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鳞半爪说学缘
【王先霈】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建系初期的教师队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院系调整中，由若干所大学中文系教师组合而成。老师们的学术经历、学术背景彼此相异，各有所长。到我进入本科一年级的1956年，改制前的华中大学和老师们早先各自从教及就读的大学，都被叫做“旧大学”，学术传统已经不被提及，我们对于本系教师的学缘结构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老师们在讲课中还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给同学们留下印象，并且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多种影响。可惜，我们一年级的末尾，就遇上“反右”，二三年级又是“大跃进”、“拔白旗”，年轻懵懂如我这样的，没有能够自觉地、系统地在比较中学习各位老师的精髓。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从当年一个普通的学生和青年助教的见闻所及，以及从一个特定角度能够回忆起的，只能是一鳞半爪的淡淡微痕。
我的中学母校是九江市第二中学，它的前身是同文中学和儒励中学，两者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同文是男中，儒励是女中，和华中大学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历年毕业生很多进入华中大学，老师中也有不少华大毕业生。当我准备到华师来报到的时候，语文老师李步青先生特地为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持此信面谒他的老师钱基博教授。他给我介绍钱基博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力量，说钱老不只是精通国故之学，而且思想开通，注意吸收西方学术成果，注重学术对救国图强的功用。抗战期间他在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开设《孙子》讲读课，出版《孙子章句训义》，联系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和欧洲战例讲解；又与他人合作出版《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在国学家中显示出独特个性。当时中文系在桂子山，而钱老住华中村，相隔颇远，我又怯于拜见这样的大师，那封信放在箱子里，直到钱老病逝始终没有拿出来。
2006年年底，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会，其间，香港作家联合会潘耀明会长请吃饭，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邵燕祥先生，他问，“你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熟悉高庆赐先生吗？”我说，“我读一年级他就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最受学生欢迎。你认识高老师？”他说，“那也是我的恩师。”原来，邵燕祥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高先生是他的国文老师，师生情笃，以后几十年保持联系，直到高老师七十年代末去世。高老师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北大学和华中大学任教。他既熟悉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古代声韵之学。现代汉语基础课语音部分的内容，照说是比较浅显的，他讲来却极富韵味。引用儿歌、民谣、绕口令、古诗词，讲得生动活泼，他的分析和讲述既易懂而又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后来他给下面的年级讲古代汉语，也是很受欢迎。1969年，已近耳顺之年的高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维修扩建王家墩飞机场的繁重劳动，白天睡在附近地质学校走廊地面上，晚上出工推百余斤的水泥车上高坡，对他身体伤害很大，回校便尿血，从此体质一蹶不振。高老师学术思想开通，乐于吸收新知。记得六十年代初，他手上没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听陶军教务长哲学课上讲到毛泽东提倡“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叫我给他找到出处，准备作为讲修辞的材料。高老师那时陷于不利处境，他询问时的客气使我很不安，而能为自己敬佩的老师服务，又使我欣喜。他特别善于表达，讲课干净利落，没有闲碎言语，普通话纯正，音色浑厚（高先生的京剧唱得很不错），教态庄重、沉着而亲切。他的教学风范是我终生仰慕，想要模仿而不可得的。
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邵子风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邵老师个子小，身材精干，说话轻言细语，态度和蔼。在那“厚今薄古”的一派浮躁气氛中，在礼堂里给三百人上大课，给这些古代文化素养很差的学生讲什么“守温三十六字母”，“见、溪、群、疑”，“帮、滂、并、明”，也真难为他老人家。学生们把古汉语课叫做“苦汉语”，责任能够归之于老师吗？多年之后，我读杨树达先生《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里面几次提到邵老师。如1935年四月七日：“阅邵子风所撰《晓匣旧读考》。谓古无浅喉音，皆读牙音见、溪；多从异文及声类证明。”1936年元月二十二日：“邵子风赠所著《甲骨书录解题》来。”《甲骨书录解题》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是同类书中较早的一本，现在很难见到，已经近乎文物了，网上竞拍开价一本千元。此外，何泽翰老师是杨树达先生的入门弟子，《积微翁回忆录》也提到他。在那个年月很难施展才学，后来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去了。据说他收藏有《聊斋志异》的某个善本，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风雨声中，中华书局还派人来学校找他，可能是某个大人物说了话，想要影印这个本子，不知道后来到长沙找到没有。
