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将领的兵权，杜绝了这些将领及其部属利用兵力翻云覆雨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还必须对军队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和整顿，完善机制，彻底根除兵权过分集中在某部分将领手中的弊端。为此，宋太祖采取了如下措施。
对于统兵体制，宋人林酮曾有一段妙论。他说：“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此善计天下者所宜申处也。”林酮所说的“分”与“专”，自然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来讲的，事实上，这段妙论，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赵匡胤治国治军经验的一种总结。
靠人事调整来抑制可能滋生的野心，在短时期内固然可以奏效，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行伍出身、有着丰富经验的赵匡胤，对军队的内情是相当了解的。他知道，标本兼治方能长治久安。因此，他在大刀斧阔调整人事关系的同时，在治本问题上也殚尽心机。治本的方向和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从体制上分散兵权。
在赵匡胤的分权方案中，最中心的思想就是确立枢密院和三衙的领兵体制，实现握兵之重和发兵之权的分离。
枢密院的设置，始于唐代永泰元年。当时这一机构由宦官担任，其职责是沟通官僚和皇帝之间的联系，接受臣下表奏送给皇帝批阅，并将皇帝指示宣付有关部门执行。类似于今日的政府办公厅，是皇帝专有的秘书机构。五代后梁时期，这一机构曾一度废止，其职事并入了崇政院。后唐时，重新设置枢密使，既用武将，也参用文臣。但无论文武，其权力都极大，甚至其地位高于宰相，而且并非专掌军务。后汉时，大将郭威任枢密院使，“主征伐”，此后，枢密院开始专掌兵事。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中书省称为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长官为枢密副使。由于枢密院负责军务，因而宰相便只是最高行政长官，不再与闻枢密院事务。
根据宋代的规定，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握发兵之权。”类似于现代国家的国防部。但其地位则远在国防部之上，枢密使乃是与宰相地位相当的重臣，他不受宰相节制，而直接听命于皇帝，而原来政府机构中受宰相节制的国防部——兵部所承担的职能其实已被枢密院侵夺。
在石守信等掌握重兵的禁军将领被解除兵权的同时，其所担任的职位没有再补充人选，实际上是撤消了这些职高位重的职务。如在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便乘机除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在任高怀德为节度使时，又撤除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石守信刚开始出任节度使时，还挂着个空名军职，不久亦被解除，于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也被取消。加上先前石守信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后，副都指挥使没有除授，实际上空缺。这样，禁兵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司的高级将领大多离职，职位也大多空缺。剩下的几个职位，或者由庸才担任，如殿前都指挥韩重赟，就是因为他庸才无谋，容易控制，担任此职长达六年之久。既然庸才无谋，当然不可能率兵征战。韩重赟虽处殿前都指挥使之位，但没有率兵打过仗。据历史记载，这期间，他先后负责过修筑皇城、整葺洛阳宫殿、堵塞澶州黄河决口等，就是没见他率兵出征。或者由资历粗浅者担任，如殿前都虞侯张琼是在前任皇弟赵匡义兼开封尹后由内外马步军都头越级擢补的，他“性暴无机，多所凌轹”，不久被人诬告不法而被赐死。侍卫亲军司的两位将领刘光义、崔彦进无论是才能还是威望都远在前任高怀德等人之下。
由于侍卫亲军司正、副将领职位都不设置，又没兼领的统帅，于是侍卫亲军司逐渐分裂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加上殿前司，合称“三司”，又称“三衙”。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司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司设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的“三帅”。禁军由三衙的三帅分别统领，而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则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三衙鼎立”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帅各军的体制，先是分散兵权，之后再集中于皇帝。这种由分散到集中的军事体制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三衙统领禁军，只是统管禁军的训练等事项，而没有指挥调动权。禁军的调遣和移防等指挥调动权归口枢密院管辖，“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枢密院设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拥有调兵权，但不能直接统率兵众。这样，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开了。