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很可能是根本性的，它将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它已经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根基，资本主义固有的道德、价值、文化等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随着苏联的解体，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文明的冲突曾被视为解读世界最主要的线索，但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伦敦骚乱”及“占领华尔街”等事件发生后，经济再次成为解读世界趋势的重要视角。
从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持续恶化的趋势仍非常明显，未来世界仍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这使我们对未来很难有清晰的判断。在国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战争仍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又将面临何种选择呢？
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欧美逐步获得世界的领导权，成为世界的主宰，欧美所带领的现代化、工业化席卷全球。然而随着欧美经济实力的衰退、人口比例的下降，技术优势被赶上，旧有的平衡正在被打破，欧美中心主义已经发生动摇，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酝酿。
历史真的终结了吗？
1991年12月25日晚，当西方国家普遍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之中时，**********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讲话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北约和华约刀光剑影、在全世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的早期，苏联并非处于绝对的劣势，甚至很多时候冒一下头，让美国的小日子过得非常不舒心，比如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纪录都是由苏联人写入史册的。
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已足以完成20世纪50年代欧洲所代表的工业化，但要创造复杂的“后工业化”经济，显得过于粗糙了。在“后工业化”经济中，信息和技术革新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的问题不断爆发。苏联的崩溃最终从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开始。这三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因为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才被并入苏联版图。在苏联阵营内，这三个国家发展缓慢，与北欧诸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分离倾向非常严重。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达了强烈的分离倾向。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独立，苏联的帝国链条终于崩断。
在军事及政治上，苏联并不处于下风，但由于经济活力欠缺，各种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东欧的剧变。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制度也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1992年南斯拉夫更是一分为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其后，在2006年6月3日，黑山从南斯拉夫联盟中独立出去。
在苏联最终土崩瓦解的同时，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纷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瓜分国有资产，实行多党制，国家也由一党执政、军政府等集权制过渡到英美各国普遍采取的议会制、总统制。
除了东欧之外，最明显的是南欧及拉丁美洲。在南欧，葡萄牙卡塔诺政权因军事政变而瓦解，1976年4月选出了社会主义者马利奥·索亚雷斯为首相，1974年，掌管希腊7年之久的军政府倒台，普选出卡拉曼利斯政府。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经过两年多的激烈斗争，西班牙最终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同样，土耳其在1980年由军政府执政，但最后于1983年进入文官统治时期。
拉丁美洲饱受欧洲的殖民统治之苦，当欧洲殖民者离开后，除了经济上的千疮百孔，还有政治上的混乱不堪，大多数国家都是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局面。但拉美的政治格局则因“马岛战争”而迅速改变。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政治强人加尔铁里实行独裁统治，引发国内巨大的矛盾，为了转移视线，加尔铁里便在领土问题上做起了文章，扬言“主权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1982年4月2日拂晓，阿根廷军队5000余人登陆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称“福克兰群岛”）并发动进攻，但阿根廷军队一触即溃，加尔铁里最终只好为他的政治冒险埋单，被判刑12年。最后按照民选阿根廷产生了阿方辛政府。
在拉美的政治动荡中，阿根廷无疑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阿根廷的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拉丁美洲，乌拉圭、巴西的军政府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相继结束执政，随后是乌拉圭、智利、尼加拉瓜、秘鲁、哥伦比亚等。到了21世纪，只有古巴及圭亚那两个国家仍长期由一党执政。
政治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
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在20世纪的争霸中取得全面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一次空前的繁荣。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欧美的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是人类唯一的方向。
在欧美联盟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罗马帝国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过美国当时的地位。一个强大的美国，单极世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警察”。
2002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美国将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对邪恶轴心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其他挑衅美国的势力发动全面打击。2005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将这个名单扩大到6个，包括伊朗、古巴、缅甸、朝鲜、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赖斯承诺，将使用外交手段解决“我们的公共安全所面临的种种威胁”，并“在全球推广自由和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开始大肆宣扬“新帝国论”。“新帝国论”主张，美国要利用当时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建立一种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随后，赖斯在《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中宣称，“9·11”事件后的世界局势给美国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威胁，而且有巨大的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赖斯对美国新出炉的“新帝国论”作了权威的诠释。