杨潜斋先生的专长在文字和声韵，曾在中央大学、南开大学讲授相关课程，但他教我们的是《语言学概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索绪尔的一些观点。他的讲义比他课堂上讲的更加严谨，其中不少是他从很新的外文资料里得来的，而那以后很长时间，他介绍过的西方学者的名字都很少在大学课堂上、学术刊物上被提及了。
我入学时系主任是陈宣先生，他是“左联”成员，从中原大学过来的，好像和解放军文化部长陈沂少将有很亲近的关系。陈先生去世后由方步瀛老师接任系主任，方先生三十年代前期中央大学毕业，他是古典文学教授，最先却以训诂学研究名世。1942年发表《连文析义》，我刚进校读书时，看到过他在学报上关于连绵词研究的论文。他不只是打通了古代文学各个阶段，还打通了古代文学和古汉语两个学科；六十年代初他给青年教师讲授《文心雕龙》，则体现出他颇深的文学理论素养。系里师生都知道方先生善于背诵，每天见他从华中村居所到昙华林教工食堂来买饭菜，一路上喃喃自语地背书。讲课时也是大段背诵古典作品，一口余干话，连我这个江西人也听不很明白。田蕙兰老师模仿方先生吟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很是传神，不熟悉的人会以为是在说外语。但那抑扬有致的声调，比之于现代普通话的念读，更能让听者走入原作的意境。让我们恍惚间听到两千多年前南方少女唱的《红莓花儿开》。方先生绝非食古不化，他很关心文艺现状。1965年暑假前，我从北京回来，他以系主任和老前辈之尊，到我的寝室，具体了解当时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情况，使我十分意外，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他曾担任《长江文艺》的编委，2009年湖北省作家协会编选六十年文集，在理论卷里收录了方先生的《＜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当年的编辑刘岱同志回忆说，文章出于老先生之手，却充满时代青春气息。比如，“精神生活如此丰富的杜丽娘，寻求爱情自由和反对封建压抑的苦闷，既不能在游园中得到排除，反更从花鸟上增添了新的感触和怅惘。这种心理上无穷的、此继彼续的矛盾变化，便促使她再进一步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新的要求的产生。”“封建压抑的苦闷”，今人谓之“性压抑”；“心理上无穷的变化”，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方先生那时只能委婉曲折地说出。这些正是《牡丹亭》的精华所在，是明代新思潮在文学上的最好体现。此文如今读起来，依然生气流溢。
石声淮老师也是以他的博闻强记，使历届学生惊叹而敬佩。其实，未必老一辈的教师人人都是天生异秉，后来的学人个个都在生理上退化了。老一辈他们首先是肯下苦功去背，更重要的是多有“理解之同情”，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背诵。1986年，我和石老师一同到黄石，分别为湖北师范学院学生做古代文学和文艺学讲座。晚间两人在宾馆休息聊天，他说，年轻的时侯向华中大学英籍女教师借阅原文本哈代的《还乡》，个把星期看完了去还书。女教师说，“这样精粹的文字，你这么快就看完了？”把石老师批评了一顿，让他拿回去重新读过。的确，《还乡》对英格兰乡村自然风光的描写，是英国散文的精品，需要一字一句品读。可以想见，石老师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更是沉潜往复，浸润其中。今人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专心致志。石老师给我讲这一段往事，是对后生小子的教诲。大家都知道石老师是钱基博先生的东床，师母钱钟霞一辈子相夫教子，家务之余研究联语，颇多心得。1970年在凄风苦雨的大冶北练山，石老师躺在地铺上给我说师母收集的对联，如某地武则天祠的对联为集唐诗名句的集句联：“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旒”，他轻声念诵，我凝神听着，在那肃杀的环境中得到片刻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石老师听我说在讲“文学语言独立的形式美”，便告诉我一些“无情对”，联语对偶工切精巧，而意义毫不相干，比如“木已千年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宫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这类例子，我用到课堂上，很为听课人所喜欢。石老师懂音乐，嗓音醇厚。某年，日本有吟诗舞剑团到访武汉，要找人切磋吟诵汉诗，接待部门到处寻觅，最后请石老师出场，客人大为折服。
