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共度笑声朗朗的欢乐一刻，相伴涕泪涟涟的悲伤时光，这些过往的苦与乐，因为有朋友的存在而记忆深刻，因为有朋友的陪伴而分外精彩。
朋友或许不总能相聚在一起，但深厚的情谊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友情就如一杯葡萄美酒，随着岁月的老去而越酿越香醇。想起故友就如同品尝着美酒，那种滋味是何等的美妙绝伦——友谊因为回味更显得弥足珍贵。
1.空中朋友
铁凝
铁凝女，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0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01988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另著有散文集《女人的白夜》，小说《永远有多远》、《大浴女》、《笨花》等。
前些天，一位从石家庄来的友人告诉我，今年盛暑未到，那儿却经历了一次难以忍耐的高温天气。他半夜从凉席上被炙醒，喉咙似要着火，便杀了西瓜解渴，那瓜的温度早已升至异常。
石家庄的高温，引我忽然想起地处赤道、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加蓬共和国。这加蓬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所以由石家庄的高温想起加蓬，想起它的首都利伯维尔，想起利伯维尔那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是因为一位瘦弱的上海姑娘，她叫刘清华。
六月，我曾飞往北欧，途中，刘清华是我的邻座。最初，我猜她是出国进修，或者自费留学，要么便是考察团、代表团成员。但她神情十分忧郁。几次掏出手绢频频地擦眼睛。留学、考察、访问难道还会面带忧伤吗？况且机舱内也并无她的同伴。我留意着她的神色，做着其他设想，并试着跟她讲话。她毫无准备地再用手绢掸掸眼，将脸转向我，便和我交谈起来。
果然，留学、访问都与她无关，她是去国外定居的。
几年来中国门户开放，国人、洋人出出进进，目的、渠道繁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定居国外，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羡慕和重视。
但刘清华谈及这件事，并无优越、炫耀之色，说着，泪水充溢着眼眶。“我不高兴，我真的不高兴。”她对我重复着。
“去哪个国家？”我问。
“加蓬。”她说。
在飞机上，我听到了这个陌生国度的名字。当时我对它虽无更多的了解，但我知道那里是热的：热的太阳，热的大地，连瓜果也一定是热的。
刘清华，上海人，已过而立之年，干部，上海某区委人事科副科长，若无出国事不久还将被提拔。此行却是投奔在加蓬经商的舅舅。舅舅幼年便漂泊海外，后来由台湾去了加蓬，如今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了儿家服装市场。因身边无亲人，才多次写信要刘清华去帮忙经营。后来频繁的书信终于说通了在上海熟悉人事工作的刘清华，她辞别了她所熟悉的一切。
对于这件事，我并没有替她权衡其中的得失。我只是劝她，既然加蓬有亲人，亲人又是那么需要她，就不要太伤心。再说，一切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们已经飞在空中。
刘清华苦笑了，苦笑着把话题转向舅舅的服装业务：“我去帮舅舅经营服装市场，可是你看我的服装，是不是很土？”
我早就注意了她的衣着。说实在的，刘清华在上海大约并不能算会打扮的人。衣裙的颜色虽属鲜艳，却缺乏必要的和谐。但此刻我愿意使她高兴，便不去品评她的穿扮。刘清华却并不掩饰这一切，又说：“我从来不知道打扮自己，连颜色也不会搭配，上海姑娘极少有我这样的。头发也是第一次烫，来北京之前，母亲逼我去烫的。”
刘清华新烫的头发乌黑蓬松，十分厚密，显得人更瘦弱。黄黄的脸色，苍白的嘴唇，像经历过大的灾难。然而就是她，要到那个陌生的、热的国度去了。我心中忽然升起对这年轻女性的莫名的担忧。
她忽然轻轻咳嗽起来，蓬松的头发也随之震颤着，仿佛是和我那莫名的担忧不谋而合。
“你上海家里还有谁呢？”我问。
“只剩母亲一人了，父亲早就死了。那些年，由于我们的海外关系，家境你可想而知，算得上家破人亡。我们在人前只知道不做声，时间长了竟像不会讲话似的。后来，总算给父亲平了反，退还了几万元工资，我也被调到区里……”刘清华叙述得很平静。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我终于替她权衡起前途，冒失地问。
“我也说不清。”她对我的提问显出些慌乱，顿了顿才说，“也许是因为舅舅吧。他在那里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都是因为表妹。”
原来刘清华在国内的表妹和表妹夫前她一年也去了加蓬，也是被这位舅舅请去帮忙做生意的。他花钱将他们接去，又给他们做了无微不至的安排。谁知没过多久，二人受了另一个老板的诱惑，见利忘义，背叛了舅舅。竟投靠了那个正与舅舅竞争激烈的人。他们对他的背叛，使他蒙受了羞辱，之后便大病一场。从此，这个早年便在海外闯荡的服装商人更觉孤身无靠，才再三再四写信求刘清华前去。他深知刘清华的前往，不仅是生意的需要，也是自己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吧？一人举目无亲，纵然再有更多的服装市场，也会感到孤单。
“也许就因为舅舅这场大病，我才作了最后决定。我不知我说清了没有。”刘清华说。
“说清了。”我说。
“我不会背叛他。”她说。
她将脚下一只小纸箱指给我看，告诉我那是一箱茅台酒，说利伯维尔的商人都喜欢喝茅台，舅舅应酬一定用得着。途中划清华一直细心照看着那纸箱，似乎是对那背叛舅舅者的报复。
飞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机场加油，我们进候机大厅休息。沙加机场候机厅那乳黄色圆形拱顶，游移在厅内身着黑袍、白袍的阿拉伯男人、女人，给这儿增添了一种神秘而古怪的气氛。刘清华对机场商店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并不关注，倒是这实实在在的异邦气氛招引来她新的思绪。她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突然问我：“你说同黑人结婚好不好？”显然，她将她的去处想得更具体了。
我却无法回答她，更意外以我们空中八个小时的交情，她能同我谈及这样的话题。
再次登机后，她还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她说，她原本有个男朋友，在她家境窘迫时就爱着她，可惜患肝癌死了。从此她再也没遇见能比得上他的人了。
“我很怕。”她说，“实在不行我就嫁个华人。”
我也很怕，一直不能回答她的问题。死于肝癌的男朋友、黑人、华人……
飞机义一次降落，是瑞士的苏黎世。我们在这里换机。刘清华将换乘法航班机飞利伯维尔，我们换北欧航空公司班机飞奥斯陆。