“新帝国论”有四大理论支点，它们分别是“单极稳定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和“民主和平论”，核心是“单极稳定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了仅存的超级大国，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能够单独与其抗衡，为争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而导致世界冲突的情况也将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单极时代”。
包括时间的宇宙开始于一个大爆炸，可能会有终点；而作为直立行走的两脚动物——人起源于一个单细胞生命，生命是会衰老且无法逃避死亡的；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历史，人们也自然会考虑它是否有终点！
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西方人很容易得出一种结论：自由民主制度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战胜了很多与之竞争的制度或者意识形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推测历史或许会终结。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应景地写出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弗朗西斯·福山是极负盛名且多产的社会分析专家，曾任美国******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1989年，福山为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撰写了一篇论文《历史的终结？》，文中阐述了在战胜了世袭君主制、法西斯、军政府及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资本主义世界所秉持的自由民主观念已无可匹敌，成为“人类意识形态的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最后的选择。
《历史的终结？》发表后，迅速引发全球性的大讨论。面对众多的质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福山完成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书中福山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坚持认为自由民主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能够跨越全球不同地区和文化的政治体制，通过它人们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一切重大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也逐步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全球现代化就是全球的西方化，西方文明是高级文明，其他文明是低级文明；西方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是狭隘的和特殊的。其中日裔美籍人福山合时适地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非常具有代表性。
从论证上来看，福山的观点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情绪，他把经济和政治混为一谈，把自由经济即市场经济同自由民主制度简单地等同起来，于是，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然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福山把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夸大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以此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
谁在制定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历史在资本主义这里就真的终结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也被称为“两个决不会”。这两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仅仅两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一时的结果并不能成为评判社会制度的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准，重要的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福山后来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则认为，中国比西方早1700～1800年就建立起一个相当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架构，东方领先了西方将近2000年，欧洲最近两三百年的崛起更相当于一个暴发户。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是从罗马帝国开始的，而罗马帝国及其后的中世纪是极其原始的，在政治体制上大大落后于东方文明。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占领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公元前227年，罗马增选两名大法官，正式确立各以一名大法官为总督治理西西里行省和撒丁及科西嘉行省的建制。经过长期侵略和扩张，罗马在共和时期陆续建立了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马其顿、阿非利加、亚细亚等十几个行省。罗马帝国虽然建立了诸多行省，却没有一套统一的制度。罗马对被征服地区不像中国汉朝那样将其与内地融为一体，而是用武力令其臣服，然后将其作为奴役和剥削的对象，所以不可能出现民族融合的局面，境内的其他民族也没有把罗马文化视为主导文化。行省城市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却有着不同的地位和政策，没有通行于全国的法律。罗马虽然在版图上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但是没有内在的统一思想和基础，这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41年，罗马帝国统治者克劳狄改革政权机关，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中央有三个部门，即秘书处（掌内政军事外交）、财务处（掌财务）及司法处（掌法律），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国家体制。
罗马帝国之后便是漫长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是连联邦都不如的“邦联”。邦联的典型特征就是各地方政府完全独立，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头子”而已。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完整的国家机器，如纯粹的中央集权、统一的税收、军事机构、文官制等，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
