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裤只在左膝处有一大块血迹，对柯克博士而言，这便意味着它根本没有穿在凶手身上，否则就应该血迹斑斑，和主卧室的墙上地上一样了。据柯克博士的分析，从理论上讲，要将衣服上的血迹洗得完全看不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真正做起来很难。但如此一来，膝盖处的血迹也会被洗掉。柯克博士认为，该血迹应该是当萨蒙浑身湿淋淋地从湖边回到家里，为亡妻试脉搏时沾上的，因为血迹有被水稀释的痕迹，而且与床单上一块被稀释的血印相符。按照柯克博士的假定，萨蒙把脉时，将穿了湿裤子的腿跪在了床沿的血迹上，所以才会有这两处形状相似的稀释血印。
总之，根据鲍尔·柯克博士的调查报告，在本案发生的时间段里，现场除了被告萨蒙·谢普德和受害者玛丽莲·谢普德，应该还有第三个人（不算一直在隔壁房间熟睡的小“土豆片”）。
更重要的，其实也是最明显的，从玛丽莲尸体的情形看，案犯的最初意图是强奸，或性行为，这就几乎完全排除了萨蒙·谢普德作案的可能性。
后来成为研究本案专家之一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保罗·华摩斯在他1961年出版的《谢普德谋杀案》一书中认为：“谢普德案具有无数的‘假如’。其中最大的‘假如’就是，‘假如’鲍尔·柯克博士是在庭审之前、而不是之后进行这番调查，‘假如’他能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为被告方出庭，结果将会如何？……非常精彩的报告，只可惜太晚了。”
事实上，没有在本案开庭之前请鲍尔·柯克博士勘查现场，不仅是被告方的一大失误，更铸成了威廉·科里根的终生悔恨。
1955年5月，威廉·科里根就本案向地区最高法院递交了第一份上诉书，其中56页为鲍尔·柯克博士提供的新证据。
同年7月，一个三人法官团作出裁决，认为柯克博士的报告不能算作“新发现的证据”，因为被告方本来完全可以在庭审之前进行类似的调查。
这里需要作一些解释。根据早期的法律，一个案子审判结束后，如果其中一方——通常是败诉方——又发现了足以扭转裁决结果的新证据，便可通过上诉要求对案子进行复审。然而，这一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立法者们当初无法预料的偏差。不少律师故意在庭审时隐瞒扣留某些关键性证据，以便留待败诉后作为提起上诉的借口。所以，在后来各州经过修正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所谓“新证据”都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和规定。
以本案为例，威廉·科里根在上诉书中争辩说，柯克博士的发现之所以“新”，是因为庭审之前，警方和公诉方控制了现场。如若被告方在彼时进行现场勘查，就必须付出“可能泄密”的代价。在20世纪50年代的俄亥俄州，当时的立法尚未要求庭审的双方向对方提供自己一方的证据，所以法庭辩论的制胜秘诀往往在于出奇不意，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对此，三人法官团在其裁定中反驳道，警方和公诉方当初只说了必须有他们的人在场，并没有“拒绝”被告方查验现场的要求。
法官们还逐一驳斥了上诉书中的其它论点：
关于“沙缪尔·戈尔勃博士的证词带有明显的偏见和误导”——“对证人进行交叉取证应该是消除任何偏见和误导的最有效手段。”
关于“媒体对本案影响过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报纸裁决了萨蒙·谢普德”——“没有证据证明陪审团受到了舆论的干扰……我们国家一贯奉行的陪审团制度，是建立在对全体公民无保留的、无条件的信任和尊重之上。这种信任和尊重包括了，但不仅限于，对他们的诚实、勇气、大无畏精神以及最为重要的，他们的是非观念和判断能力。”
关于“法官爱德华·博里森没有理由驳回被告方‘异地审判’的动议”——“但是他有这个权力。”