在机场盥洗间，她很不熟练地往唇上涂了点口红，对我说：“我们拍张照片留念吧，这样我在加蓬就会多一个可以想念的亲人。”
我赞同她的提议，拿出相机，在一间灯火绚烂的商店门前合影，并答应回国后一定将照片寄给她。
几小时后我又在空中旅行。我习惯地将头偏向邻座，邻座已换了新人；我将眼光转向那新人的脚下，装茅台酒的纸箱亦不见踪迹。
心中有着无尽的遗憾，遗憾我不能回答她的提问：黑人、华人，这关联着她半个人生的大事。再说，关联着她半个人生的仅仅是这些吗？
舱内暗下来，一部电影开始了。我只看见一个瘦弱的上海姑娘，正拎了一箱茅台蹒跚而去，将青春、将一生的喜怒哀乐都要交付于那个捉摸不定的热的异邦。
有多少人把出国定居、接受遗产假定为索取？却很少有人想到奉献。那个异邦也许不拒绝刘清华的索取，但更需要她的奉献，她的一切一切证明着，她原本为了奉献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舱内义大亮。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了奇伟的阿尔卑斯山。皑皑白雪覆盖着苍茫的山脊，云海在峡谷里奔涌，也有成群单薄的云片结队轻飞，散落在山间的红房子宛若粒粒南国红豆。
一位瑞士女作家写过一个名叫海蒂的小姑娘，从富足、舒适的法兰克福跑回她爷爷所居住的阿尔卑斯山，在山上那座小木屋里同善良而倔强的爷爷生活下来。那故事使我久久难忘。那位爷爷的命运连着阿尔卑斯山，海蒂的命运连着爷爷。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木屋，她感到了生命的充盈和踏实。故事虽已久远，但我仍旧觉得海蒂依然住在那里。
谁能言尽自己的命运？也许它常常令人难以把握。然而，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份意念总该醒着。纵然前程茫然，心中的念头醒着，便安然。
无尽的遗憾又却上心头：刘清华似乎没有携了那意念远去。是丢在了家庭以往的不幸里，还是泯灭在心灵无法愈合的创伤中？我茫然。
我飞着，明确自己的去处，也知道自己的归期，真正的喜悦是终能踏上我自己的国土；刘清华已经降落在那块“热土”，我却常常觉得她仍在空中。
中国的盛夏就要过去，加蓬的闷热一年难尽。从此，每一个夏天我都会想起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位我空中的朋友。
2.忆老友
季羡林
哭冯至先生
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是已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冯至先生长我六岁，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紧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庆祝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跟着来的是长达40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50年代的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两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苫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40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联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我们的友谊就贯串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巾，我的回忆也贯串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屁，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女儿姚平告诉我说，有时候她爸爸在胸中郁积了一腔悲愤，一腔不悦，女儿说：“你发一发脾气嘛！一发不就舒服了吗？”他苦笑着说：“你叫我怎样学会发脾气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义奇特，这样一个貌似平凡实为不平凡的人。
占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内向，懒于应对进退，怯于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几个知己。我个人认为，冯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开会历程中，有多次我们住在一间屋中。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气，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两年前，我的朋友和学生一定要为我庆祝80诞辰。我提出来了一个条件：凡是年过于我的师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请。冯先生当然是在这范围以内的。然而，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大会就要开始时，冯先生却以耄耋之年，跋涉长途，从东郊来到两郊，来向我表示祝贺。我在主席台上，瞥见他由人搀扶着走进会场，我一时目瞪口呆，百感交集，我连忙跳下台阶，双手扶他上来，他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优美得像一首抒情诗。全场四五百人掌声雷动，可见他的话拨动了听众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赶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戚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义重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则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则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几年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来哭冯至先生！
“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之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是同样地惨痛吗？我觉得，人们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