欧洲各国的纷争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并无太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罗马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一方面是周天子。在早期，周天子、罗马教皇或神圣罗马皇帝都拥有至高的权威，周天子对诸侯国的事务进行调解，各诸侯国也对周天子表示服从，纳贡称臣。而欧洲在英诺森三世时，罗马教皇的势力上升至顶点，英诺森三世立菲特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迫使英国无地王约翰在立坎特伯雷大主教问题上让步，并使法王、丹麦王、瑞典王和葡萄牙王也屈从于他的权威。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50多岁时写过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学原理》，其中阐述的主要道理是：生产分工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化是社会进化的标志。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一个有现代分工的市场社会里，权力必须分开，要专业化；司法、行政、立法、舆论、经济、教育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政府是落后政体。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寡头还是****式的，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3000年以前，西周的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明德慎罚，著《周礼》，将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和工部冬官；分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各司其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治天下必先修吏治。吏治为政治最艰难之处。儒家创立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国古代吏治享誉世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就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仅仅是度量衡的统一，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文官制、全国性的统一税收、统一法律等，秦始皇都具有开创之功。
在较长的时间里，中东地区都是封建王国，以血缘、部族为基础建立，而中东地区在政治体制上的创造性发明则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公平循环论。14～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所向披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制的优势。
公平循环论最早由奥斯曼帝国15世纪的编年史作家穆斯塔法·奈玛提出，奈玛曾对中东、中亚历史进行长期的实践与研究，总结了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的各个王朝，以及公元9～12世纪中亚的突厥王朝的兴衰规律、法律体系、传统观念，抽象出了一套政治结构理论，具体由以下公式构成：①没有军队就没有统治，没有国家。②维持军队需要财富。③财富从臣民手中获取。④臣民需要公平才能创造财富。⑤没有统治和国家就没有公平。可以看到，公平循环论将军队、统治与国家、财富、臣民和公平拟制成了一个循环，在循环中一环紧扣一环，相互依存和支持。这一循环理论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也成为其统治实践的指导。
工业革命后，欧洲掌握了世界霸权。欧美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始向全世界扩散，议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等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在欧洲的文化及历史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制度，凭借欧美强大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在其他国家生搬硬套上之后，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飞速发展吗？南部欧洲本身就有较强的底子，西班牙、葡萄牙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也有一定的底子，但其他国家呢？民主并非灵丹妙药。
世界上大多数贫穷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美国式的政治体制，采用类似的选举、司法、议会等制度，但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局面，如拉美诸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很多的非洲国家，困扰这些国家的问题仍然是贫穷、治安失控、种族冲突、腐败等，虽然它们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经过专家论证的经济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常常令人产生希望，但总是很难奏效，真正改变国家命运。
持“历史终结论”的并不仅仅是福山等人，这其中还包括德国的希特勒，他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与当今美国的“新世界秩序”相媲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的钢铁洪流在欧洲大地上势如破竹，这也让希特勒的野心不断膨胀，要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战后世界新秩序。在“大德意志国”地图上柏林是“世界之都”，希特勒将其命名为“日耳曼尼亚”，从“元首宫”中心向外，则是欧洲各附属国。
1940年7月25日，在希特勒发布进攻英国本土的命令不久，德国经济事务部部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冯克提出重组战后德国和欧洲经济的“新秩序”方案，在货币方面，建议实行多边贸易和清算体系，欧洲各国货币与德国马克建立稳定的关系，实行固定的平价，并以柏林为清算中心。该方案的目的是，消除黄金的国际货币作用，建立以德国马克为中心的欧洲货币体系，以此实现对欧洲的控制，并与美国这一黄金帝国相抗衡。而这个天才的想法最终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雏形。随着希特勒的自杀，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德国人最终为美国作了嫁衣。
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了经济的发展吗？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仍然是一片动荡。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同样，危机重重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任何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如希特勒的构想般只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
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如今债务危机将像一颗毒瘤，让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在崩溃的边缘，债务危机似乎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资本主义也陷入“死胡同”之中。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民主政治、自由竞争及高福利，也在慢慢地坍塌。
民主，一场蓄意的骗局
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便在全球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攻势”。在美国看来，只要接受了美国这一套民主制度，便找到了国家强盛的良药。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到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都有美国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穿梭其中。美国为这些国家制定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位改造的计划，核心内容是要在这些地区建立“美式民主”。
美国的外交也基本上以“民主”为标准，美国加强与它承认的“民主”国家的交往，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付那些反对实行“民主”的国家，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利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促其发展“民主”体制。
经过层层包装，民主似乎是“包治百病的大力丸”，如果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便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然而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呢，西方的“民主神话”是如何修炼成的呢？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民主制度的本身去寻找答案。
