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先生，是她向我提到。她说莱思特·霍维顿和他的妻子离婚了。她说很多男人都离婚了，为什么我不离。我说我非常爱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萨蒙还说，去洛杉矶开会前，是玛丽莲建议他顺便看望赫斯小姐。
乔恩·马昂把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放在了最后：“博士，用什么方法去除衣服上的血迹最有效？”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先生。”
“冷水是不是比热水更容易洗掉衣服上的血迹？”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我从来没有试过去除衣服上的血迹，先生。”
“那好，博士，关于你受的伤，你是不是在跑向湖岸的路上跳下台阶时摔了跤？”公诉方总算不再坚持萨蒙·谢普德故意打伤自己之说了。
“不，先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先生。”
“那好，博士。”首席公诉人提高了嗓门：“那天早晨，你亲手杀害了你的妻子，这是事实吗？”
“不是，先生。”
“然后，你去湖岸，或者是在台阶上绊倒，或者是在跳下平台时摔跤，所以受伤，这是事实吗？”
“不，那不是事实，先生。而且，你这样强词夺理有失公允。”
“我的问题问完了。”
爱德华·博里森法官将双方总结性发言的时间限制在五小时之内。
公诉人托马斯·帕利诺：“当他的妻子遭到袭击时，萨蒙·谢普德在做什么？要在受害人身上留下35道伤口，那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萨蒙·谢普德说，他被妻子的尖叫声惊醒。我们可以肯定，玛丽莲在遭到凶手的第一击时就发出了尖叫。”托马斯顺手拿过一卷纸，摹仿案犯打击的动作，一边打一边数数。他要陪审员们审议时也这样做，看看打35下需要多长时间。“法医实验室的验尸报告表明，玛丽莲·谢普德死于凌晨3点至4点……斯班瑟·霍克区长的证词表明，他直到5点45分才接到萨蒙·谢普德的电话。在这长长的两个小时里，萨蒙·谢普德在哪儿？在做什么？”
首席公诉人乔恩·马昂：萨蒙·谢普德并没有追踪凶犯到湖边，他去那儿是为了洗掉身上和衣服上的血迹。“回来以后，萨蒙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着手布置了一个‘抢劫现场’，再处理掉作为凶器的‘手术器械’和沾满鲜血的T恤衫……玛丽莲的这只手表是在楼下书房的地板上发现的，上面沾满了血。凶器一直下落不明。但是可以肯定，有人后来又回到楼上的主卧室，从玛丽莲的手腕上摘下了这只表，并拿走了‘手术器械’。”
被告律师富瑞德·嘉蒙：“从谋杀发生，已五个半月。自本案开庭，已九个星期。但是，警方和公诉方至今仍然不知道案情经过，不知道作案工具，不知道作案动机……我们有两位证人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看见了同一个穿深色衣服头发蓬乱的男人，我们有另外两位证人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看见了谢普德家马桶中的烟蒂。再加上公诉方反复提到的去向不明的‘手术器械’和T恤衫。所有这些证据证词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外来的凶手。”
被告首席律师威廉·科里根：“不错，萨蒙·谢普德曾经就他与苏珊·赫斯的关系说了谎，但那只是一种绅士的谎言，为了顾全一位女士的面子……萨蒙·谢普德与苏珊·赫斯的婚外情并不能证明他的婚姻不幸福，更不能证明他犯有谋杀罪……别忘了，7月4日那天，苏珊·赫斯远在2000多英里外的洛杉矶，而玛丽莲·谢普德刚刚给她‘最亲近的’姨妈玛莉·布朗寄出一封信，报告她怀孕的消息，说她心中‘充满了幸福和甜蜜’……
“法医实验室的验尸报告既不精确也不完整。据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病理学家安东尼·卡拉卡兹博士说，该实验室不但有有章可循的验尸程序，也具备当代最先进的实验手段。那么，在为玛丽莲·谢普德验尸时，他们为什么没有照章办事？这到底是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
公诉方抗议。
“同样，沙缪尔·戈尔勃博士对萨蒙·谢普德的第一次讯问也既不精确也不完整。他甚至没有作笔记！因为无据可查，无证可对，戈尔勃博士便可以‘凭借记忆’信口开河，说萨蒙当时根本没有提到那个穿深色衣服，长蓬乱头发的‘高个子男人’。”
最后，威廉将矛头指向了媒体：“这是一场‘报纸的审判（Trial by newspaper）’……报纸用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毒害公众的心灵。比如，关于萨蒙·谢普德‘自伤’的谣言就是记者们炒作出来的。”
12月17日，星期五，爱德华·博里森法官花了一个多小时向陪审员们“念”了一遍他的指示。俄亥俄州的法律要求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必须一式三份，分送陪审长和双方律师。博里森法官在他的指示中说，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可以是以下四种情形之一：一级（预谋）杀人罪、二级（故意）杀人罪、过失杀人罪或无罪。
