃了晃手枪，卡罗斯于是吓得赶紧退回台球馆。卡罗斯说，那晃枪者便是尼可拉。但后来，被告方在交叉取证中揭出了卡罗斯的老底，此人乃多次犯罪之惯偷，而且正在被另一州的警方通缉，而且在为本案出庭作证时用的是假身份证。所以，公诉方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对卡罗斯·顾德瑞基的证词只字不提。
接下来，公诉方向法庭出示了指控尼可拉·萨克的物证。
第一件，便是那顶在现场发现的“尼可拉的帽子”。当地媒体关于那顶帽子的报道首见于1920年4月17日的《波士顿先驱者报》。报道中说，斯拉特-摩利尔公司下厂职工福莱德·L·洛林于案发第二天，4月16日晚，在现场“附近”的皮尔街中央拾得一顶内衬毛皮的鸭舌帽，福莱德最初打算将帽子据为己有，一小时后交与工头T·F·伏拉尔，后由该工头转呈布任萃警督捷尔蒙·伽里凡。当时，采访福莱德·洛林的记者经过计算，在报道中将发现帽子的时间具体为“案发后30小时”。
然而，到了法庭上，福莱德·洛林却说，他是在抢劫案发生的“当天下午”拣到的鸭舌帽，并且，帽子的发现点也和一年前不同，挪到了“距亚历山卓·勃拉德利的尸体位置仅18英寸”的地方。18英寸即1.5英尺，亦即正常成年人走路时一步半的距离。
其实，这段证词的破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现场当时那么多的警察谁也没看见一顶“尸体旁边的鸭舌帽”，劫匪逃离后，现场围观者甚众，皮尔街沿路几家公司的工人们几乎是倾巢出动，怎么就可以妄下结论说，那顶鸭舌帽乃劫匪之物？
并且，至少有两名指认尼可拉为劫匪的证人提到，“尼可拉”行劫时戴的是圆顶礼帽，而非鸭舌帽。
布任萃的捷尔蒙·伽里凡警督为了查找关于帽子主人的线索，将帽子的内衬撕开一个洞。后来，鸭舌帽送进了平克尔顿私人侦探事务所。根据侦探们在报告中的描述，此帽为“深色，很旧，较厚的冬季用帽，尺寸为六又八分之七英寸”。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被捕后，公诉方要去了侦探们在鸭舌帽内发现的几根头发，说是准备请专家在显微镜下与尼可拉狱中梳子上的头发进行对比。但是，和警方在亮蓝色别克车里查验的指纹以及对被劫现金的调查追踪一样，公诉方始终未曾将头发比较的结果公诸法庭。
警方到萨克家搜查（同样，没有搜查令）时，带走了几顶尼可拉的各式帽子，尺寸皆为七又八分之一英寸。也就是说，比现场那顶鸭舌帽大。
公诉方就此物证传唤到庭的证人还有3K制鞋公司老板乔治·凯勒等，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这就是尼可拉·萨克的帽子，最接近的回答也不过“可能”“也许”之类。乔治·凯勒作证说，尼可拉有时“戴深色鸭舌帽”到公司上班，他喜欢在干活儿的时候将帽子挂在一颗钉子上。乔治·凯勒告诉陪审团：“关于那顶帽子，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的颜色和维林斯先生手里拿着的那顶比较接近。至于细节，我实在是讲不出什么具体的来。”助理检察长哈偌德·维林斯手里拿的是福莱德·洛林在皮尔街拾到的帽子。
不过，公诉方还是在乔治·凯勒的证词中找到了他们感兴趣的部分。尼可拉不是在上班的时候将帽子挂在一颗钉子上吗？公诉人马上断言，帽子内衬上的洞便是由此造成的。由此也证明了，皮尔街上的鸭舌帽确实是尼可拉的，由此也证明了，抢劫杀人案发生时，尼可拉就在皮尔街上，由此也证明了，尼可拉抢劫杀人。
在这段关于帽子的法庭辩论中，被告方首席律师弗里德·摩尔多次提出抗议，但法官维斯特·泰耶尔置之不理，仍应允公诉方将皮尔街上的鸭舌帽作为针对尼可拉·萨克的物证引入本次庭审。
直到1927年，捷尔蒙·伽里凡警督才在一次关于本案的听证会上承认：“那顶帽子交给我的时候是完整的。是我把它撕开了一个洞。”捷尔蒙解释说，他撕开内衬是想看一看有没有诸如姓名等可以帮助查找帽子主人的线索，但是什么也没找到。
几周后，检察长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在对尼可拉·萨克交叉提问时，让他试戴皮尔街拣来的鸭舌帽。帽子并不合适，显小。《波士顿先驱者报》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帽子‘搁’在他的头顶上。尼可拉转身面向陪审席，摊开双手，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神情。”
