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花之余，杨君从家中带来的《花镜》一书，我们私下传阅，为的是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同时借来郭沫若的新诗集《百花齐放》，亦叹他写这百首咏花诗的不易！更领悟“百花齐放”是个很高的艺术的理想境界。我们能拾摘几朵小花，就非常不容易了……二上时，没了写作课，我们几位知友，互相传看着习作，有诗有散文。晚间散步时，就是我们交流品评的时机。走出校园去湖艺美术系，也是一条路径。通过同学关系，认识了学版画的万学道，谈诗论画，其乐融融。一次，同冯君去见万学道，一进门一股浓香扑鼻，几欲醉倒，万兄说：“这是夜来香。”我心中自此就对夜来香敬而远之，怕她醉倒了我。寻访花事的路程越来越远。曾有一次同杨君、黎笙去沙湖散步，走出昙华林穿过螃蟹岬的铁路孔，就是沙湖边，湖边是一片藕塘。当季的荷花是我们必摘的……到结了莲蓬时，那就没我们这些过客的份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杨君过生日，相邀我，佘君，刘君四人说：“我们办一个刊，行吗？”此事以前议过，一拍即合。借着青春的激情，一时兴起，说干就干，上午凑齐稿子，拟定发刊词，由刘君佘君二人抄正。下午去万学道处，寻得几幀木刻，选了一幅“西双版纳傣族女担担子”作刊头，另有几幅小的作尾花。听说我们要办刊，万学道十分热情，一下子全部搞定。晚餐寿星请我们外出喝酒。酒后踱步进校园，佘君吟起：“曾忆起我离家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春天，那时是杨柳初绿，”这首蒋光慈的《写给母亲》是我们都很喜爱的。便一起应下去：“草儿初青，野花儿初露脸，在一个清醒明媚的朝晨，你送我一程又一程，我说：母亲回去吧！你说：儿啊，你几时才回来？”诗意、酒兴令我们开怀大笑。啊！好尽兴的青春大笑……第二天早晨，《拾花》刊诞生了。上墙后，刊物的整体效果就出来了，且不说佘君和刘君的书法已臻一流，加上木刻刊头和尾花的清新，真正达到了我们“唯美”的标准。一时门庭若市，熟识者纷纷打听“拾花社何许人也？”同学吴君说：“‘四平方’终于干出一点事了……”（我们四人全是近视，故为眼睛之平方也。而教过我班写作的殷杰老师则称我们为‘四进士近视’，有趣！）更热闹的是，有人给我们贴大字报了，说我们有倾向问题，原因在于这期刊登的诗文均是写女性题材的，便说这是小资情调，首当其冲的是高班署名为“卫生门”的大字报。而班上寝室里背后议论者更多……于是我们立即应对。主要的一张大字报中我还杜撰了一段话：“一个哲人说过：忘记了女人，就忽视了这世界的一半！”紧接着，在12月8日，我们推出了《拾花一二？九增刊》，纪念“12？9”爱国学生运动。文章主要有，刘君大一时写的一篇作文《桂子飘香的时候》，这是一篇写老革命斗争的故事，文笔优美曾当作范文被讲评过。我急急草就一篇诗歌《前进的歌》，还有一篇“拾花社”言论，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其目的在于堵一些人的嘴。增刊贴出后，次日我们贴出一张拾花社声明：我们不再答复任何质疑，全凭刊物文章说话，并告“卫生门”诸君，以后好好读完刊物再评论，云云。佘君毛笔书法使得这张大字报成为一个艺术品，加上，他刻了一个“百花齐放”和拾花社的两方“官印”，印在宣纸上，再剪贴于报尾，真令人赏心悦目。我想：在此，那些鬼画胡涂的文字怎可攀比？此文一出，《拾花》刊前，顿时平静下来（究其原因，还因为文华楼又出现一个刊物《碧桃》，成为一个新的焦点）。《拾花》刊后来又出过一期墙报版一期油印版，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编排了《拾花》刊最后一期。万学道的套色木刻始终是我们的美术支撑，为拾花增色多多。
《拾花》刊前前后后几期，引起一些风波，也受到一些干预，分团委找我谈话，希望我们注意政治方向，……我说：《拾花》就是一个文科大学生的习作园地，是一个交友的平台。因为《拾花》，我们在没有写作课后，仍然不停地写作；因为《拾花》，我们的文章得到写作老师，高低年级同学的关注，指点……因为《拾花》，我们结交了一些高低年级的文友……谈话虽说没什么结论，但意思我们知道，拾花社该停了。后来，班上准备出《红雨》刊，庆祝“五一”，几位班干部分别对我们“四平方”说，可以把文章给《红雨》。