遇有战事需派禁兵出征，统兵的将领大都临时委派其他官员担任，于是统兵权又分开了。太祖采取这样的措施分散禁军的兵权，目的在于断绝唐末五代那种将领和士兵长期结合而形成“亲党胶固”的关系，防止武将发生兵变。正如北宋人范祖禹所言：“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宋代一兵之出，必待枢密院之符，而出征之兵的将帅不是管军的三衙，却是临时委派的其他官员。因此，无论是将领还是部门，都不可能拥兵自重，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有宋一代，这种兵权分离分散体制被作为祖宗家法所沿袭。南宋人李纲评论说：“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宋神宗时，有人建议废除枢密院而归权尚书省兵部，宋神宗说祖宗时不以兵权归有关部门，才专门设置机构和官员统领，使之互相牵制，怎么能够废除呢！
禁军的将领一般不久任，而是时常加以调换。同时实行“更戍法”，经常变动禁军驻地，每隔三年或二年甚至半年就更换一次。这时将领却不随之更换，从而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于是诸军在营时间少，新旧更出迭入，移防士兵相属于道，成为宋朝社会生活中一大景观。依据宋人的解释，更戍法一则可以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使兵不至骄惰。二则更出迭入，士兵少有顾恋家室之意。到新环境里驻防，不易萌生“非心”。而等到刚刚熟悉环境，理顺了上下人情关系，却又得更戍他邦。如此将领“不得专其兵”。这后者恐怕正是宋太祖创设更戍法的苦心和深意所在。兵将分离政策，从另外一个角度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骄兵悍将想犯上作乱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内部外部条件。正如北宋人富弼所言：“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
在中国古代这类封建国家，政治家手里掌握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实在太重要了，用以守成，用以创业，须臾不可缺少，而一旦失去这一筹码，就等于失去了当政治家的资格。这个道理，赵匡胤是明白的。虽然他在控制这支军队方面煞费苦心，但内心深处，他却依旧希望自己手中的这支军队是一支有战斗力的，能征善战的部队。
作为后周时期领兵打仗的统帅，赵匡胤对如何治军是颇有心得的。他本人在后周整顿禁军的经验以及在历次征战中所获得的教训，使他在当了皇帝之后，在治军方面，大体确立了“少、严、精”的基本思路。
所谓“少”，即淘汰老弱，补充精壮，使之无冗兵。
赵匡胤在平定各割据政权后，曾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那就是对各割据政权的军队怎么处理。全部放归为农，予以解散固然是一个办法，但却难以保证这些以当兵为职业的各级军人不对新政权产生不满，进而重新聚合起来将矛头对准赵宋王朝。全部收编，一则军队素质难以保证，二则国家财力也难以负担。基于这些考虑，赵匡胤在处理这些伪政权的军队时，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文献通考》记载说：“国朝初平伪国，合并所得兵，别为军额。其愿归农者，解其籍，或给以土田。”实际上，赵匡胤的办法是把其中精壮者收编为宋军，而把老弱者放归为农。
公元963年平定荆南后，赵匡胤于是年五月下诏，荆南军士卒年老者听自便。次月再诏，愿归农者听便。而且“官为葺舍，给赐耕牛、种食”。对愿留者则“分隶复、郢州为剩员”。是年十月平定湖南后，又“放潭、邵州乡兵数千人归农”。
公元964年六月，又将数千名北汉军队的俘虏放归于农，让他们在得到政府的一些照顾后，“分隶畿县民籍”。
公元965年四月，又放洋州义军八百人归农。
这些措施，自然主要考虑平息敌对情绪，可是被放者，毫无疑问也多是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的老弱士卒。
与此同时，赵匡胤十分注意把割据政权军队中的精壮之兵补充到自己的部队。平定后蜀后，挑选120人组成了川班内殿直，又将1390名江南降卒立为归化、归圣军，将260名北汉降卒立为效顺指挥。此外，“取太原兵以为龙卫，取幽州兵以为神武，左右员寮本藩镇厅头也，左射拱圣本诸州骑兵也，忠节之军升自川陕，虎翼之军选自江淮。”所谓“龙卫”、“神武”、“拱圣”、“忠节”、“虎翼”等都拣选制的实行，一是增强了中央兵力，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精壮者经过拣选，填补较高的军种或军级，因而改善了整个兵员的素质，使战斗力增强。据《宋史·兵志》记载，通过拣选，“自厢兵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等，上等而升班直”。
对于士卒的拣选，赵匡胤每每乐此不疲。军士攫升等，他都要“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公元966年闰八月，赵匡胤命殿前、侍卫将校大阅戎事于军中，由他推动掀起了一阵比武热。十二月，赵匡胤又在后苑亲自检阅皇家卫队——殿前诸班，将武艺不中选的300多人全部授以外职，不再留在殿前诸班内。至于中央和地方部队的老弱残废者，在持久而深入的拣选运动中，自然被列入淘汰对象，要降低军种或军级、退充剩员，以至削除军籍。
为了确保质量，贯彻“少则无冗兵”的质量建军原则，赵匡胤还命各地严把征兵关，将不合格者阻挡于门外。赵匡胤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了一条国策，并称之为“可以利百代”。这就是饥年募兵政策。他认为在饥荒年头大量募兵，可以做到“留在南亩者惟老弱”，难以造成反抗的大气候。可当兵吃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招兵时，各州长吏、都监要依据赵匡胤下颁的木梃，确定应募者的身材高矮和体力强弱，以便决定分配到禁军还是厢军中去，身体瘦弱者则会被拒之门外，即使侥幸人选，还要经过层层拣选，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又会被淘汰下来。