第二组物证是手枪和子弹。法医先后从两名受害者亚历山卓·勃拉德利和弗里德里克·帕蒙特身上取出了一共6颗子弹，其中前4颗取自亚历山卓的尸体，后两颗取自弗里德里克的尸体。这些子弹依照被取出的顺序用罗马字母从I到VI编号。因为所有6颗子弹皆发自点三二自动手枪，所以，尼可拉被捕时携带的点三二科尔特枪便被疑为是凶器。
曾经主持过本案调查的马萨诸塞州警署首席枪械及弹道学专家威廉·普克特上尉查验过这些子弹，发现6颗中的5颗是从点三二萨瓦其自动手枪中射出，只有编号III的第3号子弹射自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
“为什么？”普克特上尉出庭作证时，助理检察长哈偌德·维林斯问。
“因为弹壳表面的纹路表明，这颗子弹出膛时向左旋转，而其它5颗皆向右旋转。也就是说，发射这颗子弹的枪管内的螺旋沟槽为左旋，而萨瓦其手枪是右旋。第二，弹壳上的槽印宽度为0.060英寸。据我所知，只有科尔特枪管内的沟槽是这个尺寸。”
普克特上尉出庭之前，检察长弗里德利克·卡兹曼曾向他摸过底。普克特上尉当时就指出，第3号子弹射自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不假，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尼可拉·萨克的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因此，助理检察长在提问时巧妙地绕过了这一点：“所以，以你之所见，第3号子弹是从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中射出的，是吗？”
“是的。”威廉·普克特上尉答。
仅此而已。
但双方听证结束后，法官维斯特·泰耶尔却在向陪审团的指示中玩了一招偷梁换柱：“威廉·普克特上尉作证说，尼可拉·萨克的手枪发射了一颗进入亚历山卓·勃拉德利身体的子弹。”
也许是对普克特上尉的证词缺乏信心，公诉方又从康涅狄格州请来了列明顿弹药公司弹道学实验室的查尔斯·范·安勃上尉。这一次，公诉人的问话就比较直接了。
“你认为，第3号子弹是从尼可拉的手枪射出的吗？”哈偌德·维林斯把尼可拉的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直递到证人眼前。
安勃上尉的回答也很直接：“我确信，它是……第3号子弹是从这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中射出的。”但随即又加上一句，“不能说100%的确信。”
然后，公诉方将矛头转向巴托罗米欧·韦泽梯。一共有四名证人作为目击者出庭。
1920年4月15日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哈里·E·多贝尔在皮尔街上看见一辆车从他身边经过，车里坐了五个人。哈里说，其中之一便是巴托罗米欧。但在被告方交叉提问时，哈里几乎讲不出关于那五个人的任何具体细节，他唯一的印象只是那些人“样子看上去凶巴巴的”。
马可·伊万其是纽黑文铁道在皮尔街交叉口的护路员。抢劫杀人案后，亮蓝色别克车里的劫匪曾用枪威逼着他抬起路口的栅栏。马可作证说，巴托罗米欧是劫匪中的开车者。但是第一，根据其他证人的证词，司机“是一位脸色苍白、头发细软、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显然与巴托罗米欧的特征不符。最关键的，巴托罗米欧根本就不会开车，也没有驾驶执照。
第三位证人叫奥斯丁·T·里德，是纽黑文铁路曼特费尔德交叉口的护路员。曼特费尔德离南布任萃大约20英里，案发后一个多小时，亮蓝色别克车曾在逃窜的路上经过那里。奥斯丁说，巴托罗米欧当时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座，还冲着他嚷嚷了一句：“你他妈的动作怎么这么慢？”
以下是被告方对奥斯丁·里德的交叉取证：
弗里德·摩尔：所以，他用英语大声地对你吼，内容大概是，“你他妈的拦着我们干什么？”
奥斯丁·里德：是的，先生。
…………
弗里德·摩尔：当时，他和你之间的距离有差不多40英尺，他说话的声音很响，口气也非常强硬，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