“拾花”停刊后，同寝室的×君在门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抗议刘君和佘君屡屡串门。我气愤地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休息时，欢迎来访”；杨君写下“内容怪诞，文辞粗鲁”，接下去，幸好室长干涉，矛盾没有升级……自此后，我们拾花同人之间，互相传阅自己的作品，互相评点诗文，形成一种默契。其实“拾花社”名义是四个人，但却有冯君，万学道等人都是“拾花之友”，更有上下几个年级的朋友，都是可以一起讨论文学的……延续到一九六四年，下去搞“社教”和“四清”前，我把自己的诗作抄订成册，斯大题写封面“志祥诗稿”，我们几个人私下传阅，最后，我挑了大家认可的一首《给你一面非洲鼓》，寄给了《湖北日报》。过了大半年，这首诗发表于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之上。当时，我们正在孝感搞“四清”运动。在公社办公室看到自己诗歌的“处女作”，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的几天分别收到天帆、道希诸友来信及剪报，信中都同样地写下一句话：“鼓敲响了”：
《给你一面非洲鼓》
【徐臻】
来呵，远隔重洋的战友，请来天安门前看东方日出。
来呵，远阻关山的同志，我愿送你一面非洲鼓。
春暖花开日，风催红旗舞，非洲的弟兄留下这面鼓。
敲响它，震三山，荡五湖，声声讲起呵，它的身世苦。
一次，殖民者围住了整个部族，有个勇士，烈火中夺出这面鼓。
殖民者没有得到它，鼓声时时鸣响在林间山谷……击鼓隆隆，似雷鸣，如风吼，是勇士们锤击着不屈的胸脯。
达姆达姆，催火山熔岩喷吐，达姆达姆，非洲在申诉愤怒。
阵阵鼓声劝告非洲人擦干泪珠，阵阵鼓声击破非洲的层层夜幕。
如今，非洲的山山水水又把它，送到我的家乡——光明的国度。
托我转送给远方的弟兄，只要那儿的人民还在受苦；托我转送给远方的山河，只要那儿战斗着革命的队伍……今天，我把这面鼓送给你，——南越密林中战斗的农妇。
今天，我把这面鼓送给你，——巴西咖啡园里的黑奴。
一面鼓响遍亚非拉，鼓浪冲垮帝国主义的朽屋。
鼓声在劳动者面前宣告：只有斗争才有幸福。
这首诗我们以为可算是“拾花昙华林”的一个小结，哎，我们的青春的诗终于得到社会的认可了！“四清”尚未结束，我们要毕业了，就回到了昙华林。一日，同学盛君给我们拍下一张照片：背景是图书馆，有刘继馥、李富生（黎笙）、张国伟、杨昌庆、佘斯大、冯锡锳、徐志祥、万学道。这张照片可算是“拾花”社成员与“拾花”之友比较完备的一张合影了。
50年后，2011年9月，我们六一级校友重返昙华林，旧地勾起我的几句诗，当时曾以手机短信发给诸同学：
近百年的法桐理应记得我们，她的一圈年轮必定录下，我们夜看昙花开放的影像……体育馆那“自强不息”的石匾，仍对映着古罗马建筑式的教堂，——那空旷出来的老图书馆，哦！正好装我们忆旧的青春篇章……可惜没了文华楼、院中我们可拾摘的桂花和玉兰，还有那口井……但我们心里依旧儲存有文学的历史和理想。
在我的人生中，昙华林文华楼的“拾花”之旅，培育了我心中的永不败谢的文学之花！
2012年6月29日于珞珈山
（徐志祥，笔名徐臻，1961年入中文系。武汉大学教授。曾任湖北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昙华林里赏昙花
【陈东成】
1958年秋——1962年夏，我就读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武昌昙华林度过了四年的青春岁月。
于今，我虽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叟，但对那段美妙而奇特的时光仍然记忆犹新。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这个曾经是洋人办过教堂、学校、书院和育婴堂的地方，那一幢幢别有风味的中西合璧的楼舍，耳畔也时时回荡着从文华楼里传来的欢歌笑语和琅琅读书声。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大跃进年代，师生们在这里联合上演的红专大辩论、火烧教学、拔白旗插红旗、大编教材、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等一幕幕活剧。
