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设置如此巨大的陷阱，李嘉图还是凯恩斯？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政府而言，有太多的理由和太多的地方需要花钱，刺激经济、政府公务开支、企业补贴、各种社会福利，等等。但政府的收入总是有限的，政府的花销也受到政府预算的制约，最终财政赤字总是很难避免的。
一般来讲，国家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有三个选择：增加税收、增发通货或发行国债。增加税收虽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招最治本，但它的缺点是税收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税负过重，超过了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仅税收不能增长，反而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增发通货算是一种“透支”体力的做法，尽管简便但也不可取，用增发通货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剧烈。这样做就如同变相把老百姓手中的钱悄悄塞进政府的口袋里一样，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力。无疑，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而发行国债则可以避免增税和增发通货的诸多弊端，政府打借条就可以轻易拿到钱，社会上单位及个人的闲置资金可以得到有效利用，政府利用这些钱从事基础建设和大型投资将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竞争能力，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于是，借债最终也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选择。
除了看得见的好处，如前面提到的1998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例子，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还为政府借债在理论上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述了这样一个论点：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税收筹资和债券筹资从表面上看似有不同，但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是一样的。
在李嘉图看来，征税和发行公债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方式，而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赋税，还是选用发行公债来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这便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为此，李嘉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
“李嘉图等价”显然并不是颠扑不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理，后来人们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就曾在其著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中指出，“李嘉图等价”只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如假定财产为正值而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可能没有后代的情况，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可能再现不一致，这导致了该理论并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但“李嘉图等价”定理也有拥护者，20世纪70年代，李嘉图这一原理重新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进行了论证，他发表于1974年的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因而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罗认为，由于征税取走的是生产资本，发行公债取走的也是生产资本，而“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所以征税与发行公债的经济效应是相同的。巴罗的论证说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1979年，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再度举借外债，1981年，又开始发行内债，债务成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国债在中国经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则推后到了1998年。
2002年3月15日上午11时许，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中外记者。
当新华社记者问“今年我国财政赤字3098亿元，占GDP比重达3%。请问总理，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这对下届政府有没有影响”时，朱总理作了如下解释：本届政府5100亿国债，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他资金渠道，一共完成了2万亿元的工程，这2万亿的工程包括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000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是干线铁路，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一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000万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加固定电话的数额里面增加了3.2亿门，这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个地方的。因此，我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亿的优质的资产，在将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我们将这一成就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时，可以发现其中非常深刻的含义。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东亚的一次经济大地震，它不仅严重地摧毁了东南亚国家数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园，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9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239.5亿美元，较上年小幅下跌12亿美元，这也是197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首次出现下跌，其中对亚洲的出口较上年降低了9.9%。危机后，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非常严重，而中国坚决执行人民币不贬值的策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结构同质化严重，这导致中国在商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面对这样的困局，为刺激内需，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基础设施专项国债，为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发行2700亿元国债，使国债余额达到6591亿元，1999年继续刺激内需，预算发行国债3415亿元。这两年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分别达到80.66%和56.7%。
对于公司经营而言，如果坚决不向银行或其他债权人低头，肯定会被视为珍稀动物，巧妙地利用财务杠杆，用别人或银行的钱赚钱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经营策略。国家的运转也和公司运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要债务工具运用得当，适当的债务水平已经成为政府走出衰退的重要手段。