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胡雪先生，据说懂五国语言，在大学教过英语，最擅长的应该是日语，因为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看他一派绅士风度，却曾进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日宣传核心小组文艺写作组组长。他很早就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本署“胡雪、由其译”，近些年却颠倒过来改成“尤炳圻、胡雪译”，不知是何缘故。2005年八月，我接待日本翻译家代表团，团长是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岸阳子，我向她介绍夏目漱石《我是猫》的中译者是我的老师胡雪先生，她当下向她的团员们叫一声：“吾輩は猫である！”很是兴奋，这也算他们到武汉的一个收获吧。我的同年级学长陶才碧大姐最近对我回忆起：胡雪老师在“红专大辩论”中，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从容地走上讲台舌战群儒，那镇定自若大异于平时温文尔雅的坚毅形象，和他“一锄头挖不出莎士比亚”的名言一起，深深印在了学生们的心中，至今我们聚会还常常忆起。和陶大姐同一个小班的刘汉明学长彼时加以发挥，说是“一锄头也挖不出古汉语”。可见，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授业，还有对于科学、对于真理的态度，那也许更为重要。
至于说到后来一辈的教师，大部分是本校本系毕业留校的，似乎颇有“近亲繁殖”的嫌疑。不过，系里很早就有意识地一茬茬地派出青年教师到外校进修，这在本系的学科建设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本系能够不停地追踪国内先进的水平，广纳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当时决策者的胆识，真可钦佩！我所知道的，例如孙子威老师1954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先生处进修三年，当时北师大举办文艺理论研究班，朱光潜、蔡仪等名家都到那个班讲课，孙老师也都聆听过；王忠祥老师1954至195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攻读世界文学专业，指导他的是穆木天教授；周乐群老师1956至195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导师是苏联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专家季莫费耶夫的学生柯尔尊教授，班主任是著名外国文学专家彭慧教授；贺兴安老师1959至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学习，这是人民大学历届研究生班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个；丁成泉老师到四川大学进修；祝顺有、闭克朝老师到北师大进修，导师是俞敏先生；刘兴策老师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班学习，由丁声树、李荣等先生授业……好多老师都曾脱产长期到外校进修。到了六十年代，奠自佳、李思维等老师脱产到武汉大学等校进修；朱宗尧老师到华东师范大学，师从施蛰存先生。我在施先生的《闲寂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里看到，“为朱宗尧选定必须精读之杜甫诗凡五十八首”，“朱宗尧来质疑，谈杜甫诗”等若干条记载。朱老师后来在唐诗研究上的成绩，和那个时期的深研苦读分不开。附带说，《闲寂日记》还记载了朱伯石老师，朱伯石老师和万立丰、欧阳徳威等老师，是五十年代中期从中学优秀教师中选调的，他们都有很深的学术积累。施先生在厦门大学教过朱伯石老师，《日记》中说他“今年（1963）亦四十四，无复少年时期神情矣。”现在，施蛰存先生和朱伯石老师以及万老师、欧阳老师，都早已作了古人，思之能不慨然！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也一直接受进修教师，并举办过进修班。在这里长期进修过的湖南的羊春秋，山西的顾植，武汉的李悔吾……等多位老师，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所在学校、所在地区的领军人物。派教师外出进修和接收外校进修教师，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彭立勋、周伟民、梁异华、徐纪明、胡亚敏、吴满珍、柳申林……等老师，都曾外出进修，后来改叫访问学者，因为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普遍实行，逐渐衰微。
前面提到的那些个研究班、进修班，不但都请到多位国内一流学者授课，而且各个班里成员来自全国，其中既多青年助教，也有学有所成的讲师、副教授乃至于个别教授，有在高校中文系和地方文联、作协担任负责工作的带头人。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在一起学习，思想接触碰撞，思路格外开阔活跃。我也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讲课的有何其芳、冯至、肖前等杰出学者，邵荃麟、陈荒煤、张光年、林默涵、冯牧、侯金镜、李希凡等文学批评家，赵树理、周立波、梁斌、袁水拍等作家，戈宝权、袁可嘉等翻译家，以及音乐家马可、民间文艺研究家贾霁……等等。同学中华东师范大学的黄世瑜入学前就参加了以群先生《文学基本原理》的编撰，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民本身也是作家，同寝室的史如北是一位有丰富的文艺工作实践经验的年轻的老革命，和他们类似的同学还有不少。和这些大哥大姐朝夕相处，他们的示范、激励作用是任何老师也无法替代的。当时没有学位制度，进修的人倒也少有其他功利考虑，只是想着多读几本书，多向平时难得亲近的大学者以及辅导老师和同学学到治学方法。进修的人带回来多种多样的学术作风、研究思路，和在校内辛勤工作的老师们一起，为我们系八十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细细想来，当年我们系的学缘结构实际上一点也不差。如今，制度和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经验是不是仍然多少有些可取之处呢？
往事如烟，慢慢淡散去矣，六十岁以下的同人对此已少有了解，以上不过是白头宫女的絮叨罢了。
怀念声淮教授
【彭慧敏】【刘百燕】【左灵宝】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