下午，陪审团进入审议室，法庭休庭。
只有新闻界仍不得闲暇。就像赛马趋近终点，六合彩临近揭晓，报纸纷纷猜测着陪审团即将作出的裁决。外地记者普遍认为，公诉方没能向法庭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萨蒙·谢普德杀妻，本地记者却众口一词地预言萨蒙·谢普德定会被判罪无疑。
到底是“强龙争不过地头蛇”，陪审团经过“100小时审议”，裁决萨蒙·谢普德犯有故意杀人罪。一些陪审员事后解释说，他们作此裁决是因为找不到“预谋”的证据。也即是说，陪审团根本没有考虑过“无罪”的可能。
同日，爱德华·博里森法官宣布判处萨蒙·弗尔摩斯·谢普德无期徒刑。
那天是1954年12月22日，星期三，离圣诞节还差三天。
《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兼持照律师保罗·华摩斯在他当天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他被证明了通奸罪，却被裁决了谋杀罪。”
萨蒙·谢普德孤独地度过了他在狱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55年新年伊始，1月7日，萨蒙的母亲依莎·尼尔斯·谢普德老夫人在家中开枪自杀。她留给儿子们的绝命书上说：“我没有勇气再活下去……感谢你们曾经带给我的一切。”
11天后，萨蒙的父亲，64岁的老理查德·亚伦·谢普德博士在他自己创办的港湾医院逝世，死因为“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但医护人员们说，老院长也是死于“六个月家庭悲剧”造成的压力、抑郁和哀痛。
不久，谢普德家向港湾医院董事会交出了他们的全部股权。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斯蒂文·谢普德说：“上帝抛弃了我们——如果真有上帝的话。”
在接到威廉·科里根的电话之前，鲍尔·柯克博士并没有太多地关注过“玛丽莲·谢普德凶杀案”，尽管庭审期间，旧金山有不止一家报纸往克利夫兰派了记者。尽管在法庭辩论中，柯克博士1953出版的《犯罪调查：物证与警方实验室》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被律师们引用。
鲍尔·柯克博士很忙，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犯罪学兼法医学教授，还主持着一个犯罪调查实验室，经常从警方接一些样品。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鲍尔·柯克学的是化学，他曾取得过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匹兹堡大学的化学硕士学位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柏克莱教医学院学生的《微生物化学》。1935年，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柏克莱山上的灌木丛里被人强奸，当时的柏克莱警署署长奥古斯汀·沃尔曼是柯克博士的近邻，也是柏克莱分校的犯罪学教授，他请柯克博士替警方分析一些现场样品。
顺便介绍一下，这位奥古斯汀·沃尔曼教授曾被评为“全美最佳警署署长”，他还是美国犯罪统计学的创始人，以及安装在警车上的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发明者。
沃尔曼教授交给柯克博士的现场样品包括几片被压碎的橡树叶子、一小团马利筋荨蔴和一些棉布纤维。化验完毕，柯克博士告诉办案人员罪犯不是本地人。警察们追踪几位案发前到过柏克莱的来访者，从那些人的家里带回了他们的衣服。柯克博士将现场的荨蔴和纤维样品与衣服一对上号，其中一人就招供了。
从此，鲍尔·柯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应本案被告律师威廉·科里根之邀，柯克博士于1955月1月22日抵达克利夫兰，在那里滞留了一共四天，其中一天在卡亚霍加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查验公诉方的物证，还有三天都在谢普德家二楼的主卧室里。庭审结束后两天，警方将房子的钥匙交还给了谢普德家，所以柯克博士可以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勘查现场。柯克博士回加州的时候，带走了一箱子装了各种样品的瓶瓶罐罐和纸袋塑料袋。
一个月后，威廉·科里根收到柯克博士寄来的调查报告，其中正文一万余字，外加比正文还厚的若干附录、图示、照片、表格等。
鲍尔·柯克博士首先在报告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主卧室内家具等物的设置（见末页）。两张平行放置的单人床皆头南脚北，玛丽莲的床靠东，朝向楼梯的门就开在玛丽莲床右边南墙的最东面，而且在案发时一直开着。房间的整个东墙是一排衣橱。