从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大规模举债无疑是中国走出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重要功臣。中国高速公路网的建成打破了基础设施的瓶颈和区域的条块分割，加速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1998年的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大潮为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中国并不是高速公路建设大潮的第一个受益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及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因开启了“高速公路时代”而成功摆脱了“大萧条”的噩梦。高速公路和汽车普及，以及汽车发动机技术的改进，改变了人们的距离观和速度观，演绎了近百年的“汽车快速时代”，这也带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复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1/10的人口和1/7的土地，协约国规定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压得德国根本喘不过气来，同时，法国伙同比利时趁火打劫，导致“鲁尔危机”，逼得德国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增发纸币。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席金融魔术师——沙赫特闪亮登场，1923年11月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德国国家货币流通专员，仅仅用一个月时间，在1923年年底持续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得到了缓解和控制，最后他在希特勒政府中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曾为迷茫的德国人竖起了一座狂热的战争之塔的话，那么，沙赫特就是那个灯塔上的点灯人。希特勒用一种主义来挽救德国，沙赫特则是用他天才般的经济政策来使德国迅速摆脱困境。凭借着与华尔街良好的关系，沙赫特从美国华尔街借来了巨额的资金，大量的债务让德国战车迅速开动起来。在德国国内，沙赫特的方法就是在取消金本位后实行了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和高支出财政，利用低税收来支持企业，用大量的政府公共工程来带动就业。在德国当时众多的基础建设中，高速公路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数年，德国的失业率快速下降，成为全球国家中失业率下降最快的国家。自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首相后，德国的失业率从1933年的43.8%，到1934年的36.2%、1935年的16.2%、1936年的12%和1938年的3.2%。沙赫特的财政刺激政策应该算是成功的。
同时期实行经济振兴计划的罗斯福总统与沙赫特所采取的方法并没有太多的不同。高速公路建设也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为了增加就业，罗斯福总统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以及在高速公路两侧植树等方法，扩大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骨架的建设，为后来国家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深受传统经济观念束缚的经济学家拿不出丝毫办法的时候，传奇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现了。凯恩斯向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发起了挑战。他要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既可避免社会主义，又能避免经济的彻底崩溃。凯恩斯于1926年出版《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竭力证明借助于国家对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调节，可以消除失业和生产过剩危机。显然，凯恩斯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沙特赫的做法及“罗斯福新政”不谋而合。
凯恩斯已经不相信市场的自由调节，其理论的核心便是国家干预，凯恩斯本人甚至说，如果国家实在找不到事情做，那么把钱埋起来，再叫人挖出来。这样能创造出GDP，也能让经济活跃，社会发展，财富增加。普通的资本家能做到吗？能够实施这种措施的只可能是国家行为。
我们查阅历史资料时会发现，凯恩斯的理论和沙赫特的财政措施及“罗斯福新政”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也很难得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结论，但在自由主义风气盛行的情况下，凯恩斯的理论大大改变了经济学界的风向，使人们逐步认可了沙赫特及罗斯福的做法，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凯恩斯将沙赫特及罗斯福的做法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凯恩斯理论的提出适应了当时西方社会的需要，并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因而在西方社会广泛流行，并对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成为后来各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选择。
从本质上来看，李嘉图和凯恩斯都是积极财政的支持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凯恩斯将“李嘉图等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让各国政府大规模举债时心安理得，而忽视了债务潜在的风险。
但债务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各种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在古罗马，借债被看做不道德的行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金都是有使用成本的，凡是借债，债务人在享受短暂的快乐之后就会开始漫长的还本付息过程。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曾说过：“年轻人总是要受到祝福的，因为他们必将是国家债务的继承人。”因此，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量入为出是最重要的财务准则，借债必须遵循谨慎的原则，必然有个上限。
当我们回过头仔细审视当今笼罩世界的债务危机时，我们把责任归咎到李嘉图或者凯恩斯的头上绝对是不厚道的。对政府来说，借债就像鸦片一样，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会让各国政府产生很强的依赖感，想要让政府戒掉债务谈何容易。
从纳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来看，举债度日无异于刀尖上跳舞，它不仅需要像沙赫特那样的金融天才，同时还多多少少需要运气。当我们再翻开美国的历史，便会发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通史就是一部国债产生、发展的成长历史，美国的经济天才们通过建立复杂的金融体系、熟练运用金融战略，在每一次债务危机中使得美国总是好运连连，最后全身而退，这也把美国一步步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本次的债务危机美国还有那么幸运么？
美元的诅咒
每当谈及明朝灭亡，总会让人忍不住一声叹息。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人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也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结论。站在不同的立场便会有不同的结论，然而在众多原因中，我们肯定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脆弱的财政是其灭亡最直接的原因，没有钱，仗还能打下去吗？
甲申年正月（1644年1月），李自成攻陷平阳和太原后，率军进逼北京。崇祯皇帝欲调遣关外的吴三桂入关勤王，但他的国库中只有40万两白银，根本不够大军调动的花销。百姓早已被搜刮一空，崇祯皇帝唯有指望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们“慷慨解囊”了。此时的王公大臣个个均成了“铁公鸡”，国丈周奎只从牙缝儿里挤出了1万两。国难当头，既得利益者仍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此之前，当李自成的军队到达开封城时，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只肯拿出区区6000两银子劳军。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朝灭亡，周奎在酷刑拷打下交出了70万两银子，后来，刘宗敏还在周奎家里搜出现银53万两。而开封城破之后，李自成与他的部下将拥有1000万两巨额财富的福王同梅花鹿肉一起烹煮，名之曰“福禄宴”。
可以设想，只要崇祯皇帝手里还有足够的银子，大明王朝的气数也许不会那么快耗尽。为了节省20万两银子，搞减员增效，让驿卒李自成这个基层公务员失业在家，在生计丧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造反，李自成最终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明王朝到了崇祯手里已经千疮百孔，国家财富大多被藏进了周奎、福王等人的小金库里，明王朝不灭倒真没有天理了。
然而，当我们将明王朝与美国立国之初的财政情况进行对比时会发现，两者有较大的相似性，然而结局却迥然不同。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需要及时解决维系战争的巨额开支问题，却没有必要的财政预算和稳固的财政来源，因为当时大陆会议无法通过征税取得收入，结果节流不成，开源也无方，财政问题始终是困扰独立战争最头疼的问题之一。①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大陆会议批准推行“大陆币”，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大陆币”贬值很快，并不可持续。在危难关头，战争债券开始大显神威了。为了撼动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法国、荷兰等对美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比如法国借给美国600万法国金币。当美国拿到国外的贷款时，并没有着急直接用在战场上，而是以此为担保设立贷款证券、战争债券等，用从社会上借来的钱填补战争开销，这也一举奠定了美国战胜英国的金融基础。