一提到西方民主，我们就不由地想到古希腊，城邦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权利的行使和直接管理城邦事务，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然而这样的论述是将民主简单化了。现代西方民主并非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流变，而是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早期的议会制度是中世纪英国封建制度下国王与贵族政治斗争的产物。
以分封制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西欧封建制，造成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侯林立，经过数百年的政治区域化发展，诸侯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十年战争”虽然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彻底打垮，但却不可能完全地把西欧封建制所造成的诸侯势力一笔勾销。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大地主是社会的中坚力量。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所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当时英国的土地占有情况提供了帮助。当时全国土地分为国王所占的王田以及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的地产，依据统计土地年收入的分配来说明各类封建主所占土地的多寡。诺曼底征服后全英土地收入为73000镑，王室得12600镑，仅占17%；约100家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及其下属共得19200镑，占26%；约170户世俗贵族及其封臣得34500镑，占46%。这表明国王只占有大约1/5的土地，世俗贵族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①
此时，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外。国王的领地狭小，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办公场所，既无行政机构也无固定的财政收入，国王每年的收入相当微薄，宫廷费用十分拮据，宣布战争、征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不为政府所拥有，而是属于拥有地产的军事贵族的合法和世袭的权力。
英国和法国是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现代国家，但英国和法国因各自不同的国情在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上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在法国，历经了几任强势国王，王权一步步发展并强大起来，通过改革政府机构、财政，控制税收打击了封建贵族的势力，使自身得到巩固，到文艺复兴末期法国初步形成君主****政体，最后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英国则不一样，其政治体制对君主****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议会对王权有制约和掣肘作用，形成“国王在议会中”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权与议会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欧洲反封建的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建立是一个重合的过程，最终因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的政治制度在其他欧洲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被仿效。可以说，欧洲的民主代议制实质上脱胎于英国的议会制度。而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及议会制的基础上，美国人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了三权分立，西方民主正式成型。
西方民主较封建****、独裁制有更强的优越性，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可以防止政权因个人的原因而出现大的波动，西方民主也可以看成是人类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发明。但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西方民主的实施有较为苛刻的现实条件，即有可以与政府相抗衡的力量，如资产阶级的兴起，如果盲目照搬，只能是削足适履，只学到了西方民主的形，而不能得其质。
从当前世界各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发展才是最紧迫的任务，经济的增长才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根本之道。从英国的议会制到美国的三权分立，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西方民主最初只属于贵族、资本家等有产阶级，最终发展到全民民主，走的路更长。如果不顾社会现实，盲目照搬欧美各国成熟的制度，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中国古代王莽改制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生硬照搬古时制度。王莽认为造成“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他非常欣赏古时实行的“井田制”，认为“井田制”是一种公平的土地分配方式，是国强民富的基础。于是，公元9年，王莽颁布了实行王田制的诏书，将天下土地都收归国有，称为“王田”，不允许买卖。八口以下男丁的家庭，其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900亩，超出的土地要分给亲属、邻里、乡党。没有土地的农夫，按一对夫妇100亩的原则分给土地，不满100亩的，由政府补足。王莽的想法固然美好，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从最终结果来看，西方民主绝非所有国家的良药，它给所在国家带来了持久的动荡，甚至成为欧美各国堂而皇之入侵别国领土、推翻别国政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本来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最终连个影子也没有发现。最后美国政府改口说，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使伊拉克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多么美妙的借口。在“民主”旗号下，展开“一场顺应民意的革命”就搞定一个国家，对欧美来说，既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又可以捞到实惠。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西方的各种制度和文化成为世界的标准，例如，当今国际法就源自格劳秀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来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显然这是西方强大文明的自我伸张，并不具备天然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暴力进行扩张。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曾说过，“‘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组织、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运用有组织的暴力优势。
西方自编自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的骗局”，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比如人权，欧盟要求东欧国家必须达到它们的标准，才能加入；比如劳工法，其目的却是限制东欧廉价劳动力的进入，以免抢走他们的工作。人权在这里就成了“商业壁垒”。
在欧美国家推行民主的背后，还有一层隐含的目的：如果民主了，则可以使那些国家自废武功，失去集中资源的能力。布热津斯基曾一语道破天机：“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的野心。”①
