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看来,当时这些刊物并不成熟,只是中文系学生的习作,有些稿件也难免幼稚,但在那时,它们反映了中文系学生们的文学创作激情,是他们锻炼与提高写作能力的园地,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轻人急于展现自我的心理,不甘寂寞勇于开拓的精神。特别是有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引起了同学的争鸣,形成了学术辩论的风气。如当时进校不久的62级学生“经文”与“冶人”两人之间关于古代诗歌的争辩,在中文系引起较大的反响,以至吸引了不少同学参加到论战双方的行列,形成异常激烈的场面。所有这些对于活跃学生生活,增强学术氛围,从争辩中更加明晰是非、提升自我,还是大有裨益的。
至于当时这些墙报上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从思想内容看,绝对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反动言论或敢于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抒发点个人感悟,或名之曰“小资”情调,表现了些许小知识分子的通病。
然而没有多久,这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刊物逐渐稀微,热烈的场景迅速冷却下来。到了63年上学期结束,这些刊物便全部凋零了,这时几乎再也看不到一份墙报。使人奇怪的是,当时上面似乎没有公开的禁令,但刊物却像害了一场瘟疫似的,一下便死亡了。
与办刊的热闹情景相似的还有文华楼里的文艺演出队。当时中文系的演出队相当活跃,在学院里还颇具知名度。这个文艺演出队规模较大,下面还分话剧团、歌咏组等。记得我们刚进校不久,文艺队便招请具有文艺细胞的同学参加,还进行简单的考试,录取者颇有一份荣耀感。当时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话剧队的演出,演出的话剧多半是五四以来的经典,如6201班的黎笙同学就主演过根据鲁迅先生散文诗改编的《过客》。不过这种活跃的气氛也没维持多久,随着以后阶级斗争的弦愈綳愈紧,这些剧组、歌咏队也好像不了了之了。
万马齐喑究可哀
从1962年9月到1963年暑期,前后不过短短的一年时光,但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中文系62级的学生便经历了从憧憬未来到彷徨疑惑的梦境般的变化。如今反思历史,冷静地思索当日的情景,它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首先是学生们幼稚的形势观,这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大环境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刚刚经历过前些年折腾的62年,不过是对当时极左路线的一个小小的回流,历史给年轻幼稚的学子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这玩笑回过头来看却是异常的沉重。其次从学校的情形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基本上还是沿袭过去的做法,尤其是在对学生思想动态、行为举止的关注上丝毫没有松懈。当时对学生的管理大体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是各班有班委会、团支部,他们生活在同学中,直接知晓学生们的生活、思想、行为。第二是各年级乃至各班有辅导员,负责掌握年级、班级同学的思想动态,随时注意向上反映情况。第三有每到学期工作快要结束时分到各年级、各班的系里人员,帮助同学们总结思想。第四有负责年级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并有专职的共青团总支的负责人。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这些人员都会定期举行不同层面的会议,交流学生的有关情况,分析其思想动态,随时向上反映。在那时极左氛围的笼罩下,作为工作的职责,各级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注意学生们思想上的异端,甚至于连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玩笑话语都被搜集反映。如当时经由华师文华书院后门的胭脂路口有一位卖汤圆的女孩,长得有几分白净,被中文系的同学戏称为“汤圆西施”(仿鲁迅作品中的“豆腐西施”)。这本来只是一个笑话,竟也被层层汇报。另据后来所透露的材料显示,中文系办刊的动态,不仅反映到当时的省高教厅的有关报刊上,而且也被登载到中央相关的内部材料上。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发生了。如63年期末鉴定时人人检查过关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依然使人感到后怕。当时在会上人人深挖思想根源,狠批自已的先天不足,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一般中性家庭(既不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也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则批判自身的小资情调,如何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于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则要检查自身是否受到“和平演变”的影响,是否受到出身不好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化,是否忘本背叛了革命。此外,幻想成名成家的同学,则要狠批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以便将来一心一意当好“人民教师”。此中最难过关的是那些出身不好而在平时看来表现得比较时尚或较为自由散漫的同学,他们被目为资产阶级的“染缸”,成为重点过关的对象。总之,通过期终鉴定,要求人人过关、深刻反省,达到思想净化、完全归一、泯灭个性、提倡驯服、甘做螺钉的境界。
在此有一件事至今还清楚地印在6201班同学的记忆里。1963年期末,系里派张敦楚蹲点6201班,坐镇期末检查。针对有的同学对个人生活习惯“无可非议”的说法,他煞有介事、疾言厉色地大谈“有可非议”,而且反复重申“有可非议”“有可非议”!那从眼镜框里透视出的目光,咄咄逼人,印象良深。
在这种压力之下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学生们的蓬勃精神全面被扼杀了,创造性的思维没有了。人只能被驯化为权力意志的工具,生动活泼、奋发向上的状态被压抑窒息、沉闷拘谨的局面代替。接下来历年不断的运动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学生们被人为化的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派的得意骄矜,中间派的彷徨游离,“右派”的失志沮丧,以及相互提防、暗中算计、人人自危,实在是对人性的异化和深重的戕害!这种人为的分化,严重地影响到人的一生,不少人两面人生、真假难辨;有的人至今也难以释怀。
昙华林的岁月已经逝去整整50年了,昔日的莘莘学子大都已是古稀之人,然而回想那一段生活,留给我们的既有使人眷恋的春光灿烂,也更有让人感慨唏嘘的肃杀秋景,或许这后者更使人永志难忘。这当然应归咎于那个极端特殊的年代,追究怪罪于某个人已毫无意义。但不管怎么说,历史是不应忘记的,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历史更不应重蹈覆辙,否则,我们怎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行!