独立后的美国并不是一身轻松，美国脱胎于大英帝国以后，新生的联邦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亏空，陷入债台高筑、财政危机的险境。1789年，华盛顿荣登总统宝座，联邦政府开始运作，根据宪法设立财政部，在当时那样恶劣的财政状况下，财政部工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国库空空，战债累累，信用濒临崩溃。
上帝再一次施惠于美利坚，将金融天才赐予了美国，开国元勋、“美国金融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临危受命，担任首任财政部长。在汉密尔顿的大力推动下，联邦政府获得了收税权，并着手整顿混乱的债务市场，建立财政金融制度，稳固美国的金融基础。
在整个金融系统中，信用是基石。虽然当时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极端困难，但汉密尔顿仍坚持以偿还本金与利息的方式，向公众和各州购回6500万美元的债券。经营好并按时偿还本息的国债提升了美国的信用，赢得了国际尊重，这成为美国渡过债务难关的重要保证。
1790年1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到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这促使欧洲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不仅使美国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完善并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到1835年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时美国还清了全部国债。
当我们用美国立国之初的成功对比明王朝的倾覆时，难免会作出一番假设，如果明王朝有美国那套信用良好的金融系统，就算周国丈及福王一毛不拔，明王朝仍可以从社会上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可以避免短时间内迅速崩溃。
可能很多人会对这种假设嗤之以鼻，脱离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制度奢谈现代金融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实际上明王朝并非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甚至可以说明王朝在金融创新方面开了诸多的历史先河。
明朝建国之初，曾大量铸造洪武通宝铜币，由于当时铜极端缺乏，铜钱不便运转，商贾又有元代用钞的习惯，白银当时尚未成为普遍流通使用的货币，于是明太祖于洪武七年（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洪武八年，命中书省诏造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①为了维护“大明宝钞”的法定货币地位，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命令商贾不可以再使用铜钱，而要把手上的铜钱换成纸钞，并严禁金、银流通，各铸币局也不再用铜铸钱。
明朝的纸币在人类货币史上开天辟地切断了纸币与金银的关系，朱元璋可谓当代国际银行家的祖师爷。从正式发行到退出流通领域，大明宝钞良好地使用了60多年，这个纪录也让美元难以望其项背，自1971年美元摆脱黄金的掣肘算起，至今也仅仅40多年，而现在的美元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但明太祖只学会了元代纸币的形，并没有学会其神，由于没有元代的准备金制度，大明宝钞是以国家信用进行担保的。到了朱元璋殡天之后，他的子孙们毫无节制地滥发大明宝钞，到1448年，明朝的纸币已经从票面上的1000钱贬值到市面实际价值的3钱。最终明朝政府不得不放弃纸币，回归了白银黄金的金属本位。
中国人的金融工具在朱元璋手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创新，但最后也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欧美的财政精英则拥有朱元璋时代不可比拟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在纸币的基础上创造了“液态货币”的衍生物——股票、国债、公司债、期货乃至垃圾债券和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种资产抵押证券等，并以此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也让国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使欧美各国一次次渡过了危机的侵袭。
美国国债成为美国赶走英国人最大的功臣，它也接着使美国北方联军在“南北战争”中成功地战胜了南方联盟。南北战争的直接开支高达52亿美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使联邦政府大肆举债，1860年联邦政府国债总额为6500万美元，1863年已超过10亿美元，战争结束后更是飙升到27.56亿美元，约是1860年的43倍。
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国债不仅成为战争获胜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战争的推动力量。急剧膨胀的实力使美国已经不能安静地待在美洲，当德国的潜艇对美国商船四处袭击时，美国很快加入协约国行列。通过出售各种债券，威尔逊政府共募集到215亿美元的资金，滚滚的财富成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根本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债务上限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而在随后的大萧条及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这也将美国国债推向历史性的高位，1930年，美国国债规模为160亿美元，而到了战后的1950年，却留下了空前的2600亿美元的沉重债务包袱，1946年美国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22%，创下美国有史以来负债的最高纪录。
如此之高的债务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胆寒，但是新政推动之下的高就业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主地位的正式确立，使人们减少了对巨额债务的恐惧，最终避免了债务违约和国家信用的丧失，美国国债总额也再没有下降过，但它占GDP的比重则有所降低。
这一次，上帝又站在了美国这一边，凯恩斯也一举奠定了他在经济中的主流地位，扩张性经济政策获得各国政府广泛的认可。我们自然可以体会到当凯恩斯大大咧咧地说出“政治家是经济学家的奴仆”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似乎被国债完全绑架了，也走上了一条债务不归路。与美国独立战争有英、荷等国巨额的贷款作为抵押、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有发达的工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不同，美国的国债与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的美元直接挂上了钩，美国的命运也与绿纸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时，美国就急不可耐地要将胜利果实揽入怀中。1944年7月，44个国家和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成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及贸易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则是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也就是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也意味把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全部托付给了美元。
美国人会为了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严格自律吗，汉密尔顿的告诫美国人牢牢记在心上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任务、朝鲜战争、对外军事援助、越南战争以及对苏联的冷战，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国债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20世纪70年代，各个国家对黄金的信心显然要高过美国的信誉。美国人肆意滥用自己的信用首先引起了法国的发难。1965年1月4日，法国宣布1个月内将3500万美元兑换成黄金，并准备将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新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2月4日，戴高乐总统谴责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现有的体系赋予美国“过度特权”，主张恢复金本位制。1968年3月，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下降到100亿美元，这被一些人视为必要的永久的“战争基金”。
面对一堆烂账，美国人岂会善罢甘休。1971年8月15日是个星期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对进口暂时征收10%的附加税。美元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制寿终正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