所谓“严”，即厉行兵法，强化管理。虽然宋代当兵不易，但应募进入军队的士卒却难以产生荣耀的心理。应募入伍的士卒首先必须刺字。在士兵脸部、手部等处刺字，始于唐代末期。当时幽州军阀刘仁恭强征统治区的男夫，“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日‘定霸部’，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日‘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后梁太祖朱温在唐末混战之际，用法极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不敢归”，为了防止士兵逃亡，朱温“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
刺字的目的在于防止军士逃亡。宋代继承了这一恶习。每逢招兵，在进行体检后，合格者“然后黥面，而给衣屦、缗钱，谓之招刺利物”。当兵刺字，反映出宋代兵士社会地位极低，与某些犯人、官府工匠和奴婢处于同一档次。
除降低社会地位外，赵匡胤还严行军法，对士兵实行强化管理。赵匡胤将军法视为驭兵利器，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崇。在后周时期的六合之战中，士卒有不致力者，赵“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次日查出有剑迹者，统统斩杀。自己做了皇帝后，为了革除五代以来那种“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下陵上替”的积习，制定了“阶级之法”。
阶级法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各级军职的上下绝对隶属关系，“以绝其犯上之心”。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之一三记载：“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虽非本辖，但临时差遣管辖亦是）。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即因应对举止，偶致违忤（谓情非故有陵犯者），各减二等，上军配五百里（死罪，会降者配，准此），下军及‘厢军’配邻州，以上禁军应配者配本城。诸事不干己辄论告者，杖一百，进状，徒二年（并令众三日）。诸军论告本辖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告二事以上听理，应告之事，其不干己之罪仍坐）。诸军告本辖人再犯，馀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邻州本城”。这些条文，无一不体现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听从上级的命令与指挥的原则。按照这些条文，下级“陵犯”、“违忤”、“论告”上级，哪怕理由充足，也绝对不能容许。
除此之外，军人必须遵守的法律极多，宋人王质列举就有“斗伤之禁，有博戏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饮禁，有滥禁，有逃禁，有盗禁，有诡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敛财之禁，有驰艺之禁，有窃造兵器之禁，有私传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结义社之禁”。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四《罚条》记载的处罚条例竟多达72条。例如对战时纪律的规定包括：“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人者，斩”；“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者，斩”；“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四顾者，斩”；“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不伏差遣者，斩”；“巧诈以避征役者，斩”；“避役自伤残者，斩”；“战阵失主将者，亲兵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科违制之罪”；“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余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贼军弃仗来降而辄杀者，斩”；“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尽管上述《阶级法》和《武经总要》中载录的处罚条例已不是宋初的法令，而是经过以后加工、补充和完善才达到这个地步，可从赵匡胤时代开始，显然已略具规模，打下了制御防范军士的基础。
阶级法和一系列禁令的施行，的确有效地防止了武人军中作乱，使得“士知有校、校知有帅，帅知有朝廷”。南宋文人王应麟吹捧说，阶级法“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这一法令的执行所产生的功效，连南宋孝宗皇帝也深为折服，称“二百年军中不变乱，盖出于此”。
在实际的军队管理中，赵匡胤是极度敏感的，他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卒中的敢于违反禁令或犯上作乱者，处理起来绝不手软。
