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为改变国家的悲惨命运而苦苦求索。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林则徐、魏源首开先河，大声疾呼“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继其余绪，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这一切都在中华民族的振兴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然而，这些努力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任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此为契机，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在短短的两三年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吸收、接纳，并且用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称作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作用，指出：“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阅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地应用他的研究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当时青年毛泽东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吸引。他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说：“1920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还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周恩来在1922年3月给国内觉悟社成员的书信中曾写道，他刚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
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发展，曾作过系统的说明，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的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展开的。而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化”。
（二）优良党风的哲学底蕴
一个政党的党风如何，说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是党风的内在本质，党风是世界观的外在表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化。
1.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侧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的认识，尤其是科学的理论，往往产生于实践的需要，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而理论一旦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它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同时，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的程度，并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由此决定了：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否则，这种实践活动就会因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陷入盲目性。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为实践服务。否则，理论就会成为空洞的不着边际的东西，成为僵死的教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显然，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实际”，是指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而“联系”则是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可见，唯物辩证法为我们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2.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人民群众的历史。由此出发，唯物史观认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同一切剥削阶级所主张的英雄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依据这一原理，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正是对唯物史观上述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922年7月，党在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在扩大的执委会通过的文件中，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在文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际步骤，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科学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种正确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而且把党的群众路线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也使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得到科学化、系统化。
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彻底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的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1929年12月，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并明确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此后，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在组织上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误入歧途，给党和红军的建设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重新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不仅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理作了重要的发展，还明确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与分歧的主要方法，在实践中，提出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总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从事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也用自己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一一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发挥，并将其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方法和优良作风，从而引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僵死的教条与行动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究其原因，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勇于和善于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恩格斯曾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始终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缺乏完整系统的了解，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又由于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内一度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文中，他进一步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对割裂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教条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1938年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再次强调：“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特殊性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还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予严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批评，指出：“如果我们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为全党所认识。这一方面由于毛泽东思想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则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之时，王明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无所指地要人们注意几个“不能”，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和王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正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直到抗战初期，即毛泽东思想已经由于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之时，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很肤浅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并最终接受和认同毛泽东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从根本上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通过整风，我们党彻底清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全党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总结实际斗争经验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见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思想也在党的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的思想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