在冷战的背景下，法国的背叛并没有对美国造成太大的冲击，尼克松有足够的手腕让自己阵营的小兄弟们屈服。1971年12月17日和18日，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签署了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的“斯密森协定”：主要货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日元16.9%，德国马克13.6%，英镑和法国法郎8.6%，意大利里拉7.48%，美国暂时成功解套。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人只有接受美元不断贬值，不断洗劫自己的“兄弟”的命运了吗？美国人又幸运了一把，经济全球化改变了美元的命运，即使没有黄金的支撑，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也只有美元才能担此大任。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中欧洲从美洲掠夺的巨额黄金和白银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那么美元也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国际贸易要大规模展开，必须有大家均可接受的硬通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担子落在了黄金身上，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这个重任。数百万年以来，世界上的黄金存量大约为14万吨，其中六成左右作为一般性的商品，主要用于消费，余下的四成远远不能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顺理成章了。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达到了历史顶点，第二季度美国贸易出现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逆差，美国也开始了输出美元换取世界各国商品的日子，而其他国家则拼命储备美元，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与美国人消费，这是多么“公平”的交易啊！有了美元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美国国债便不需要再受什么束缚了，只要美国是世界的老大，美国的航空母舰仍在各个大洋巡航，世界各国政府及有钱人都会愿意将资金投向美国，享受稳定的回报。
在经济学中，一提到美元便会不可避免地提到“特里芬难题”，1960年，经济学家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的信心受损；反过来，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不足。这也给美国肆无忌惮地印钞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俺们美国并不是想剥削其他国家，也不想太多的贸易逆差，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嘛！”美国不开动印钞机，世界贸易将可能停摆。
美国要做的便是维持美元的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把世界最重要的石油现货及期货交易、黄金期货交易等与美元进行深度捆绑，时不时把日元、欧元等试图挑战美元地位的货币背后的国家或集团修理一下，美国人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劳而获的诱惑实在太大，美国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十多万亿美元的外债，美国也像温水中的青蛙，当它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已经很难果断迅速地跳离险境。如果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不保，美元失去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将变成一张废纸，全世界的美元将拥向美国换取相应的商品或资产，美国爆发超级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了。
美元成就并维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但也可能把美国推入万丈深渊。在债务危机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上帝还会站在美国人这一边吗？美国还将诞生力挽狂澜的金融天才吗，奥巴马的救市能否收到成效呢？
从次贷危机到债务危机，一场没有终点的救援
美国为什么会深陷债务的泥潭不能自拔呢？翻开最近30多年的美国债务史，我们会发现把棍子全打在美国政府肆无忌惮地借钱这一元凶身上并不妥当，因为债务上限、预算法案等的束缚，美国政府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花钱，也不应被列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苏冷战，美国虽然笑到了最后，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守势的事实，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这给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很大的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债务在里根总统手里大幅上涨。
里根执政8年，美国国债总额度从1981年的1万亿美元涨到1988年的2.6万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26%升为1988年的51.9%。在里根总统两个任期内所增加的债务额超过了此前200年美国所有总统所积累的债务总和，创下了美国国债历史上的又一个纪录。
从目前各国动辄与GDP相等的国债比起来，里根时期50%左右的比率并不算高，美国的债权人也不会太担心美国的偿债能力。苏联崩溃使美国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001年克林顿交棒给小布什总统时，美国国债余额虽然涨到了5.7万亿美元，但也只占GDP总额的56.4%，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克林顿甚至还遗留了一份高达127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遗产”。
在小布什任内，美国政府虽然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但这仍在美国能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出现大幅恶化，2007财政年度美国政府收入达到创纪录的约2.57万亿美元，政府开支为约2.73万亿美元，也是历史最高纪录。两者相抵，美国财政赤字仅为1628亿美元，是过去5年的最低水平。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为438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并不算太高。这个时候，美国人大多在为美国政府如何花钱操心，这也导致小布什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纪录。
真正打倒美国的还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也成为美国噩梦的开始。美国大兵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路所向披靡，但美国的后院却起火了。
美国的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最初爆发时，可能任何人都很难想象它的破坏力，但事后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
享受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好处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普通民众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靠十多个航母战斗群来保证自己的信用，而美国的普通民众则用未来房价将持续上涨的信心作为信用，提前享受着豪宅、香车的奢侈生活。
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嫌贫爱富无可厚非。当美国的银行对这条铁律都带头破坏时，就不能怨别人了。当国外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时，美国银行搞了一个创新发明，那就是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就是美国的银行对资信条件很差的人也开绿灯，即使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负债较重。
银行敢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认为房价还有足够的上涨空间，即使按揭人还不起贷款，转手后可以卖个更高的价格，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虽然不能保证，短期的利益必须捞到。银行会要求次级按揭贷款人支付更高的利率，并遵守更严格的还款方式。
由于高科技泡沫破灭及“9·11”的影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开始在新世纪里开出超低利率这一剂药方，希望这能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低利率并没有使工商业有明显的好转，不过美国的次贷按揭者表示备受鼓舞，这刺激了次贷的爆炸性增长。
银行自然知道次贷是烫手的山芋，美国的金融天才们最后对所谓的次贷资产进行一系列的组合和包装，包括到AIG公司上一道保险等，次贷这种劣势资产转眼就成了优质资产，拥有最高的信用评级，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银行这时基本将风险转嫁出去，手中还拥有一分不少的现金和可观的收益。宽松的金融环境让胆大的银行赚了个盆盈钵满，这让后来者无比眼馋。最终美国联邦储备局、美国银行、房地产商、次贷按揭人、房产贷款抵押公司、担保公司、信用评级公司、海内外投资者共同做了一个超级大局，这也使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的头五六年一片红火。