公元960年八月，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因与彰义节度使白重赟不和，遂与部下阎承恕合谋陷害，他派人从街上买来马缨，并伪造诏书，称白重赟图谋不轨，“令夷其族”。李玉将诏书及马缨出示给都校陈廷正，并称使者已去，令其执行。陈将信将疑，将此事报告了白重赟，情急之下，白重赟连忙向赵匡胤报告，赵闻之大吃一惊，没想到军中竟有如此胆大妄为之徒，急令六宅使陈思诲驰马泾州，将李玉和阎承恕捕获，经过审讯后对两人惩以极刑。
同年十月，晋州兵马钤辖、郑州防御使荆罕儒在京土原与北汉军队交战中战死。荆是赵匡胤倚重的一名边将，闻其死讯，悲痛之余，“因索京土原之将校不用命者”，先后将慈州团练使王继勋、毡毯副使阎彦进等负有领导责任者予以降职，又“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公元962年七月，禁军云捷军中发现有人伪造侍卫司印章，赵匡胤急令搜捕，将伪刻者斩首。这一事件引起了赵匡胤的高度警觉，他说：“诸军比加拣练，尚如此不逞，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于是下令对内外诸军中的一切“不逞者”严加搜捕，流放登州、沙门，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清洗运动。
公元963年十月，德州刺史何隐，擅自开省仓给军士供粮，被判官郭象飞告发，查实后，何隐被降职为亳州别驾。
公元965年十一月，赵匡胤内弟王继勋指挥的禁军雄武军，因新近组建，主官领导无方导致军纪松弛。光天化日之下竟在大街上掠人子女，“里巷为之纷扰”。赵匡胤闻讯大惊，将肇事者捕获，又将百余名参与者悉数斩杀。连小黄门阎承翰，也因为“见而不奏”，被决杖数十。直接长官王继勋由于孝明皇后的关系，才没有被追究责任。可是次年六月，王继勋因恃恩骄恣，多为不法，被部曲告发，查实后被褫夺军职。此人被免职后，闷闷不乐，便拿家中奴婢泄怒，“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前后被害者甚众”，外人不得而知。一日天雨，墙围倒塌，群奴奔逃至国门诉冤，赵匡胤这才了解实情，不久被削去官职，软禁私宅，后又流放登州。宋太宗时被杀。
公元966年闰八月，又“索殿前诸军无赖者得十数”，黥面后流放通州义丰监。同时，又下令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均“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
同年十二月，“斩妖人张龙儿等二十四人”。张龙儿以幻术同卫士杨密、刚又遇、李丕、聂赟、刘晖、马韬相勾结，又串连承旨载章、百姓王裕等人“共图不轨事”，赵匡胤对这起牵涉到军队、政府机关和一般百姓的阴谋叛乱事件深为震怒，除将上述当事者全部斩杀外，还对张龙儿、杨密、李丕、聂赟人实行族诛。
公元967年四月，赵匡胤在殿前司送来的报告中批示，将120名“不逞者”发配到郓、齐、冀、博、德、沧等州流放。
公元969年十月，禁军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与部下19人密谋作乱，赵匡胤令杨义擒捕，亲自审讯后将他们全部斩杀，并实行族诛。
公元970年五月，赵匡胤下令禁止京城民家私藏兵器。
公元971年一月，又下令禁北汉边境内迁民户私蓄兵器。同月，开封府按照赵匡胤的旨意，将曾经为盗、犯有前科的京城诸坊恶少及亡命军人367人捕获，尽管他们已金盆洗手，然而赵匡胤仍下令将其中情节比较严重的21人处以极刑，其余均被决杖后流放。
同年十一月，朝廷举行的郊祀典礼结束后，援例要进行赏赐。赵匡胤在祭祀活动中指定御马直一军为卫队，所以每人增赏五千钱。可由后蜀亲兵中挑选而组建的川班内殿直军士不能如例获赏。川兵骄习不改，纷纷击登闻鼓，要求同御马直一样获得同等赏赐。面对慷慨激昂的索赏要求，赵匡胤大怒，他派中使对川班将士宣称：“朕之所与，即为恩泽，又安有例哉！”随即命人将闹事者40余人全部斩杀。这样严厉处理后犹不解恨，又将其余军人流配许州骁捷军，将其军官处以决杖并予以降职，最后索性解散了川班内殿直。
公元973年二月，禁军军官、殿直傅廷翰出任棣州兵马监押，傅试图投奔契丹叛宋，被知州周渭擒捕送至开封，赵匡胤派人将傅械系送交御史台监狱关押，查实后斩首示众。
公元975年九月，百姓宋惟忠私习天文，蛊惑人心，被赵匡胤处以极刑。
由上可见，在涉及皇位稳固，国家安全问题上，赵匡胤是断然不允许任何不轨之举的，而对于军队参与的各种不法活动，处理起来更为严厉。他不仅时刻提防兵变叛乱事件的发生，而且对一般的“犯上”行为也严惩不贷。
赵匡胤治兵的第三个指导思想是“精”。所谓“精”，即重视训练，去其骄隋，使成精锐。
赵匡胤认为，军队失于训练，就会滋生骄惰之气，就无以言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的训练，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好。自唐末至五代，守卫皇宫的皇家卫队一直没有进行过训练。赵匡胤当皇帝后，“首议教阅击刺骑射”。赵匡胤身体力行，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亲作示范讲解，使这支卫队勤于习武。看到军士们训练效果不错，他显得非常高兴，不由得赞叹道：“此殿庭间数百人耳，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乎！”
赵匡胤在繁忙的政事之余，特别留意军队的训练情况。公元961年正月，他视察造船务，亲自检阅水战演习；二月，又视察飞山营检阅炮车训练。公元962年九月，赵匡胤在讲武殿内阅兵，两个月后，先后两次在西郊举行大规模检阅。公元963年四月，赵匡胤又从内府库中拿出钱来，招募新军数千人，“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选精卒，号水虎捷，习战池中”，并特意让熟悉水战的前南唐将军陈承昭负责指挥和管理。随后，又到玉津园检阅骑兵演习。公元964年三月，赵匡胤发现各地方长官纷纷使役骑兵，“失于教习”，明令禁止。
