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女友送我的一本理查德•；戈尔德斯的《摇滚之诗》说，摇滚最重要的特点是对青春活力的肆无忌惮的挥霍。
平心而论我们算不上，我们极少有人能理清楚摇滚究竟是什么或者摇滚乐发展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真正做到不入世俗或对世俗肆无忌惮。我们是温和的、消极的，有时显得也很懦弱（第二个女友这么说），我们不过是些想搞出点儿名堂的三流学校的学生，可最终还是放弃所有被抛入社会，成了一群只能靠回忆过去、试图抱在一起寻找温暖的失意者。
“你们顶多算是一群把生活弄得鸡飞狗跳的家伙。”她说。
除此之外，她还就我本人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语：兴趣颇广，心得全无。这是《围城》里形容男主角的一句话。
我和这个女孩儿是在由虱子乐队开场的一场校园小型演唱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被兴奋的人群挤到一起。那天不知怎的，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大喊大叫，我就是兴奋不起来，而我的直觉告诉我，船长失恋了——他向校花寄去的不知第几封信被退回（他是极少数坚持用笔写信的人），而且没有任何回复（估计他是第一个受到无回复待遇的人）。
船长唱了一首《北京，北京》，让我这个远离北京一千多里的人竟然清晰地感受到都市青年的失意和彷徨，甚至闻到了晚上十点二十八分北京街头被汽车裹挟起的尘土味儿。这种感觉让还没远离校园的我提前感受到了两年以后的滋味，而真到了两年之后，当我独自一人在深夜寂寥的城市街道上走回出租公寓的时候，意识里会蓦地浮现船长唱歌的那一幕。这时，我又想到了学校。船长那天的歌声成了我的过去和未来的一个连接，或者说一扇闸门。
那天我静静地看着，忘情的听着，屏蔽周围的喊叫，直到将全部乐器幻化成的最后一个如一团晨雾般的尾音彻底吸入肺腑，我才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重回现实。扭头一看，身旁的一个女孩儿正哭得稀里哗啦。
不错的女孩儿——男性的本能判断。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地给她，我极少随身携带纸巾的。
她扭头看看我，说了声“谢谢”。
“我忘了带纸巾了。”她一边擦一边破涕而笑。
我一时无语，其实原本想以开玩笑的口吻问问她“是喜欢这首歌，还是喜欢唱这首歌的人”来着。
“这个大胡子唱得真好。”她倒是爽快。
“我认识他。”换成谁也会这么说。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么？”换成谁也会这么接我的话。
“可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她看着我笑了，眼睛里还带有泪花。
这么着，我跟她要了电话（帮船长要的），大概她觊觎船长很久了，只是现在才等到我这个蠢货出现，可以告诉她他的电话或告诉他她的电话。
我还得继续在这里承认，我做了件卑鄙的事，你懂的，我截留了她的电话，将她据为己有。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我，一个巴掌拍不响，或者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船长什么事儿。
在我们热恋得无以复加的时候（亦即下一步就要走下坡路了），我曾开玩笑地问过她究竟是真的想要船长的电话还是想要我的电话。她只顾用令我吃醋的语言调侃我，而从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是我的吻，她送我的第二份礼物是两张CD（第一份礼物当然也是吻）——一张披头士的《橡胶灵魂》，一张许巍的《在别处》。那时间，MP3刚刚流行，音乐手机也卖的正火，那时的我除了一个坏掉的索尼随身听和几盘蒙尘的磁带，什么聆听工具都没有，因为我身边总是围绕着吉他、歌声、音箱和胡须，我已理不清头绪，还能有什么别的追求呢？
很自然的，她送我的第三件礼物便是CD机（如果这中间的很多次吻不算的话）。自此，我开始有了一种习惯：听她给我买的或我们一起去买的CD。除这两种途径外，我从没有自己买过，即便后来我时常流连于商场里相对冷清的有CD和电影DVD出售的一角。
不可思议的是，她喜欢听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大陆摇滚，代表性的人物和乐队她无一不听，而国外和港台的摇滚乐，她更多的专注于披头士，并拥有他们的所有专辑，外加几张精选集。而这些，足以让她成为与众不同的女孩儿。
她听，我也跟着听，有几首歌有时竟能让她哭得稀里哗啦，我，包括她，无法解释清这是为什么。这时候，我只能还像我们刚认识那样在一旁递纸巾（我开始有了随身携带纸巾的习惯）。她的泪腺估计比林黛玉还发达，哭点估计也比后者低，假如她们两个能站在一起，我定会毫不客气又语重心长地指着两个人说一句：“真是两个傻妮子！”。事实上，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直到我们分手的一刻，我在心里都还不能确定我是否真心喜欢听她给我选的那些CD。她走后我没哭，心的外层像结了痂，厚厚的，硬硬的，有着不可戳穿的冷漠。一连几天，我不愿说话，只是沉默，就仿佛只有沉默那些冷漠坚硬的什么东西才不会梗塞我的呼吸。直到我插上耳机，听到碟片一阵转动后蓦然响起的那些熟悉又遥远的声音，我的眼里才肯流下泪来。抑制不住，难以形容，就像那晚我一扭头看到的她——哭得稀里哗啦。我们以眼泪的稀里哗啦开始，又以眼泪的稀里哗啦结束。
以下是能让她落泪的几首歌曲：
《北京，北京》汪峰
《姐姐》张楚
《我的秋天》许巍
《Hey jude》披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