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分析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一般框架之上的，它是一种抽象的个量分析，市场供求平衡是其最基本的前提，分析时抽象掉供求的多样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性等。同时，它又是一种短期的和静态的分析，抽象掉了技术进步等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市场结构的变化。既然这种分析抽象掉了许多东西，所以当我们拿它来参照客观经济生活时，就必须把原来抽象掉的东西逐一重新纳入视野。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是以具有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等技术经济特征的产业的集中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垄断为前提，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前提条件，就必然会寻求与管制不同的制度设计。
一、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
在区域垄断的情况下，企业即使不直接在市场上展开竞争，但依据作为比较基准的业绩，也可展开竞争，被称为区域间比较竞争，这也是促进竞争的一个原因。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存在若干自然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其市场间如果能够进行某种形式的竞争，也可能激励各垄断企业削减生产成本。
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定存在分别垄断各自地区电力供应市场的三家电力公司X、Y、Z，其在各地区必须供应的电量S相同；假定其生产成本均为C，且随投资支出增加而降低，把为实现生产成本C而必需的投资支出用投资函数F（C）表示，即F（C）是C的递减函数，三家电力公司的投资函数是一致的；再假定管制部门不知道这个投资函数的函数式（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例如，可能发生不知道为提高效率而投资的机械设备的性能和必要的工人人数的关系等，但是，管制当局可以看到已发生的投资支出F和生产成本C。为了保证给各自地区提供电量S，供电企业除了补偿各自所发生的生产和投资费用以外，还必须能获得相当收益，现在，假定其收入是由管制当局以国家补贴的形式向各公司提供，这时，如果由管制当局向各电力公司提供与实际的投资支出和生产成本相等的补贴，可以想像，肯定会出现生产的非效率，各电力公司即使拥有先进的机器设备，即使能控制工资总额，也有可能雇用很多人手，以高额的人工费用补贴，作为填补其粗放经营的手段，这是由于管制部门不知道各企业的投资函数的形式，即所谓的非对称信息而产生的非效率性的典型一例。但是，如果该地区垄断企业的补贴是根据其他地区垄断企业的生产费用和投资支出的总额来提供的话，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例如，企业X的补贴额TX由（CY+CZ+FY+FZ）/2来决定，其中，CY、FY是企业Y的生产费用和投资支出，CZ、FZ是企业Z的生产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样，企业X的收入（即所获得的补贴额）就与本企业的生产费用和投资支出无关，在此前提下，企业X会理性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使费用（生产费用和投资支出之和）最小化。依次类推，企业Y和企业Z也同样存在着降低费用的激励，从而可实现这三个区域间的比较竞争。这样即使在管制当局和被管制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只要存在着多家垄断企业（环境条件相同），区域间比较竞争也可以实现有效竞争。
不难看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是一种借助政府管制机制，促进不同区域间被管制企业间竞争的一种政府管制理论，但是，这种区域间比较竞争的实现有以下两个约束条件：第一，垄断企业间不可能串谋，如果垄断企业间为了获得高额补贴而“串谋”恶意经营的话，这种比较竞争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企业间经营规模和成本结构没有较大差异，如果存在较大差异，可想而知，这种比较竞争也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产业内存在着多数企业，还可以考虑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分为若干“可比较”（即具有同质性）的集团，展开区域间比较竞争。例如，日本的城市煤气产业从1996年开始导入区域间比较竞争，将全国244家的城市煤气公司，根据其经营形态、地域性、生产方式等的不同，分成16个集团，在各集团内部展开“比较竞争”。这样，由非现实的进入而引起的多数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成为可能。
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
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继承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强调新古典学派价格理论在产业活动中的适用性，其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德姆塞茨、波斯纳等。芝加哥学派是在与哈佛学派的争论中崛起的，争论的焦点是，在高度集中的生产结构中通常具有的高额利润究竟是来自垄断势力还是来自大企业的高效率。在传统的哈佛学派的结构（S）-行为（C）-绩效（P）分析框架中，市场结构是基本决定因素，不同的市场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绩效。而在芝加哥学派看来，高度集中的市场中长期出现高利润，只能说明该市场中大企业的高效率经营。因为不是建立在高效率经营基础上的高利润水平，都会招致其他企业的大量进入，而使利润率很快降至平均水平。正是各个企业通过合理的选择采取最优行为的结果，在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的法则（施蒂格勒称之为生存检验）下，效率高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才导致高集中市场的出现。从这一立场出发，与其说是存在着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的因果关系，倒不如说是市场绩效或市场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