但次贷只是维持了美国短暂却虚假的繁荣，随着美联储利率的提高，次贷按揭人迅速露出了原形。当美国醒悟过来时才发现，再大剂量的后悔药对美国也不起作用了，美国经济的支柱金融系统已经深陷次贷的泥潭，不能自拔。
美国政府必须营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美国金融系统，否则美国将万劫不复。但美国能救得了吗？
美国彭博社在2008年11月24日曾开出一个7.76万亿美元的救援清单。由美国财政部出资部分如下：
3060亿美元给予花旗银行的坏账资产保证，外加在2008年11月直接购买其200亿美元的股份，后来到2009年合计共购买了250亿美元股份；
290亿美元承诺给予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去买贝尔斯登；
1228亿～1500亿美元“给了”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这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美联储（纽约联储）的2008年9月16日股权抵押贷款850亿美元额度，另一部分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中用于购买AIG融资股份的400亿美元）；
开始预计7000亿美元、后增加到8920亿美元用于华尔街救市TARP费用（这里面彭博社有重复计算的部分）。
媒体及人们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TARP上，而实际上除了财政部之外，美联储才是大头，这包括：1.4万亿美元给了储蓄保险公司（FDIC）来保险银行之间的贷款；2.4万亿美元用于短期票据和商业票据市场，向银行和企业注资；2.3万亿美元用于商业票据基金（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和现金市场投资基金（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
其后在11月又花掉了8000亿美元，其中6000亿美元用来买房地美、房利美等政府控制的房屋机构，2000亿美元买消费贷款和小企业贷款的债券。这样美国政府总共花了8.5万亿美元。这里一部分是美国借的外债，2008年与2009年共发行3.5万亿美元国债，这相当于2007年之前的27年发放国债的总和，一部分是美联储直接开动印钞机或者是直接更改银行计算机上的字符串，最终美国救市计划就成了笔烂账。①
奥巴马上台时，TARP资金已经被小布什花去大半，只好在金融监管上做文章，一边通过转股等手段提高其在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一边利用不断扩大的主导优势对包括高管薪酬在内的华尔街诸多问题严加限制。
当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奥巴马总统也紧接着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经过参众两院的讨价还价和修修补补，经济刺激计划又增加了870亿美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
这7870亿美元主要分为两大块，其中约63.5%（合计5000亿美元）用于政府投资，这包括投资州及地方一级的医疗保健领域，改善教育设施、职业培训，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能源环保领域，失业救济科技研发等，另外35%（合计2870亿美元）用于减税。
中国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最终促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高铁网的建设，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逐步开始恢复，收效甚好，但美国的7870亿美元并没有对美国经济产生太多的拉动作用，到了2011年，反而促使美国实施了两次量化宽松，实在没有办法之后，美联储的印钞机便开始隆隆作响了。
美国政府应付自己身上那堆烂账还算马马虎虎，但面对美国普通民众捅出的天大篓子，只能望天长叹了。
奥巴马不是罗斯福
“我们需要的变革”（Change We Need）这句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曾经让无数美国人心潮澎湃，奥巴马也凭借着超高的支持率一举登顶白宫。上台之初，奥巴马意气风发，发誓要改变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颓势。
在金融危机的重压下，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带领美国人民战胜那场世纪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似乎对奥巴马才更具有榜样作用，然而奥巴马却将就职典礼的主题定为“自由的新生”，它来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演讲缅怀了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奥巴马的就职之路也成为林肯的模仿秀，2009年1月18日，奥巴马与新任副总统拜登偕同家人从费城搭乘火车，沿着林肯当年的赴任路线，前往华盛顿履新。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总统时，手按林肯当年就职时使用过的《圣经》宣誓。
是什么让奥巴马忽视了罗斯福总统呢？仅仅是因为林肯在1863年颁布《解放黑奴宣言》而让奥巴马饮水思源？
经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情况下，“罗斯福新政”中的种种措施很难被奥巴马完全复制，“变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美国基本上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奥巴马并没有对现实做出哪怕丝毫的改变。
从奥巴马的履历来看，他并非纯粹的草根，他从10岁起就从雅加达回到了夏威夷，他的外祖父母把这个黑皮肤的外孙送进了夏威夷最好的中学，使他从少年时期就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最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奥巴马的远亲加布里埃尔·杜瓦尔曾在1811～1834年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但与罗斯福比起来，奥巴马绝对算真正的草根。
罗斯福的老祖宗克劳斯-范-罗斯福（Claes van Rosevelt）大概在20世纪40年代，从荷兰来到美洲新大陆，在当时的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地区买了一个农场，并成为美国颇具影响的大家族之一。在美国历史上罗斯福的远近亲戚中已经出过8个总统，如果再加上自己和西奥多·罗斯福，那就是10个总统了。
在“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过程中，当时金融界的摩根财团、米隆财团、大通财团，企业界的杜邦、通用汽车、通用食品、美国钢铁、标准石油、高露洁、海因茨等，曾组成“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对罗斯福施压，甚至选好了接班人，但凭借强大的家族势力，罗斯福在总统宝座上仍安如泰山。
1930年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缴金令”，宣布民间拥有黄金属非法，在美国民间收走了500吨黄金。在把所有的黄金收归国有之后，他就即刻把美元兑换黄金贬值，导致了美元实际贬值41%。罗斯福上任后递交了基本上在胡佛任期内就起草好的“银行紧急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当天该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并随即宣布所有银行歇业4天。这个法案让联邦调查员在4天里对所有的银行审查了一遍，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立即关闭，然后让那些有资产、可以生存的银行改组后重新开门营业。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而奥巴马只能继续执行小布什政府留下的拯救金融业的计划。奥巴马曾对华尔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华尔街面对指责根本无动于衷。
美林公司2007年年底账面损失达800亿美元，但身为首席执行官（CEO）的斯坦利·奥尼尔因不堪重负辞职时，还带走了总价值达1.61亿美元的薪酬和公司股份，无比圆满地实现了“全身而退”。2008年9月，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将给AIG注资850亿美元“救命钱”之后，该公司的高管们马上耗资44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某度假胜地举行了一个超豪华野餐派对。
罗斯福上台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民主党彻底掌控的国会里，与反对派决战在第一线，在上任后的前100天里让每一项新政都得以顺利通过，这也成为“罗斯福新政”最终获得成功的保证。
奥巴马上台之初，借着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垄断”地位，顺利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及医疗改革法案，对医保持欢迎态度的人视之为45年来最大的变革，完成了杜鲁门、罗斯福、克林顿等多位美国总统都未曾完成的伟大事业。
但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也让奥巴马成为跛脚政府，在强硬的共和党人面前，他不得不选择“投降”，其多项政策都受到阻碍，如2011年9月提出的447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11月提出的600亿美元重建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议案都胎死腹中。