当债务危机来袭时，欧美国家本应将大萧条的“救星”——罗斯福总统抬出来的，但美国的舆论界不敢对“罗斯福新政”进行深挖。这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深思。首先，罗斯福在大萧条时实行的政策，和美国这几年在全世界充当“民主守护神”的角色南辕北辙。罗斯福政策里的关注点和当初美国人民对民主体制腐败和无效的批驳，今天拿出来就是打美国人自己耳光。其次，罗斯福的政策和政治理想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的成分，罗斯福和当时的美国人民非常痛恨腐败和无效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政府施行的政策和体制遭到西方媒体和政府的口诛笔伐那么多年，现在反过来承认罗斯福相关政策，无疑是打自己的脸，这个转变是欧美国家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现代西方国家的选举表面上是****的，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先由强势政党或者利益集团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这些政党或利益集团通过内部协商、造势、助选来使自己的人当选。在这期间，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包装和推广，这些候选人变得为广大选民所喜爱，金钱和权势已经成为西方民主的主导，西方民主与其说是一人一票，还不如说是一元一票。
贫富悬殊，放任自由的幻灭
在工业革命中，我们往往看到了英国的贡献，而容易忽视拿破仑的作用。在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的工业化刚起步，还处于从手工工场向大工厂过渡时期，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农业仍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封建贵族设置的重重关卡阻碍了商品的流通。而拿破仑通过战争及《拿破仑法典》冲破了欧洲的封建束缚，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打破贸易壁垒、享受自由经济好处的还有阿拉伯帝国。公元8世纪以前，阿拉伯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处在拜占庭、波斯两大强邻对峙的夹缝之中，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没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倚靠，只有也门条件稍好，可以进行农耕。
当时中国正值盛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而阿拉伯半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印度与欧洲、非洲的重要连接点，亚丁港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滚滚财富为穆罕默德的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我们分析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时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僵化的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死敌，人们对财富追逐的激情被压抑了。以苏联为例，由于一切都根据政府的计划，缺乏市场意识，不去考虑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产品样式老化，结构单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莫斯科人牌轿车或嘎斯牌载重汽车，因为是民用的，居然连续生产了30年而没有作过任何改动。这种情况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社会各界普遍达成了加快经济转型、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为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改革方案包括利率自由化、放松汇率管制、保护知识产权、推行自由化等内容，这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经济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人权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标签，被欧美等国强行向其他国家推销，成为其他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参照。
从理论上讲，开放市场，推行私有制，可以促进激烈竞争，享受到各种好处，但它的副作用也随之而来。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并未给世界带来持久的繁荣，而是难以克服的麻烦——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包括那些经济转型国家，甚至包括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
2011年5月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了斯蒂格利茨的一篇文章《美国1%的“民有、民治、民享”》。文中提到，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具有误导性的。塔尖1%的人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的人手中。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合理化。简言之，他们的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正确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
可见，极度的自由化与极端个人主义是造成美国1%和99%之间矛盾的根源。不仅仅是美国，贫富不均已经成为困扰全球政治家、经济学家的最严峻的问题。2011年10月，瑞信研究院发布了第二份《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贫富差距严重，拥有家庭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成年人有2970万人，只占全球成年人口的不足1%，却拥有全球家庭财富的38.5%。
在瑞信的报告中，有关香港的数据较为引人注目。香港拥有百万美元财富的富人有8.9万人，占香港总人口的1.2%，他们坐拥香港53%的财富，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大亨的手中，“贫富悬殊”对于香港人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大概是在2003年左右，一份对世界120多个经济体所作的基尼系数调查显示，香港贫富悬殊已经排名前三了。贫富差距严重，上下阶层流动不畅，是香港近30年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严重撕裂。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华尔街人士却讽刺说，这是“一群无事可干的人聚起来开一场Party”而已。但局势发展已经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想象，它将带给社会更多的难题。
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现有的美国政府，说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同时，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根本无法回头。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服侍好，就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西方政治庸俗化正成为西方政治的一道风景，一方面极力讨好民众的非理性贪欲，满足普通选民无止境、尽善尽美的福利要求，另一方面又成为臣服于资本的政治犬儒。
高福利折腾完了，资本主义只剩下一具空壳
由于西欧扶弱济困和社会改良的文化传统，在19世纪70～80年代，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相继兴起，这成为欧洲社会福利政策的萌芽。20世纪上半叶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人民带来大规模的贫困及巨大的战争创伤，超越阶级、阶层和政党差别的“福利共识”逐步形成，奠定了“福利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在两次工业革命中，英、法、德等欧洲众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聚集了人类创造的大量财富，这成为实施“福利国家”的物质条件。