柯克博士对现场的第一印象是，房间里除了天花板，四面墙上全都溅了血。经计算，其中北墙、西墙和南墙的血迹尽皆来自死者床的中部，即玛丽莲尸体的头部所在位置。结合对死者伤口的研究，柯克博士推断，凶手没有对玛丽莲从上而下的正面垂直打击，因而天花板上见不到任何血滴。衣橱靠北约四英尺以及北墙离东北墙角处约两尺的地方也没有血迹，柯克博士认为，那应该是被凶手的身体挡住了。这就意味着，凶手作案时的位置是在床东沿的下半部。
衣橱靠南的部分和敞开着的门上，以及南墙的一部分有数处排列连贯的血滴，应该是当案犯扬起手中带血的凶器时挥洒而成。综合考虑玛丽莲伤口的切入角度基本上都是从左上方往下的斜向打击，说明凶手是一个左撇子，而且像挥动棒球棍一样挥动手中的凶器。柯克博士还注意到，床东沿下半部的床单上有几处仿佛被反复搓碾过的血迹，很像是有人一条腿跪在床沿上并作持续运动造成的。综上所述，鲍尔·柯克博士在报告中写道，凶手作案时的姿势应该是右膝跪于床沿，以平衡身体，左手持凶器，右手按住受害人。
萨蒙·谢普德不是左撇子。
根据那些来自作案工具的血滴，柯克博士计算出凶器在空中划过的弧线，认定其离衣橱最近处不到6英寸（约15厘米），并进而推算出凶器的大致长度当不超过一英尺（约30厘米）。关于作案工具的另一线索应与死者的伤口有关。玛丽莲身上的伤口没有一处为利器切伤或划伤，但凶手使用的工具虽不及刀子般尖利，亦足以令人皮开肉绽，其中有几道深及骨头，特别是玛丽莲头顶那处使颅骨碎裂的致命伤，说明该凶器具有一定的分量。再结合伤口的形状皆为月牙形或半月形，鲍尔·柯克博士于是得出结论，和所有这些线索最为接近的应该是一支大号重型手电筒，与沙缪尔·戈尔勃博士的所谓“手术器械”相去甚远。
关于那只在法庭上展示多次的血枕头，鲍尔·柯克博士说：“它向我们讲述的案情要比公诉方所能想象的多得多。”血枕头的一面是那把“手术器械”的印记，另一面因浸透了血而变得板结，尤其是，枕头两端边缘的血比中间还多。“所以很明显，”柯克博士写道，“枕头曾被用作玛丽莲抵挡凶手保护自己的工具，或被案犯用来捂住玛丽莲的嘴或企图使她窒息。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枕头曾经被对折起来，有印记的一面朝里，另一面在外。所以在外的一面承接了更多的血，所以两边缘浸到了床上的血泊中，所以内面不多的血迹因对折而呈现出类似镜像的对称图案，被公诉方误认为是‘手术器械’的印记。”
柯克博士还在衣橱门上发现了一块直径约为一英寸（2.5厘米）的圆形血迹，比房间里其它血滴中的最大者还大出一倍多，因而显然不能用溅洒来解释。柯克博士非常肯定地说，这处血迹是直接与正在流血的伤口接触后留下的，也就是说，有人曾把伤口摁在衣橱门上。根据现场和尸体的情形可以断定，玛丽莲遭到攻击后始终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离开过床，所以该血迹不会来自玛丽莲。柯克博士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凶犯的血。
也就是说，凶犯在作案的过程中也受了伤。由此，柯克博士联想到了玛丽莲的两颗断牙，并注意到，公诉方在法庭辩论中始终没有对这些“物证”作出任何解释。
柯克博士在报告中推理说，用拳头或凶器击打玛丽莲的面部可以造成牙齿断裂，然而第一，根据验尸报告和死者受伤的照片等，玛丽莲的脸上和嘴里没有相应的伤，第二，如果牙齿从外往里断，应该掉在受害人的嘴里或卡入咽喉，但据沙缪尔·戈尔勃博士讲，他是在床上拣到的。
在卡亚霍加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鲍尔·柯克博士仔细查验了玛丽莲两颗牙齿的断面，发现它们正如他想象的，是从里往外断。柯克博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凶手在作案过程中的某一刻试图用手堵住玛丽莲的嘴，以制止她尖叫，被玛丽莲一口咬住。玛丽莲一定咬得十分用劲，以至在凶手拔出时挫断了两颗牙齿，并同时使凶手受伤流血……被咬破的手或手指与衣橱门上的那一大块血迹相符……以本人之见，案犯在1954年7月4日那天手部受伤。”
萨蒙·谢普德没有手伤，也没有任何流血的伤口。
鲍尔·柯克博士报告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所谓“血液化学”，即对血液的化验及结果。在1950年代，化验血液的手段还相对有限，柯克博士只做了血型和基因两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结论：“衣橱门上大块血迹的化验结果如下，一、该样品为人血。二、不是被告人萨蒙·H·谢普德博士的血。三、也不是受害人玛丽莲·R·谢普德女士的血。”
柯克博士还在报告中就萨蒙·谢普德的长裤作了一些说明。长裤右边通常装钥匙的口袋被撕破约4英寸的一道口子，钥匙链一般就挂在右侧裤腰的皮带扣上。公诉方曾在庭审时说，绿色布袋中的钥匙等是萨蒙在伪造现场时自己装进去的，所以长裤应该是萨蒙掏钥匙时撕坏的。但柯克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掏钥匙抽手的动作为向上和往外，而该破损处撕裂的方向是往下……只有当另一个人试图取走钥匙和钥匙链时才可能被这样撕坏。”
鲍尔·柯克博士发现，长裤的裤袋中有一些沙子，并推论道：假如萨蒙·谢普德真如公诉方所说，到湖边洗去身上的血迹，他最多只是站在水里，不可能有沙子进入裤袋。但假如如萨蒙自己的说法，他被击昏后半身泡在湖水里，沙子完全有可能被浪花冲进他的裤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