在罗斯福的演讲中有一句经典的话：“I shall ask the Congress for the one remaining instrument to meet the crisis—broad executive power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emergency， as great as the power that would be given to me if we were in fact invaded by a foreign foe。”
罗斯福一上台，就明白一向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私人企业，此时已终告失败，复兴经济的唯一手段就是动用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此外别无选择。因此，罗斯福要求国会允许他使用干预经济的大权，即“对紧急状态作战的广泛的行政权力，像我们真正遭受外敌侵略时所赋予我的权力一样大”。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的文章，是支持罗斯福权力集中的呼吁。报纸的标题是“如果有必要，俺们要独裁”（Dictatorship If Needed）。
美国人民似乎已经没有了大萧条时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再难聚焦起当年那样气吞山河的力量，而奥巴马只能忠实地维护着美国现有的制度。
美国总统的工作越来越程式化：在就任的头一年，总统忙于搭班子，拟计划，理顺各种关系，熟悉工作程序；第二年方可放手大干；待到第三年，下次选举临近，总统便不得不为再次当选而动心思；第四年是大选之年，谋求连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选举上，不能连任者则无人理会，说话不灵，人心涣散，故难以有所作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将军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已经不是崛起的中国，不是穆斯林恐怖主义运动，而是美国千疮百孔的财政和经济。美国的总统的权力已经被政治制度大大地限制住了，在经济领域很难大展拳脚，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美国总统已经不能担当起率领美国人重整旗鼓的重任。
在应对债务危机问题上，欧洲似乎也找不到根本的破解之道。对吃进有毒资产的银行进行输血，其结果和美国拯救华尔街并无二致，银行是暂时保住了，但这已经使欧洲各国政府元气大伤；欧盟要求深陷危机的政府紧缩开支，拿出钱进行经济刺激这条路就被堵死了；降息曾是货币主义经济学的一大法宝，但无论怎么低的利息，似乎都难以把资金赶向实体经济领域……
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个成员国共同决定，并在欧盟经济财政部长理事会的框架下创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总规模为4400亿欧元。欧盟的意思是以自己的信誉做担保，在投资者与深陷危机的国家之间建一道防火墙。
4400亿欧元看似庞大，但在债务危机面前仍显力不从心，2011年10月27日，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在欧洲峰会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同意将EFSF规模从现有的4400亿欧元扩至1万亿欧元以上。
欧洲能筹来1万亿欧元的巨资吗？此时的美国也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戛纳的G20峰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英国不会向EFSF出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应该向该基金出资，IMF的职责是帮助受困国家，而不是欧元区，如果IMF支持EFSF，英国将不会向IMF出资。
最后，欧洲不得不把手伸向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2011年11月下旬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专访，在谈到中国救援欧洲的问题时说，要是让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000美元的中国门口乞食，会是一种介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
欧盟一方面希望中国出资，另一方面又在IMF的投票权上紧咬不放，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和高科技出口上无动于衷，没有丝毫的诚意，中国显然也不敢贸然蹚欧洲的浑水。
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
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总统竞选活动发言人在一份新闻声明中称，布什的执政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为糟糕的状况。该发言人称布什总统财政上的不计后果以及过度支出导致10万亿美元遭到浪费，使得美国出现创纪录的赤字，迫使各州提高学费和税收，并导致未来的几代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承担更大的生活成本与债务。
在4月15日举行的提名格林斯潘连任美联储主席的听证会上，一位参议员向格林斯潘当众朗读了这份声明的部分内容，并问询后者是否同意有关经济状况的描述。格林斯潘当场进行了否认，并表示美国经济复苏现在似乎已经开始加快，联邦预算近期前景也在好转。
在这个时候，格林斯潘仍顶着无数的光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经济只要由他掌舵就能一直欣欣向荣。全世界充满了对格林斯潘的溢美之词：“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成”。格林斯潘也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他的第五个任期。
然而，美国经济并未如格林斯潘所期望的出现好转，面对复杂的形势，小布什总统也失去了耐心，格林斯潘第五个任期尚未结束便被伯南克接班。这个时候美国的金融业已经全面恶化，伯南克执掌的美联储开始暗中不断吃进有毒资产，对金融业进行大规模输血，希望靠美联储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但纸里包不住火，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全面爆发，美国经济开始全面衰退。
2009年9月15日，曾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向法庭提交破产保护申请，仅从资产规模来看，这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在此之前，美林公司和贝尔斯登分别被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收购，华尔街曾经叱咤风云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仅剩下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公司。
面对残酷的现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终于承认，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当被问及美国躲过经济衰退的概率能否超过5成时，格林斯潘回答说，他认为这一概率小于50%。
成也格林斯潘，败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18年，创造了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纪录，美国人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灿烂的阳光”。但格林斯潘在“9·11”后维持超低利率，也间接助长了次贷的爆炸性增长，将美国引入了债务的深渊。
2011年8月一则传闻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酒后吐真言，声称不怕让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经济实际上已完全搞砸的惨痛事实”。他承认美国经济糟糕透顶，任何货币刺激也无济于事，美元在他眼里更是一文不值。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大萧条”便成为被提及最多的词。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殃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相比，当今的债务危机究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比较乐观的人似乎喜欢用数据说话，大萧条中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到25%，而当前美国的失业率仅在10%左右；美国GDP从1929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期间下降了24%，而次贷爆发之后，美国经济的最低点出现在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GDP仅仅收缩了3.6%，其余时间还有一定的增长。但悲观者也有悲观的理由，在大萧条中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但苏联却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吸引了大量欧美投资及技术，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当今的债务危机却波及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逃债务漩涡；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美国联邦总债务占到了GDP的16%，在衰退结束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但也仅为GDP的44%稍低，而今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总额超过GDP的可以排上一大串，美国也一直在这个比例的边缘徘徊。在对债务危机的预测中，格林斯潘也在悲观者行列，以他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认识程度，他的看法也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