1941年6月10日，英国成立了以贝弗里奇为主席的社会保险及其相关服务委员会，对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此基础上，1942年12月1日，调查结果《贝弗里奇报告》出版。该报告不仅成为英国建设福利国家的蓝图，而且对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宣布成立福利国家的大陆，其福利国家的发展也是最完善的。欧洲福利国家总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北欧模式，以芬兰和瑞典为代表，在瑞典，社会保障覆盖所有国民，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以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保障、长期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而著称。另外两种类型是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欧美国家给予劳动者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竞争。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国家，厂矿企业的利润属于劳动者，工人享有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全方位的福利。欧美国家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和颠覆”，不得不通过立法，给予本国工人一些社会福利。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福利制度也被认为是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重要体现，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
在民主选举制度之下，福利政策成为竞争的重要筹码。如果候选者不提高福利，能体现民主的优越性吗？各政党为赢得选举，只有大开支票，并尽力去兑现。2008年，深陷****、******丑闻以及腐败指控的贝鲁斯科尼意外地再次赢得大选，其诀窍就是取消居民住宅的房地产税。而当贝鲁斯科尼被经济危机赶下台后，走马上任的新总理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这个房地产税！老百姓就这样被政治人物骗了又骗，走了一圈又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然而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之下，欧洲各国不得不对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福利政策说“不”，而握有选票的民众则用游行示威表达对高福利政策的眷恋。
法国在2010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65岁延长至67岁。在法案通过前，法国反对党和工会已经组织了6次全国范围的跨行业罢工游行，最多时高达350万人。但这些反对声音对法案通过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阻碍。高昂的福利已经使法国政府不堪重负，2010年，法国从国家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数量达155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8%，未来20年还会有250万人退休。法国2010年退休金赤字将达323亿欧元，2020年将达450亿欧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退休年龄、缩减退休金成为法国政策唯一的选择。
2011年11月30日，英国爆发了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此次罢工由英国工会总会协调发起，获得英国全国教师工会、公共和商业服务员工工会和移民服务工会等工会组织的支持，参加人数将达到200万人。这次罢工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英国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英国政府要求将公务员退休年龄延长6年，至66岁，增加需要交纳的养老金额度，同时减少最终养老金的支付水平。
这场世纪大罢工的根源还是英国政府的钱袋子，政府必须节约每一个铜板。通过系列的改革，英国政府将每年可以削减320亿英镑的养老金支出，如果英国政府无所作为，英国公共养老金体系将可能随时崩溃。
不仅仅是法、英两国，北欧福利国家的“楷模”——瑞典也不得不放下身段。2012年2月7日，瑞典首相莱因费尔特在接受采访时呼吁，雇主放开雇佣55岁以上的老员工，作为条件，该雇佣者须答应干满20年，直至75岁再退休。而当下瑞典执行比较灵活的退休年龄制，人们可在年满61岁时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选择继续工作到67岁。据2010年的统计，瑞典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7.8%的人还在工作。
瑞典的做法无疑给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当头一棒，当众多国家的公民在60岁左右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时，瑞典人还需要再工作15年。然而提高退休年龄似乎是瑞典不得已的选择，瑞典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瑞典有18%的人口超过65岁，是世界上首个80岁以上老人超过人口总数5%的国家，这导致瑞典高福利的养老金制度恐怕难以为继。
高福利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首先养了一大批懒惰者。英国《每日邮报》在2011年11月28日披露，一位无业男人，坎明·丹迪，和14个未满20岁的少女同居，生了16个孩子。在英国生活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不管纳不纳税，都享受一样的免费医疗。每个女孩，一旦当了妈妈，且没有工作，政府会提供免费住房，提供生活费。孩子长大后，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午餐。
在全球化的竞争下，养尊处优的西方人在勤劳的中国的生产者面前基本上丧失了竞争力。高福利导致西方各国普遍出现所谓“中产阶级挤压”，高收入、高纳税和高福利的中产阶级职位不断流失和减少，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强项——制造业上，而这正是西方能够在17～18世纪超越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
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应对危机，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便成为必需，而任何一项改革总是痛苦的，要以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利益为前提，大的变革则需要更大的牺牲。在政府与民众的角力中，政权的危机由此产生。
1979年冬天，英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罢工。因为很多取暖、公共服务都受到了影响，那年冬天也被英国人称为“寒冷的冬天”。在那次罢工中，世界见识了女强人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铁腕。她严厉镇压工会的示威，派出骑警去冲击示威人群，用大棒攻击罢工的利物浦矿工，进而摧毁了工会在英国社会中的垄断地位，这也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绰号。
当我们比较英国1979年的大罢工及32年后的大罢工时，会发现二者有本质的区别。1979年罢工的主体是普通的劳动者，罢工虽然最后被镇压了，但通过罢工，工人仍然增加了工资，保障了自己的劳动权益，这也稳定了英国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使英国出现了一个时期的中兴。而2011年的罢工却是公共部门，他们要保护的不过是一己私利，加剧了社会的撕裂，这也让我们对欧美国家战胜债务危机难以抱太大的信心。
高福利越来越成为欧美国家一个大而无当的昂贵道具和一副沉重的枷锁。如果抛弃，资本主义将只剩下一具空壳，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不抛弃，高福利将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殉葬品。随着债务危机的加深，在对高福利政策的态度上，欧美各国政府将继续摇摆不定，而确定的是，欧美中心主义将被现实冲击得七零八落，世界秩序将迎来一次全面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