…………
1961年7月，威廉·科里根去世。在此之前的六年里，他先后代表被告人萨蒙·谢普德向各级法院上诉共12次，均被驳回。
此前三年，1958年，爱德华·博里森法官去世。
此前两年，1959年11月，一位名叫狄克·埃柏林的洗窗户工人因在客户家中偷窃被捕，警方在他的赃物中发现了玛丽莲·谢普德的两枚戒指。狄克交代说，他从1950年开始就在萨蒙的大哥小理查德家洗窗户。不久前，他看见二楼卧室的书架顶上放了一只写着“玛丽莲遗物”的盒子，便趁人不备偷走了里面的戒指等物。
狄克又说，1953年，小理查德的夫人多丽·谢普德介绍他到萨蒙·谢普德家中洗窗户，但他其实只见过萨蒙一面，每次和他打交道的都是玛丽莲。玛丽莲只比狄克大几岁，两个人很合得来。玛丽莲常说狄克长得很像萨蒙，和萨蒙一样又高大又英俊。
狄克还说，1954年7月2日，玛丽莲被害前两天，他去谢普德家洗窗户。他将厨房窗户的纱屉卸下来，洗干净，再装回去，不小心被窗框上的钉子割破了手，弄得窗台和厨房地板上到处是血。狄克捂着手到医药箱里找邦迪贴，又将血滴了一路。后来厨房里的血迹倒是都收拾干净了，但洒在地毯上的却是怎么擦也擦不掉。
狄克·埃柏林的供述引起了港湾区警署约翰·伊顿署长的重视，他马上派员向小理查德·谢普德夫妇查实。此时的小理查德博士已全然不似从前。自萨蒙入狱、父母双亡，又失去了港湾医院，谢普德家的长子日渐消沉颓废，终日只以酒精麻醉自己，与五年前判若两人。小理查德说，他从不过问家务，家里的一应物品都是由夫人管着。
警察们转向博士夫人。多丽·谢普德先说这些戒指确实是萨蒙交给他们保管的，过两天又改口说，她其实根本记不住“玛丽莲遗物”中到底有些什么。
伊顿署长找到沙缪尔·戈尔勃博士和卡亚霍加地区新任检察长约翰·柯里京，法医和检察官指示先让狄克做测谎试验。不巧的是，港湾区警署的测谎仪坏了，必须去克利夫兰另一头的厦克区警署做，而这种跨辖区的操作又必须由两边警署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再等着批准。如此一来二去，时过境迁，这件事竟在繁琐的公文旅行中被警察们淡忘，最后不了了之（当然，当时除了警方，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狄克·埃柏林因盗窃罪被罚款若干，又蹲了90天大狱。之后，要过将近30年，人们才会再次听到他的消息。
也是在1961年，威廉·科里根去世后一个月，保罗·华摩斯的《谢普德谋杀案》出版，并连续数周荣登全美畅销书排行榜。该书不仅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对本案的裁决提出质疑，也是公众第一次读到完整的鲍尔·柯克博士现场调查报告。其结果，“除了克利夫兰的市民们，几乎全国各地的读者都被保罗·华摩斯说服了”。保罗在写书的过程中与萨蒙·谢普德及家人多有接触，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各自生命的终点。
威廉·科里根去世后，斯蒂文·谢普德代表萨蒙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设法让他去警方做一次测谎试验，以正公众之视听。此外，萨蒙还需要一位新的律师。斯蒂文对保罗·华摩斯谈起这两个想法，保罗向他推荐了波士顿一位做伤亡赔偿案的年轻民事律师兼测谎试验专家F·李尔·拜利。
1954年，玛丽莲·谢普德命案发生时，李尔·拜利还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后调到军部任法律顾问的助手，具体工作其实只是测谎仪操作员。但李尔从此迷上了法律，从军中退役后便进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
李尔·拜利读了保罗·华摩斯的《谢普德谋杀案》，“我当时非常气愤，”多年后，李尔·拜利在他的《被告方听证永远不会结束》一书中写道：“就算谢普德的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同意他的委托人做测谎试验，没有在开庭前请专家勘查现场，没有对沙缪尔·戈尔勃博士进行有效的交叉取证……也不能就此剥夺一位无辜者的自由。”