公元965年，赵匡胤倡导的军事训练大比武活动达到高潮。同年闰八月，他下令殿前、侍卫两司的军官无一例外地要“大阅戎事于军中”，十二月，在经过数月的训练之后，赵匡胤把殿前诸班集中到后苑比武，亲自测试，将武艺不甚理想的300多人全部淘汰出皇家卫队。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一直到他去世，赵匡胤每年都要检查和视察部队的训练情况，史书说他这类活动“曾无虚岁”，未尝间断确是事实。说明赵匡胤对他手中的这支部队的确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寄予了很高期望的。
为了防止士兵骄惰，提高其吃苦的能力，赵匡胤还挖空心思为军队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例如，他规定军人只许穿褐色衣服，不许穿皂色衣服。衣服的长度不得过膝；葱韭等蔬菜不准进入军营；禁止兵士买鱼肉和酒回营等等。最有趣的是，每月给禁军发粮时，总要来回折腾士卒，营在城西者，必给城东粮仓之米，营在城东者，则要到城西去领取。还明确规定不许雇车或雇人相送，必须由士卒自己背取。赵匡胤对这一主意还颇为自得，他曾专门抽出时间，登上右掖门，观看士兵领粮的情况。赵匡胤想方设法让士兵过一种简单艰苦的军营生活，据说是要使“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在“少、精、严”思想指导下，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训练出了一支精干的王朝军队，捍卫着赵家政权。
为了达到集权的目的，宋太祖在军队布防上绞尽脑汁，想出了内外相制、强干弱枝的办法。
宋初，军队经过整顿后，分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兵是中央掌握的正规军，全国的主力作战部队，主要驻扎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厢军是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乡兵系按户籍抽调壮丁经过编队训练的地方兵，也有由招募而来的。蕃兵是边境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军队。宋太祖时期的军队主要是禁兵和厢兵，约有38万人。其中禁兵约20～22万人。太祖分其一半驻守京城，另一半分驻外地。以京城的禁兵足能控制驻守外地的禁兵，外地的禁兵合起来又能与京城禁兵相抗衡，这叫做“内外相制”。《曲洧旧闻》卷9记载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的布防原则还不止限于京城与地方兵力的配备，其他许多场所兵力的配置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历代兵制》卷8记载说：“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这里说天下之兵都按内外相制的原则部署是与事实相符的。例如，除京城内外、府畿内外，各地方兵力的分布，往往同时兼驻三衙禁兵或侍卫马司、侍卫步司的禁兵，兵力数量大约相等，便于互相制约。这就是说，中央和地方、京城内外、开封府畿内外、各地之间兵力数量的部署、兵种的部署，大约都保持一定的比例，从而达到内外相制，内外相维的目的。
强干弱枝是与内外相制相配套有适应的战略部署，它是指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京城都要比地方雄厚。宋太祖把天下精锐士卒都集中到京城，兵力配置上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占绝对优势。三衙中殿司的禁兵主要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侍卫马司、侍卫步司的禁兵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骨干力量仍然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地区。这样布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京城的武装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即强干弱枝。但地方又必须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一则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二则地方武力联合起来可与京城强大的武装力量相抗衡。
宋太祖整顿军队，集中军权，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有两点可以为证。一是军权的集中，阻断了“兴亡以兵”现象的继续，成功地实现了宋太祖不希望赵宋政权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的愿望。二是通过对军队的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统一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节节胜利，正与宋太祖整军和集中军权有密切关系。与此同时，整军和军权集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效应。握兵权、发兵权、统兵权分离，兵将分离，“更番迭戍”，这些集权措施在太祖时虽然显得十分必要，它有利于消除军队对皇权的威胁，防止割据和兵变。但无疑不利于调动将领认真训练士兵、率领士兵勇敢作战的积极性，士兵处在疲劳之中，也不大愿以死效力将帅，从而从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久而久之，这些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军队内部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军队数量虽不少，对外作战却以失败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