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熟悉的人好像不大容易写，或者不容易写好。我对龙先生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龙先生是美国人，英文名劳伦斯，中文名龙安志。在中国，特别是文化圈，活跃着很多外国人，诸如大山、大龙、曹操等人。他们被中国人熟悉的程度有点像人们对明星的认知，以至于人们包括他们自己对其中文名字更熟悉，有点“不知他乡是故乡”了。这些人这些年对中外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此，我想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乃至奉献生命的老一辈外国友人。比如斯诺，因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而轰动世界，人们因此而知道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比如史沫特莱，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以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她写的一本讴歌中国革命领袖的图书《伟大的道路》成为其人生的圆满的句号。比如爱泼斯坦，70多年来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他的《见证中国》也见证了他的一生。
龙先生是当今活跃在中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位美国人。我们相识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有一天同事拿来一本外文杂志，刊名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有一个栏目至今印象深刻，叫做《黑猫白猫》，专栏的作者叫劳伦斯。同事说，该作者一直在写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且比较客观正面，他希望拜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见见。我大致看了看他写的东西，认为可以谈谈。一见面，他就说已经见过赵启正主任，赵主任说希望他继续写介绍中国的东西，有问题可以找我们解决。敢情他已经见过大领导，现在遇到问题了，所以来找我们这些办事的人了。我开门见山，问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他说想写一本书，系统地介绍中国，一方面希望找若干位中国的部长写自己主管领域的文章，另一方面也找外国政要及跨国公司的头儿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希望我们支持。所谓支持，就是我们出面帮助他找中国的部长。他呢，就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写一些过渡性的文字，把这些文章串起来，以使人们形成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我不得不佩服他聪明的Idea，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要想把中国写出来，工作量会大得令人却步，也不一定能写得好。如果中国的部长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写中国，会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会比较全面和权威。
赵启正主任很支持这个项目，让我来具体操作。项目整整持续了一年，最终我们大获成功。在这些重量级的作者中，中方请了包括赵主任在内的八位部长领衔，外方是这个数量的三倍，都是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以及知名律师或新闻工作者。经朱镕基总理同意，将其在“美国亚洲协会第十一届企业年会”上的讲话作为首篇刊出。龙先生将此书取名为《中国的世纪》。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此书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该书的首发式，朱镕基总理在首发式前接见了外方作者。龙安志也因此名声大振。
《中国的世纪》的成功，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个礼物。龙先生非常满意，我们也很高兴，是名副其实的双赢。听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就再版了，还在很多国家进行了多次宣传推广活动。
龙先生是美国人，众所周知，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是中美两国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要理解这些差异，首先要理解中美两国文化方面的差异。文化的不同，会导致思维模式的不同，当然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就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评价自然也不同。我一直在想的是，龙先生的这本《中国的世纪》，之所以能够成功获得中美两国读者的首肯，在于其策划方式的巧妙，对中美两国文化及其差异的了解和尊重，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愿意读，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左右逢源”吧。
龙先生希望能有再合作的机会。我请他为我们编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这是下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