芝加哥学派认为，即使市场中存在着某些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只要不存在政府的进入管制，长期的竞争均衡状态在现实中也是能够成立的。该学派甚至认为，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结构，只要市场绩效是好的，政府就没有必要管制。他们坚信，惟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才是提高产业活动效率、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基本条件。他们对政府在众多领域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应该尽可能减少对产业活动的干预政策，以扩大企业和私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范围。
1968年，德姆塞茨（Demsetz）发表了《为什么管制基础设施产业》这篇重要的论文，作为代替管制的方法，提出了特许投标（franchise bidding）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某个产业或该产业中的某些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性，成本效率要求只存在一个生产经营企业。但在无管制的环境下，产业内只存在独家垄断企业的结果通常是垄断价格过高或者诱使过量的企业进入产业而牺牲成本效率，这就为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或业务领域管制提供了合理性。为了保证产业内只存在能使成本效率最高的合理企业数量，政府就要设置产业的进入壁垒。可是如果没有新竞争者进入产业的威胁，垄断者就会制定垄断价格，因此，在自然垄断产业中，怎样既保持单一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率又避免企业的垄断行为，就构成了政府管制者的两难选择。芝加哥学派主张管制失败的可能性极高，作为管制的替代政策提出放松管制，对放松管制的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即使自然垄断成立，私人垄断也比国有和公共管制的社会成本小，强调在政府管制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拍卖的形式，让多家企业竞争在某产业或业务领域中的特许经营权，在一定的质量要求下，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
芝加哥学派还特别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化的条件下，竞争市场的旧理论已不起作用了，以国内的产业或市场来判断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市场绩效的垄断与否已经不符合实际，按照这种标准实行反垄断，可能会对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所以其政策主张是应该放松反托拉斯的管制。芝加哥学派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实施反托拉斯政策就意味着惩罚通过提高效率而成功的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对产业的管制，是一些企业企图形成人为垄断，结果定会导致低效率。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相信市场竞争机制的自我调节力量，认为以往实行的竞争政策并未收到成效，主张国家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这一学派的理论对美国竞争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逐步占据了主流派地位。
三、可竞争性市场理论
鲍莫尔（W。J。Baumol）、潘查（J。C。Panzar）和威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一书，这标志着“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的形成。所谓“可竞争市场”是指“一个具有进入绝对自由并且存在绝对小的进入成本的市场”，一个完全的“可竞争市场”的重要标志是“对快速挤入缺乏抵抗力”，由于潜在竞争者可以实行“打了就跑”的挤入式战略，在这个“可竞争市场”上，不可能保持高额利润。这一理论实际上是特许投标理论的应用。特许投标理论认为，如果潜在的进入者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在位的自然垄断者就不可能维持其垄断地位和价格，把这一关系定式化，强调潜在竞争压力的理论就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在航空业等现实的放松管制政策中，这一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受到关注。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内容可概括如下：第一，当存在范围经济乃至多数产品生产的经济性时，与传统的规模经济性的情形一样，只有单一企业或少数企业能生存，这时的生产结构是有效率的。如果因为担心高集中度而限制企业发展，阻止企业间的兼并、联合，甚至分割企业，将会导致产业组织的低效。第二，如果没有进入障碍，在位企业就会在假定“新企业就会闪电进入”的前提下制定具有竞争性的价格，取得和特许投标一样的效果，这时，由于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新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就没有。这一理论，是以在位企业和包括潜在进入者在内的一切企业，技术大体相同以及在位企业降低价格进行反击的速度比新进入者开始生产占领市场的速度慢为前提。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潜在进入者在可能的时候进入，几乎不受反击，就会使在位企业退出。为了避免这一事态，在位企业会制定不会诱发新企业进入的、超额利润为零的竞争性价格战略。第三，作为没有进入障碍的条件，强调企业没有沉淀成本，即企业在退出时不能回收的费用，例如，设备的购入费用减去其后的转卖价格或报废价格，两者的差为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小，则退出容易，也正因为这一点，新企业的进入也是容易的。在基础设施产业，一般认为航空业是大体符合这一条件的产业，因为飞机可租赁采购，机体和航线比较容易卖掉，沉淀成本较小。
在鲍莫尔等人看来，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不如更加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淀成本。为此，他们主张一方面要积极研究能够减少沉淀成本的新技术、新工艺，另一方面要排除一切人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的确，潜在的竞争是产生竞争的重要原因，但是，作为政策依据，这一理论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第一，在传统上被称为自然垄断产业的基础设施产业，沉淀成本非常大，这一理论不太可能成为放松管制的论据。第二，相对于新企业的快速进入，在位企业以价格竞争反击新企业进入的速度缓慢，这样的行动的非对称性是缺乏现实性的假定。另外，支持这一理论的实证分析也很少。
