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困境——逆全球化悄然临近
2012年2月9日，著名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美国已经毫不忌讳地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美国战略东移并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秀，而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美国接连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用兵，致使美国国力透支，全球霸权受到严重的威胁，美国的战略选择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这与蒋介石政府抗战胜利后的战略转变如出一辙。
在彭少将看来，美国将着重从六个方面构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体系：第一，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军、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第二，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第三，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体系；第四，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第五，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依托，排斥与压制中国，确立美国经济主导权的经济遏制体系；第六，以离间与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为特色的所谓“前沿部署外交”体系。
美国选择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才对中国采取重点遏制的战略，显然不是眼看着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才如梦初醒。在苏联解体后，不论中国怎样“韬光养晦”，事实上，中国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视野中的主要对手。利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政治风波之机，欧美各国便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的封锁与制裁，但利益填平了意识形态的鸿沟，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最终未能抵挡住巨大的中国市场的诱惑，中国与欧美各国的经济交往在动乱之后迅速恢复。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未放松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最惠国待遇、人权、高科技及武器禁运等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重要手段。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连发生“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等恶性事件，不断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对中国的发展保持着极强的戒备，美国新保守派反华反共的叫嚣使得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但“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战略重心暂时发生了重大转向，反恐成为美国的头等大事。虽然美国抓住中亚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的空白点，悍然入侵阿富汗，逼近中国的大后方，但中美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使两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定的战略谅解，大大减少了中美之间的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充分利用了21世纪的头10年难得的和平发展环境。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中国综合国力的最佳舞台。与中国的蒸蒸日上不同，美国却因阿富汗及伊拉克两场战争深陷战争的泥潭，欧美过度依赖消费的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欧洲经济发展中致命的缺陷，资本主义世界又迎来了一次严酷的考验。
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的矛盾是固有的，很难凭中国单方面的意愿而达成和解。2005年，欧洲政治就已经开始转向，之前“亲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黯然退隐，由来自右翼政党的亲美政治家默克尔担任德国新总理。而法国也进入了领导人交替的时代，希拉克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亲美政治人物尼古拉·萨科齐于2007年开始担任法国总统。
中国与欧洲的政治大局很难因政治家个人的政治立场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德、法两国领导人转向背后的深刻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对欧美的垄断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抢夺了它们宝贵的工作机会，欧美引以为豪的高福利体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中国人的勤劳便成为欧美各国衰落的替罪羊。
欧美各国非常清楚，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左右与美国相当，对它们来说中国将更难撼动，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将逐渐成为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国策。
因此，欧美各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借助于全球性的分工与协作，这必然要求在全世界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承受中国质优价廉商品的冲击，欧美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战胜债务危机将无从谈起；如果断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闭关锁国，欧美经济将迅速遭受重创，资本家的利益将受到巨大的损害。
对欧美现实的选择将是慢慢筑起的，保住本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抵挡住中国质优价廉商品的诱惑将成为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高失业率必将动摇欧美各国的根本。因此，它们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加强贸易壁垒。
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国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这是继2011年10月4日中俄共同否决涉叙决议草案后，安理会有关叙利亚决议草案再次未能获得通过。
中俄投了反对票之后，英美等国反响非常强烈，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对中俄提出了无端的指责。叙利亚及伊朗问题其实已经都触及了双方的底线。中俄与欧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摊牌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寄希望于美国再给中国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可能只是一种幻想。随着世界主要大国对抗的加深，逆向全球化似乎将成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主题。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健康的发展呢？
高铁，中国战胜危机最现实的选择
投资、出口和消费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沿海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吸纳了中国农村巨量的富余人口，中国就业问题获得了较好的解决，大量的外汇换回了中国发展必需的先进技术，充实了中国的外汇储备。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完美地融入到欧美各国建立起来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中。
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在2012年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蓝海战略”就是欧美各国构建的以WTO为基础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由于欧美之间固有的小嫌隙，中国在欧美之间实现了左右逢源。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
由于欧美经济的萎靡，欧美市场本身的增量已经非常有限。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招致政治反弹的可能性将日益增大。中国一直致力于增加与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国新兴市场的进出口，新兴市场在中国外贸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长，但欧美传统市场的比重仍然较高。据海关部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欧洲、美国、日本在中国3.62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7.3%。在未来10年里，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经济增长仍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主题，中国每年需要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80万人。只有经济的不断增长，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否则过高的失业率将给社会稳定埋下巨大的隐患，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保八”最大的背景。出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中国必须在全球格局上寻求“蓝海战略”的对冲机制。
当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对外贸易受阻时，中国的经济将靠什么维持增长，中国能否有足够的腾挪空间？我们可以看一则发生在2011年的新闻事件。
2011年7月30日，载有41个集装箱电子产品的国际货运火车班列从重庆出发，沿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驶往德国杜伊斯堡。其中，40个集装箱的电子产品来自上海，1个发自重庆。这也是自2011年3月19日渝新欧国际铁路开通后首次承接的第一单国际货物。与海运相比，走铁路时间节省了一半；与空运相比成本节省了不少，而且更安全，其经济性不言而喻。
对中国目前经济形势而言，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罗斯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占世界人口2/3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辟意义非凡，如果中国的高铁技术能得到充分的运用，欧亚大陆的整合将进一步加速。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高铁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它将可能促进陆权时代的回归。
美国为确定一个冷战结束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求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必然地联系起来。①而中国此举则可以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穷。
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加快古丝绸之路的复兴将是中国寻找战略突破的重要方向，但建设完善的洲际高铁网，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及欧洲连接起来，这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又将采取何种措施呢？答案其实还是高铁。
在高铁时代来临以前，中国的经济可称为孤岛经济，凭借先天的地缘优势，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和超大城市群。而高铁则会打通中国发展的经络，使三大经济圈有更深、更广的经济腹地，加快区域的优势互补与融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迎来了一次高速公路的建设高潮，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日程迅速增加，高速公路的建设成为中国摆脱危机的重要功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高铁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一次重大的机遇，高速公路的辐射力毕竟是有限的，而高铁则将整个中国联结成一个巨型的网络，将中国大部分城市纳入“一天生活圈”。我们有理由对中国高铁抱以最大的期待，中国经济在高铁的带动下，基本上脱离了次贷危机的大势，划出自己的优美弧线。
在欧美债务危机日益深化的时候，中国高铁技术终于突破各种技术瓶颈并发展成熟，通过消化吸引使建筑成本大幅下降，中国掀起了大规模建设高——
①〔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他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9-280.