萧条（depression）和衰退（recession）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似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通常大家的感觉就是衰退得太厉害就是萧条，而萧条得太厉害就是大萧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开玩笑说，凡是格林斯潘可以处理的就是衰退，搞不定的就是萧条。
虽然1929年的大萧条与当今的债务危机在诸多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二者相似点更多：那就是在财产（包括股票、债券之类的动产和房屋之类的不动产）和原材料价格上的通缩，需求和信用上的大幅下降，国际贸易的中断，大规模的贫困和失业。
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最困难的时候何时到来？面对危机人们还能做些什么？人类是否有能力战胜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呢？
格林斯潘挂冠求去，伯南克一肚子苦水无处诉说，他们似乎明白，不可能把振兴美国经济的希望寄托在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头上，奥巴马在骂完华尔街之后也知道金融业就算最终借尸还魂，也再难以成为欧美各国的经济支柱，更不必妄谈引领美国经济走向复兴了。在与债务危机奋力搏斗了一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逐渐认识到：美国需要的是实体经济的振兴，美国需要就业，美国不能再等了。而突破口就在出口。
2010年1月28日，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就任后首次国情咨文时表示，美国政府将设定目标，在未来五年中将美国贸易出口值增加一倍，以创造200多万个工作岗位。2011年1月25日，奥巴马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中又提到了出口：“为了帮助商家向国外销售更多商品，美国政府计划在2014年前将出口量翻一番——因为只有增加出口，才能更好地创造就业机会。”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10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为1.84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7%，这也是美国最近十多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样漂亮的成绩似乎让出口倍增计划显现出一丝曙光。但2009年美国出口出现14.5%的下降，2010年的出口总额较2008年甚至减少了51亿美元。
美国的出口成绩单并不算太漂亮，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奥巴马想要实现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就变得困难重重，美国必须拿出雷霆的手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对于想要连任的奥巴马来说，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在这样的情况下，TPP似乎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根救命稻草。
美国出口在世界贸易总出口中的份额在10%左右，如果想要翻番，而整个世界贸易大饼不能翻番的话，奥巴马只能是虎口夺食，硬生生把别人的份额扒拉到自己的碗里。由于美国和欧洲被债务缠身，经济一直低迷，大规模的出口已经不可能，这时美国只有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在20世纪，美国对东南亚市场并不重视。但在2000年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特别是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之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世界各国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仍然显现出强劲的活力。显然，美国的出口翻番将更多地倚重于亚洲，在世界经济重心不断转向亚洲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
TPP是英文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缩写，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起初只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4个环太平洋的国家于2005年签订的一份多边贸易协定。自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后，TPP开始小有名气。而TPP声名远扬却是在201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召开之后，美国这时已经在TPP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TPP之前，亚太经合组织已经存在了，美国和亚洲在经贸往来上非常密切，为什么美国要把APEC撇在一边，重新制定一套规则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TPP也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最重要的内容。
为应对美元的剧烈波动，东亚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均有扩大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的规模。中国和韩国政府步子走得相对较快，2011年10月底，韩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于26日达成协议，将韩元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从1800亿人民币（260亿美元/38万亿韩元）增至3600亿人民币（560亿美元/64万亿韩元）。这也意味着将有几千亿美元退出东亚流通。自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人民币走出国门近万亿，直接从市场上挤走美元，中国甚至想要用人民币购买铁矿石，这对美元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只好拉日、韩加入TPP，化解来自中国的压力。
因此，另起炉灶的TPP特别强调三点：第一，不能有国有经济；第二，保护知识产权；第三，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这基本上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不将中国排斥在TPP之外绝不罢休。当TPP正常运转后，美国自然可以对中国提出苛刻的条件，迫使中国就范，这不仅将助力美国的出口翻番计划，还可以强化美国在世界的领导者地位，一举多得。在2009年，美国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对中国寄予了厚望，美国创造出了“G2”与“中美国”（Chimerica）等词，给中国戴了数顶高帽，但奥巴马推行TPP后，高帽也省了。
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响，但美国真能如愿吗？我们可以先来算一笔账。奥巴马发誓要让美国的商品及贸易出口额在2009年1.57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也就是达到3.14万亿美元，其中60%增量在亚太，也就是0.94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与TPP中除美国之外的8个成员的贸易总额是4570亿美元，日本与这8个成员国的贸易总额为1810亿美元，美国完全将中国和日本与这8个成员国的贸易量抢到自己碗里后，还有3000亿美元的缺口，这就需要TPP再拉一个从中国的进口量至少在3000亿美元的国家，这非日本或韩国莫属，可能吗？
如果中国完全满足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参与TPP，是否要再让中国签署与1947年10月的“中美救济协定”和1948年8月的“中美农业协定”类似的协定呢？选择加入TPP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困难的决定。那么对东南亚其他国家来说，就是件容易的事吗？
除了农产品不设限，打开国门让美国农产品占领自己的市场，将粮食安全拱手让给美国以外，美国还要求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业是美国的优势产业，到时候中国及东盟的产业转型都被迫中断，将被牢牢钉在产业链底端。金融管制的防火墙等于自动拆毁，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将很快沦为像日本那样的提款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将根据美国的愿意随时进行。
再者就是劳工和国有企业问题。美国可以以劳工权益的名义，对任何一个TPP协定国的产品设限，但别人不能为他设限，因为美国是民主的，人权至上，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就是美国需要的东西，你要自由地给，不设壁垒。对与美国形成竞争的东西，美国将利用劳工权益和知识产权等给你设限。