李尔·拜利怀着军人般的嫉恶如仇，一腔热血只为要声张正义。也因为谢普德案是李尔接手的第一桩刑事案，而且是一桩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的大案，李尔·拜利主动提出免费为萨蒙辩护。
27岁的李尔·拜利在马其顿的俄亥俄州立监狱第一次见到38岁的萨蒙·谢普德时，才刚刚获得律师执照一年零两天。当时，加利福尼亚已经通过了一条新法，允许狱中犯人的律师为其委托人安排做测谎试验，但俄亥俄州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此后近一年，李尔·拜利东奔西跑，遍访该州的州长、法官、报纸编辑等“权威人士”，处处碰壁。有传言说，《克利夫兰报道》总编路易斯·瑟尔泽曾下令将李尔“撵”出他的办公室。李尔自己说，他在临离开时威胁64岁的总编：“我比你年轻得多。如果你死在我的前面，我定叫你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1962年12月，李尔·拜利意外地收到一份来自德国的捐款。自从李尔宣布免费为萨蒙·谢普德办案以来，不少同情者纷纷解囊相助，但李尔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大笔的捐款。1000马克，相当于250美元。汇款人显然是一位女性：雅莉安·特本约翰。
李尔打电话问斯蒂文·谢普德，斯蒂文说他知道这女人。31岁的雅莉安·特本约翰是一位德国企业家之女，她的父亲奥斯卡·里兹切尔发明了一套很复杂的净化水系统，并创办了自己的净化水公司。某日，雅莉安在牙医的诊所里从一本德国杂志上读到了萨蒙·谢普德的故事，从此便不放过任何关于谢普德案的消息。1957年，雅莉安与她的前夫、德国特本约翰钢铁世家的继承人离婚，不久就开始和狱中的萨蒙通信。斯蒂文说他见过雅莉安的照片，人长得很漂亮，也知道雅莉安非常富有，但并不喜欢她。听说雅莉安离婚后寂寞而无聊，过着一种毫无节制的放纵生活，经常通宵达旦地狂欢滥饮。斯蒂文认为雅莉安与萨蒙通信只不过是想掺和到一桩蜚声世界的案子中“给自己找点消遣”。但另一方面，萨蒙·谢普德入狱后一直情绪低落，只有雅莉安的那些来信才能让他多少有所振作。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斯蒂文才没有以兄长的身份制止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关系。
这次谈话后不久，1963年1月23日，雅莉安·特本约翰突然飞抵美国，到马其顿监狱探望萨蒙并和他订婚。雅莉安一路招摇，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群记者。她曾在一天之内，旋风似的坐着出租车到克利夫兰的三家电视台露面，并乘机大肆抨击美国的司法体制，说将把她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写给德国的报刊杂志，如果必要的话，还将亲自到白宫面呈肯尼迪总统。雅莉安的过激言行惹恼了监狱当局，他们将萨蒙关进禁闭室，并取消了雅莉安的探视资格。
雅莉安·特本约翰的美国之行也成了欧洲一些报纸的头条新闻。记者们争相发掘出里兹切尔和特本约翰两家的家事，方知雅莉安有一位同父异母姐姐，长她近20岁，名叫玛格达，是希特勒第三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夫人。
雅莉安决定留在美国。她在港湾区谢普德家附近买下一栋房子，还购进两辆车，一辆自己开，一辆“给萨蒙预备着”。
波士顿那边，因为有了雅莉安·特本约翰的经济资助，李尔·拜利从哈佛大学法学院雇来三名学生加紧办案。其中一人在专栏女作家多罗丝·卡嘉琳那儿打听到，“玛丽莲·谢普德凶杀案”开庭之前，多罗丝曾“私访”法官爱德华·博里森。法官当时对她说，对萨蒙·谢普德的审判“不过是走走过场”。多罗丝问为什么，博里森法官答：“他不可能‘无罪’。”也就是说，审判尚未开庭，陪审团尚未做出裁决，法官就已经为被告人定了罪。但因为是“私人访谈”，多罗丝事前向博里森法官保证过所有的谈话“都只在你我之间”，绝不会透露到报纸上。不过现在，爱德华·博里森去世多年，多罗丝认为她已经没有责任继续保密。