(何念龙,1962年入中文系。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革”风雨昙华林
【邓黔生】
“天翻地覆又摧春,文革风雨昙华林。跳梁群丑入瓮时,山青水绿处处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某次游行归来时酝酿的小诗。当时,我已学了点乖,既没口吟,也不笔录,只是“腹议”图快活一下,不怕“左氏”走狗发现治罪。
我和昙华林曾有六年难忘的缘分。1965年,我随湖北省函授学院迁入昙华林街111号,在这里工作并喜迎次子及小女出生。我在这里任由文革龙卷风抛来抛去,被错打成“小邓拓”。后来,第一批被解放。说起来也巧,昙华林街111号原为西方传教士1871年设立的文华书院,乃是现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我首先注意到奇特的大礼堂。西式建筑,廊柱仿古希腊风格。后来知道解放前它叫“圣诞堂”。另外还有几处建筑不寻常的教授楼。我意外感受了此处的风水,领略了此地的风情。没想到,1970年“清队”撤校,我竟被“优待”分流到华师。开始当资料员。之后,被选拔当语文月刊主编。之后,又被评聘为文学院教授。这是不是有点带戏剧性的的因缘呢!
搬迁到昙华林时,组织上分配给我位于云架桥边大约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有二居室加厨房。站在家门口,就看到木板搭建的云架桥。下有流动小溪,周边绿树成行,碧波倒影,亦能迷人。我脑海中忽然闪出两句诗:“清风舞云雾,疑有仙客来”。我知道昙华林虽然是只有一千多米长的街巷,但却是明朝洪武年间形成的,已拥有了六百多年的历史。她位于武昌东北角,北临沙湖,西倚凤凰山,怀抱花园山和螃蟹岬。这一湖三山之美境,真让人留恋。明清时期,这里就已经成型为优雅街道,曾是湖北省各县秀才聚集之地。他们在这里悬梁刺股备考。1861年汉口开埠后,不少欧美人先后入住昙华林,传教、办学、施医等。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在此建立,湖北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在此组成。这里,还留下了一批历史名人的遗迹。林则徐、张之洞、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熊十力、郭沫若等等,都在此地展现了他们的雄才魅力。
1966年全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各单位、各街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破四旧、挖阶级敌人。红卫兵立即扩展成随意入户抄家之风。在武汉,在昙华林也查出不少金银首饰,古玩旧书及所谓的变天账、反动罪证。我亲眼见到,昙华林一老妇,据说是地主婆,被戴上纸糊高帽游街,打耳光,鼻子流血,批斗者有人喝令她用舌头舔吃……还有一老汉,据说是走资派,被剪了阴阳头,被迫敲锣呼喊自己反党,罪该万死……外省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生割舌头埋活人的现象。社会全乱了套,到处都展现了疯狂的兽性。
我们湖北省函授学院,幸好学员不是在校生,各自在单位打杀或被整治。这里造反派搅起的风浪还不算很大,“保皇派”的火力也并非特猛。不过,也有野心家想趁着时势成为“英雄”。全院只有屈指可数的不足五十人的专职领导、教师、职员,他们也能从中揪出“三家村”“走资派”“老叛徒”“反革命”“小邓拓”等十余名阶级敌人,轮流批斗。
红卫兵以“造反有理”为盾牌,以“打、砸、抢”为乐事。破四旧最先是从街道、商铺易名开始的,后来是剪长发、砸寺庙、挖祖坟、破坏古文物……对看不顺眼的人或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或历史可疑的劳动者,动不动就“揪出来坐喷气式飞机”,“打倒后再踏上几只脚”。有的家庭分成两派,夫妻互相揭发,父子脱离关系……社会上“处处烽火,家家哀伤”。那个文革时代,那场红色怪风,以史无前例的狂乱荒诞而铭刻在历史上,极其典型地大面积地展示了人性的丑恶,良知的泯灭。
去年春天,我忽然起了怀旧之情。我与妻子到昙华林去寻访四十年前的留踪。似曾相识人归来。转了半天,有的景物熟悉,有的景物陌生。原先的湖北省函授学院宝地,如今挂的是湖北中医学院的校牌。历经劫难的昙华林,街道更幽雅,气象更不凡。多处百年以上的老城墙、老教堂、老校舍、老医院、老民居,修旧如旧,体现了武昌区政府重视文物保护的苦心。千米之长的街巷,却“深闺藏佳丽”,有美术学院、书画研究院、画家小村、汉绣研究室、各种艺术商店……文化的氛围甚浓。虽然昙华林如今没有了昙花,但绿树成荫、群芳争艳,涌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之花。这是大武汉闹市中的一片绿洲。过惯了快节奏生活的当代人,抽闲到这儿来一趟,会领略到一种别样的情趣哩!
(邓黔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武汉市作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