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泄块垒的载体，依我看，一对是舞剑泼墨，另一对是对酒放歌。
不信，李白、杜甫有诗为证：“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高歌取醉欲自慰，落日起舞争光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而舞剑、泼墨、放歌又常常与酒相关。曹操当着大江横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宋江几杯小酒下肚，胆子大起来，竟在墙上写起反诗，结果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李白喝得酩酊大醉，在宫廷上让高力士给他脱靴，杨贵妃给他奉墨，写下了千秋叹为观止的竹枝词；他甚至只喝三杯，想起未酬的壮志，便舞起剑来，不禁仰天长歌而感涕；酒岂非也是一种载体乎？但是，酒终于是雅俗共享的东西，英雄可以借酒宣泄块垒，凡夫也可以借酒表达悲喜，疯子更可以借酒歇斯底里，不似舞剑、泼墨伴着高歌，独有士子如斯耳！
剑者，刀之一种也。说刀，包括剑；但剑，却不等同于刀。说舞剑与说舞刀，给人的感受绝不相同。剑是刀中的阳春白雪，恰如英雄是人中的精华。历史上多有上档次的剑，却少听说上档次的刀。青龙剑、干将、莫邪剑、吴王阖闾剑与越王勾践剑等等。提起剑，人们便自然不自然地将它与英雄豪气联系在一块儿。泼墨者，那支笔便是文士手中的一把亮剑也。歌者，说之一种，人用语言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多种，如叙、如诵、如吟、如诉、如叫、如吼、如骂、如喊，作用与效果各异，但都不及歌档次高。诸葛亮舌战群儒以及为周郎吊孝的故事，说与歌唱听的效果绝不相同。四面楚歌，可抵十万精兵。一曲《黄河大合唱》，当时对调动国人抗日卫国的激情，起了多大作用？歌是最能将人的思想感情宣泄出来的表达方式。我们再以李白的诗为证，随便记上几首，便有不少关于剑关于歌的诗言。单关于剑的，如“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司马将军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梁甫吟》），这剑，在李白手里，可以提着跨海斩鲸，可以拔剑四顾，神物共合。单关于歌的，如“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游泰山》）、如“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苏台览古》）、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这歌，可以在仙界处悠然而起，可以当着落日当着明月訇然发生。既关于剑又关于歌的，如“按剑视八极，归酣歌大风”（《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如“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如“剑歌行路难”（《登高望四海》）。诗仙的诗情，总与剑与歌当然还有酒，浑然在一体。单关于泼墨的，有关于怀素的一些句子：“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芒疾。”（窦翼）“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贯休）舞剑、泼墨、酒歌，难道不是产生激昂情绪的载体么！
今日，要是像屈原那样，“佩长铗（剑）之陆离兮”，一定惹人笑话；像冯欢那样，弹剑作歌，一定没人理会；像李白那样“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然也不惹人喜欢；像张旭那样“每醉后，号呼奔走，索笔挥洒”（《杜臆》卷一），也有失大雅：醉了挥毫可以，可是号呼奔走，还要向人家索笔，是不是有点儿献殷勤或者自我表现的嫌疑了。时代变化了，抒发情感的方式也有变化，可无论千变万化，正如王右军所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兰亭序》）。于是，我便常在天将明未明之际，伴着林里的鸟鸣，奏着《高山流水》这类仙乐，当着山水，舞一番剑喊一番歌回到家中再泼一番墨，聊作对先贤们的一种羡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