我也忘不了，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进程中，同学们冒着酷暑严寒筑路、运木、修水库等一个个战天斗地的场面；忘不了同学们在三年困难时期喝“三合粉”糊糊，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情景；忘不了复课后方步瀛、石声淮、高庆赐等教授讲课时的风采；忘不了师生间、同学间的深情厚谊。
这一切，在我人生旅途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中的得与失、苦与乐、是与非值得我一辈子去回味和思考，不是三言两语所能穷尽的。
这里，只讲我记忆中的一件小事。
那大约是进校后第二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9时左右，同学们刚下自习，突然听到院广播站传来一串清脆的声音：“同学们，昙花马上就要开放了，请大家快去操场观看。”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异常兴奋，纷纷向操场奔去。我也一样。心想，以前只听说过“昙花一现”的话，却从未见过昙花是个什么样子，“一现”又是怎样的光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见识见识。于是加快了脚步。
一进操场，我就远远看见月光下的运动台上摆放着一盆鲜花，便急忙挤进人群，贴近台沿，仔细观看。只见这株花茎粗枝壮，叶片青翠。花苞从枝枒间挺出，洁白晶莹，姣小玲珑，含羞带笑，煞是可爱。徐而，雪片似的花瓣，由内到外缓缓伸展，花苞由紧到松，慢慢散开。不知不觉中，形成一个漏斗形的大而圆的花朵，玉洁冰清，潇洒飘逸，清香四溢，光彩照人，如同白衣仙女下凡，令人心驰神往。未几，花瓣渐渐收缩，花冠徐徐闭合，逐渐枯萎。此时，时间已过深夜12点半，昙花从开到谢，大约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睡意全无。刚才那精彩的一幕，引起了我诸多联想，似乎有所感悟。以前，人们总把“昙花一现”与“生命短促”、“半途而废”、“好景不长”等不祥、不屑之语相提并论，我也从不怀疑。现在却不敢苟同了。我认为，昙花虽然只是倏然一现，但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永恒的。那一瞬间的灿烂，释放了她全部生命力，散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而她的安然离去，又显示出她回归自然、从容不迫的精神境界。由此，我领悟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对生与死、美与丑、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此情此景依然不断在我的梦中显现，我也常常用这些辩关系来端详世态、品味人生、反思自我，心胸也日渐开朗了。
昙华林里赏昙花，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昙华林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感谢“昙花一现”给予我深刻的启迪。
（陈东成，1958年入中文系。曾任湖北省文联执行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听昙花
【张玉权】
提起校园生活，半个世纪前的关于昙花的一次美好记忆，立即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那是1962年的夏秋之交。当时我在华师读书，由于教育系心理专业下马，我离开了钟爱的心理学，转到中文系学习中文。那时中文系不在本部桂子山，而在分部昙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