最终TPP完全成为一个极端利己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实际上为美国倾销其商品、控制他国之金融和产业命脉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谁上了这条船，走的都是不归路。虽然东盟成员国中的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参与了TPP的谈判，但于2011年11月19日闭幕的第六届东亚峰会，最终向世界发出“继续坚持以东盟为主导，以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为主渠道，加倍珍惜东亚合作良好势头”的重要信息，这也表明了东盟对TPP的忌惮。
美国希望通过扩大贸易来脱身的做法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的色彩，TPP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很难改变。如果TPP这条路走不通，美国会不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在贸易保护上美国人并不是新手。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国于1930年6月通过贸易主义保护法案——“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通过“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以后，美国人源远流长的贸易保护传统达到了史无先例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工业产品，进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相比于美国上一次实行高关税额的1891～1894年，要高出5个百分点。
结果就是美国的高关税遭到报复，在1931年年底之前，25个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1929～1934年，世界贸易总量减少了66%。当然不能把所有的减少都算到关税的变动头上，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萧条中萎缩。不可否认，这个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大萧条，从广度到深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技术上看，TPP实施还面临着另外一大难题。如果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以海运作为主要工具的国际贸易将受到重大打击，这同时也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向地区贸易转换的趋势。也就是说，以欧洲、亚洲和美洲为主要架构的三大经济圈，将出现圈内内部经济贸易趋于更加活跃，而跨区域贸易相对消减的现象。
贸易保护虽然在短时间内有巨大的副作用，但它却可以创造就业，在就业已经成为国家稳定的生死线的时刻，贸易保护自然会成为政治家的重要选择。从经济全球化到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在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混乱，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下一个凯恩斯在哪里？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以美国为例，当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已全面瘫痪，工业生产比1929年几乎下降了一半，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的水平。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也陷入了严重混乱和窒息中，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都正式关门。1933年，全国有5500多家银行倒闭，千百万美国普通家庭的多年积蓄付诸东流……
“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人怀疑如果资本主义会这样容易地崩溃，那么，一个不以利润而以消费为目的进行生产的经济制度是否也许会更有意义一些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国家所作的试验上面去，特别是注意到俄国”，“许多事业受到萧条障碍的人，都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之父去获得鼓舞”。因为，“在那个国家里，失业与萧条都不存在”。①
“斯大林强化了共产党专制政权，同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方案，目的是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因此当时西方有些人把俄国看做希望的灯塔。”②
这时资本主义的守护神凯恩斯出现了。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就无法克服经济大萧条，同时，那也可能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因此，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完全颠覆了自古典学派以来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基本假设，并否定了最终结论，提出“有效需求”的理论体系和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以减少失业、治理萧条的政策主张，为战胜大萧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随着西方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和资本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过剩危机频繁爆发。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采用扩大财政开支、发行公债和增发货币的疗法，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到197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比1950年提高了180%。
从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美国经济增长持续106个月。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连信奉经济保守主义的尼克松都声称他也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使经济学家们相信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治愈资本主义周期波动的药方”。凯恩斯及其理论的执行者罗斯福等共同拯救了资本主义，并带给了资本主义世界持久的繁荣。
自2009年债务危机开始之后，到处都是求救的声音，救企业、救银行、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借款者、救房地产信贷机构，而最后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政府也落入水中，等待其他国家或组织抛给一个救生圈。人们似乎也在等待一个经济学家，希望他能站出来，振臂一呼，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之中。
当债务危机来临之时，确有众多的经济学家著书立说，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在这场关于债务危机的大讨论中，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曼昆，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学术界的“大牌明星”，未满30岁时就已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担任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的《经济学》是中国很多大学经济学课程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被教师和学生们奉为“打开经济学大门的经典启蒙书”。
这位经济学奇才给债务危机开出了什么药方呢？不过在债务危机中，他受到关注的并不是提出了多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他被抗议的事件。
2011年11月2日，约70名哈佛大学学生退出该校经济学教授格曼昆的课程，以“罢课”表达他们“对这门导引性经济学课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他们宣称曼昆的保守教育影响了哈佛的前一代学生，而那一代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的决策者和银行家，造成了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早在罢课之前，这些学生就在互联网发布了《致格里高利·曼昆的公开信》。罢课者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之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哈佛毕业生）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5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曼昆似乎不为所动，仍坚持在自己的课堂上推销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坚持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无所作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年轻的罢课者们加入了“占领波士顿”的示威队伍，代表社会中的“99%”，挑战“那1%的贪婪与腐败”。
西方经济学的泰斗在波及世界的债务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坚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