铁的热潮。如果像中国台湾那样使高铁在技术上完全受制于外人，我们很难相信高铁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效益。高铁在全球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登场，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幸运。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一项投资能否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不仅在于它为当地带来的间接效应，更在于它本身是否可以产生效益，有自我造血功能。一项投资如果长年亏损，就算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可以产生相应的税收，但它是不可持续的。前面就提到各大城市热衷于地铁建设，由于每年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拖累，很可能变成一个资金黑洞。
高速公路之所以成为中国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自身创造了巨大的效益。从2011年三季报数据来看，沪深股市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整体销售毛利率高达59.27%，远远超过被指为暴利的房地产行业30%～40%的毛利率。出行者、货运公司等在高速公路、省道、铁路上有充分的选择权，高速公路行业在中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物，其超高毛利润率正说明行业发展仍属于良性。
回过头来看高铁时，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高铁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统计显示，京沪高铁开通半年累计运送旅客4000多万人次（本线和跨线），客票收入70亿元，现金流为正！平均客座率72%，参考京津、武广的客流增长率，明年客票收入按客流增长50%算，收入将达到200亿元，有望成世界上最快盈利的高铁！其他已经投入运营的武广、京津城际、沪宁等的业绩也相当不错。
“7·23”甬温线旅客列车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给中国高铁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高铁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不是太快了，而是远远不够。在欧美债务危机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它承载着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任，大力发展高铁成为中国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要举多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经济成果的最终去向有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这也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人们自然要比较“三驾马车”的优劣。
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中，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都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认为投资极易造成产能过剩，最终导致经济结构性失衡，会对未来经济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全球化对各国主要的意义在于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大量的出口虽然可以提高GDP，但却是以污染本国环境、浪费本国资源为代价的。而只有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才是良性的，才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批评大部分集中在投资过大、严重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便是扩大内需，这几乎成为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消费真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么？只要我们看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和美国就知道，结果是很让人失望的，欧美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过度消费，向世界推销垃圾金融资产，最后全世界人民都必须为危机埋单，让人们不禁对消费拉动经济这一理论表示较大的怀疑。
实际上，生产成果的最终去向只有两处，要么被消费掉了，要么被用于投资。而净出口也是一种消费，只不过消费的对象是国外的消费者罢了。生产出来的商品被消费掉以后，对下一经济周期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投资则会变成厂房、机器设备、专利产品、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它将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这样看来，只有投资才是拉动经济最直接的动力，将出口和消费列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生产与消费，本是孪生兄弟，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生产者必须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在一个生产周期内，所有的工资、利润、税收、租金及利息收入必须把社会最终品消费掉，这样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资本主义却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由于资本主义攫取了巨额的利润，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本国未必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于是消费问题变得极为重要，竟然成了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当缺乏足够的投资引导，加上没有革命性的技术出现、资本家满足于垄断性的利润、缺乏创业的环境与激励机制时，这些都将造成本国投资的降低，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欧美深陷泥潭，本质上是由于本国商品缺乏竞争力，国内投资降低。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的结论，如果不切实际地抬高消费率，短期内较大限度满足人们需要，但投资偏低，社会再生产能力不足，难以满足高消费率的需要，经济增长就缺乏持续性，甚至倒退，高消费率也难以维系。相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投资率，如果消费率偏低，与投资率没有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不完，必然带来新的生产能力闲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只有正确认识、统筹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与发展。
中国经济要获得快速、平稳的发展，仅仅依靠高铁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想要战胜债务危机，并不仅仅靠吸取欧美的教训。为保证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扫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探求经济学最本质的规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全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而不能再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荼毒”。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武装到牙齿”，充斥着数学模型，似乎已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但西方经济学却先天营养不良，看似精巧完美的理论科学大厦却建立在沙滩之上，根本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系统的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焕发无穷的活力，我们用它可以合理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如GDP核算、虚拟经济的来龙去脉、债务危机暴发的深层次原因；两部类模型与投入产出分析结合，可以实现经济学与数学的完美结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数学仿真，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有力的参考。
伴随着欧美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