其间，1963年2月13日，本案受害人玛丽莲·谢普德的父亲托马斯·瑞斯自杀身亡。
正好两个月后，4月13日，李尔·拜利向俄亥俄州联邦法庭递交了他的第一份上诉书。此次上诉的基础与威廉·科里根在世时的那十几次略有不同，文中只字不提鲍尔·柯克博士的“新证据”，只强调从萨蒙·谢普德被捕到庭审，警方、公诉方及法庭多次侵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诸如审讯时没有律师在场，法官拒绝“异地审判”，公诉方向媒体公布陪审员的地址电话，警方长期把持现场，办案人员在出庭作证时指责被告拒绝做测谎实验，陪审员在审议期间随便往外面打电话，等等等等，一共23款。李尔还在上诉书中附上了多罗丝·卡嘉琳经过公证的证词，说明由于法官的先入为主，被告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
这年秋天，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 Company，缩写ABC）开始播出电视连续剧《亡命天涯》，讲一位名为理查德·肯博尔的芝加哥医生蒙冤入狱，后在一次车祸中侥幸逃脱，历尽千难万险只为要找到杀害他妻子的真正凶手“独臂人”，以证明自己的无辜。
《亡命天涯》先后在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播出，盛况空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编剧罗易·休金斯一再否认，但观众们认定萨蒙·谢普德博士就是剧中肯博尔医生的生活原型。ABC也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亡命天涯》在银屏上经久不衰，历时四年。
1964年7月15日，本案发生后10年又11天，联邦法官卡尔·威曼就被告方的上诉作出裁定。在86页的裁决书中，威曼法官称1954的审判为“对法律的亵渎”，他引用李尔·拜利所列警方、公诉方及法庭23款侵权行为中的5条，指出每一条都足以成为对本案进行复审的理由。裁决书还捎带抨击了克利夫兰新闻界，认为“此案是‘报纸审判’的最典型例子……其中尤以《克利夫兰报道》为甚。它身兼三职，同时扮演了庭审中的法官、公诉方和陪审团。”卡尔·威曼下令让被告人萨蒙·谢普德立即出狱，交保候审，并同时要求卡亚霍加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60天内作出是否对被告再行起诉的决定。
接到消息的当天，李尔·拜利携夫人薇蒂搭乘头班飞机从波士顿直飞克利夫兰，发现马其顿监狱已经被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日到达的还有保罗·华摩斯，他从350英里外的芝加哥赶来。
萨蒙·谢普德没有从监狱直接回家——未婚妻雅莉安·特本约翰为他们购置的家，他在李尔·拜利的旅馆房间里住了一宿。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和雅莉安在一起，但慑于当时在俄亥俄州极为严厉的“反通奸法案”和自己的“交保候审”身份，决定还是等到婚礼举行以后。
谢普德家人坚决反对萨蒙和雅莉安马上结婚，不过，萨蒙自知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失去自由——如果检察长办公室决定对他重新起诉，并不予设定保释金的话。萨蒙说，结了婚，雅莉安至少有权探监。
出狱的第二天夜里，萨蒙带着雅莉安，和李尔·拜利夫妇及保罗·华摩斯一行五人开车离开克利夫兰。他们的身后尾随着长长一串记者们的车队，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确切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