事实上，随着美国放松管制实践的深入，鲍莫尔等学者逐渐认识到他们引以为例的航空业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偏离了完全可竞争性：第一，机场的建设会导致大量的沉淀成本。第二，由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飞机的短缺。第三，新进入者由于不会像在位者那样同员工签署劳动合同而面对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尽管如此，可竞争性市场理论至今对美国还是颇具影响力的，虽然其政策主张的现实可行性令人怀疑，但作为理论分析仍不失有价值之处。
四、新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论
众所周知，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以后的凯恩斯学派、弗里德曼学派和供应学派等主流经济学派，都以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和建立均衡作为经济理论的核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被看做“外部条件”，未予涉及。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未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虽然早在1912年，熊彼特就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引入经济学理论。
熊彼特认为，世界总体上是稳定和均衡的，然而稳定和均衡的局面总会被企业家的革新所打破，因此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市场稳定和均衡的破坏者；其追随者科兹纳则认为，这个世界由许多被企业家所忽略的非均衡构成，因此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对非均衡（不确定性、非充分信息）的感知以及获取利润过程中的调整，这种感知和调整只有企业家活动才能做到。企业家正是通过均衡活动使非均衡的市场走向均衡。这两种观点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奥地利学派把竞争作为过程动态地理解，认为自然垄断也不能逃离竞争的过程，一旦企业受到管制，企业家精神就会受到限制，其理性的决策就很有可能被扭曲，如果放松管制，企业家就可以考虑需求变动、竞争等外部市场环境，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出合理的选择，其结果是，可实现生产的效率性和提高市场变化的适应力。而且，在动态的市场，传统的理论认为，实现管制的必要情报很难到手，从而，管制的有效性是不被期待的。所以，没有管制的自由市场是必要的。
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就这一点而言，与芝加哥学派有共同之处，但同时，他们还否定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价格理论。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最核心挑战，就是否定完全竞争概念。因为这种竞争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市场参加者都具有充分掌握各种市场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及条件，而不存在不确定性，即所谓的“信息的完全性”。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完全竞争理论的这一前提是非现实的，无论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不可能掌握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这不仅因为知识和信息是分散在千百万人的脑海中，同时，也是因为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千变万化的。新奥地利学派则从不完全信息出发，认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因而他们特别强调企业家及其创业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德鲁克也曾经写到：“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掌管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即使那些最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其行动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人人都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如果是私营，经营者的业绩会通过股价反映出来，受股东等企业所有者监督。在国营情况下，由于不存在这种对其经营者业绩进行经常监督的手段，因此，容易发生经营者“惰性”的问题。萨瓦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包括管理合同执行的费用在内）要高出35%～95%。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产业里，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只有电信业的毛收入可以抵偿成本，收入成本比为1.6：1，而就所有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而言，收入与成本的差距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补贴，这种补贴水平不一，煤气约20%，电力约40%，水大约70%。然而，究其成因，导致众多基础设施产业的成本无法充分回收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限制因素。那些已获得服务的人非常支持低价政策，即使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钱也是如此，这反映出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强大势力以及他们为争取高额补贴的政治允诺能力。更糟糕的是，在确保了财政补贴之后，国有机构管理者几乎完全丧失了改善经营和对用户负责的动力。同样，私营的服务提供商如果没有必要去竞争，那么也会像公营部门的垄断组织那样低效率，其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绝不亚于政府机关。企业家精神也许不是万能的，但企业家精神在解开垄断机构官僚主义死结方面却是十分有效的。根据企业家精神理论分析，伴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的扩大，逐步改革我国基础设施产业高度集中的国有产权制度，在给予企业自由的同时，让其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其结果，必会诱发企业的行动更加合理，更具有竞争性。因此，放松管制是必要的。
§§第二章 西方国家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