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陈卫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学术圈中有严师之称的陆耀东先生近年耕耘甚勤，收获颇丰。继《冯至传》出版的两年后，将《中国新诗史》（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放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得知：在近两三年内，陆先生还将推出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不少文学史的写作者，往往强调以论带史或个性化的文学史，虽然在论述中不乏新见，但有时会对史的把握尚欠客观，甚至使论（论点）走向某一个个人认识的极端，尤其是在描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学史方面。文学史是论者的个人史还是客观的文学史呢？陆先生在这一方面把握得十分到位。在材料方面，尽量客观化。在对诗人诗作的评价上，又体现了论者的深厚的研究水平和涵养。客观性和思辨性可谓是这部著作的两大特点。
资料的翔实全面呈现出文学史的客观性。没有充分的资料建设，在文学史的建构中就像缺少梁柱。我们也知道，由于时间是一维性的，还原历史成为一种不可能之举，但是原始材料在某一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些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本书的第一章第三部分“新诗第一个十年创作概况”在用材料证明了谁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后，陆先生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展示写新诗的群体和刊物。如介绍了《诗》、《诗学半月刊》、《晨报诗镌》的出版情况，发表新诗的数量，作者人数及创作篇数，诗歌理论的发表等。有些现在我们难以找到的刊物，如天津的《诗坛》和杭州的《支那二月》等刊物的发刊词，还有对当时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和四大报纸副刊中的新诗及其作者，也作了统计，并整理出第一个十年的新诗集100余种，列出诗集名、作者或编者、出版或代售所、出版年月。这些资料和数据，第一次全面出现在文学史的著作中（不可置疑，随着资料的发现，将来或许还有史家会补充），无疑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学历史的同时，也发掘出了一批为文学史淘汰或是忽略的诗人如徐雉、陈赞、丁丁、沙刹等。类似的在新诗理论方面，除了梳理胡适、俞平伯、郭沫若、闻一多、穆木天、王独清等人以来的新诗理论，还特意提到重点介绍美国的新诗运动和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者刘延陵及其文论，使文学史在对接受外域影响方面有确凿的证据。还有，过去的文学史不免会谈到一个社团斗争的问题，读者由于远离历史，容易把学术上的争论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如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的部分师生反对新文学和新诗，与新文学运动者进行论争，将争论的文章详尽列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寻找第一手材料，以达到对文学史的客观认识，这无不裨益的。
材料的充分必然使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文学史上的一些暗点也由于材料的充实而发出理性的闪光。在这部新著里，可以说王独清被陆先生重新发现：以流浪的知识分子的眼看世界；以流浪知识分子的心去感悟欧洲人的生活；把绘画、音乐和诗融为一体。尤其突出的：一是对王独清格律诗作的肯定，二是用诗歌证明他受浪漫派、象征派、未来派影响。以往由于材料的局限，在评论格律诗歌的时候，论者往往把焦点对准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通过对王独清的《威尼市》的格律分析，陆先生认为，这部诗作在时间上早于上述诗人的格律诗创作，是中国二十年代前期新诗中格律优美的作品之一，格律更加多样化。它和闻一多的格律诗有所不同，不是向传统的诗歌语言靠拢，而是从口语中选择提炼。通过对王独清的孤本《IIDEC》的解读，指出他受未来派影响在字形的变化中求得从形体表现诗意，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高度评价，使得这位诗人在格律诗坛的位置大大提高。
有意淡化新诗流派，以发表刊物为基点，对诗人群体重新归类，并对部分诗人进行重新评价，是这部新著的一个智慧亮点。在本书中，陆先生大致归纳了四个诗人群体——文学研究会诗人群、创造社诗人群、新月社诗人群、其他诗人群。如将原先文学史上单独列出一个派别的“湖畔派”归入文研会，因为诗人们的诗作发表在该会的刊物上。李金发也因此原因出现在文研会中，这是比较新鲜的。因为自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将他置于象征派以来，读者把他当作中国象征诗派的始祖，认为他的诗歌代表了中国象征诗歌的最高成就。陆先生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评论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答案，因为他“不同意以流派定诗人地位的高低”。通过分析，除了肯定李诗的一部分诗歌的艺术成就，更指出其不足：首先，李金发只是中国现代最早写象征派的作者之一，他写象征诗的准备不足；其次，他指出李金发的爱情诗歌在内容和艺术造诣上不及徐志摩等人，作品美学价值不高；再次，他认为李金发常常故做隐晦，对生活的透视和表现，很少深刻之处。他的诗，艺术生命力孱弱。为了揭示其晦涩，陆先生运用细读和统计的方法，从作品中直接找出例证，说明其文字上少推敲功夫，文白夹用，不伦不类，重复用词。晦涩难懂的原因不在于思想上的深奥，主要原因是：一、结构上的跳跃跨度大；二、比喻的怪异与大胆；三、大量改变词的性质；四、硬插入文言。这种逆向思维，对文学史研究者有启示作用，对创作者也是一剂良药。
根据诗人对文学史的贡献，陆先生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论。如对朱湘的评论与诗作是分开评论的，指出朱湘在评论同时代诗人时，往往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有的表现了他独具慧眼，有的流于偏激。而他的诗作成就超过其诗论。如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陆先生边评边辩，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显示出浓厚的理性色彩。指出一些论者对于《黄浦江口》的责难，对《匪徒颂》的困惑，对《巨炮之教训》的批评是偏颇的。他大力肯定《女神》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冷静地指出诗歌中的不足。
再如对蒋光慈的诗集《新梦》的评论，陆先生并不只肯定其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从艺术水准上分成三等来评论，肯定他的诗歌艺术水平在不断进步，思想感情则存在矛盾。
诗人各有千秋，诗也风格迥异，如果从单一视角或是采用普泛的方法进行研究都会让这部诗歌史黯然失色。多样化的研究手法正显示了本书的开放性与时代性。
本书中最有特色的是统计方法的运用。当今时代，统计在与数理有关的自然科学、经济等方面运用得比较多，运用此方法，便于提供客观的论证或说明，以其掌握某一种范式或规律。在文学史的写作中，陆先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此方法。一个是统计刊物及其作者，一个方面在统计某位诗人在某方面的写作倾向。如对李金发重复用词的统计揭示其用词贫乏。
形式分析的方法，运用在对形式重视的诗人诗篇分析上。如对闻一多诗歌的形式分析，总结出诗歌的形体有十七种，八种押韵方式，由此提出闻一多所主张的建筑的美并不以某一种诗形为最佳；他根据表达的内容，创造出各种形式。对阐释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和艺术成就是很有帮助的。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进行比较分析，指出鲁迅《影的告别》与尼采的《影子》有所不同，《过客》也受到《苏鲁支语录》序及《沉重的精灵》的影响。
细读文本的方法是本书用得最多的方法，也是研究诗歌必要的一个手段。在《野草》的篇什上揭示出鲁迅散文诗中深广的思想；在徐志摩的诗篇中，触及到其灵魂深处；在朱自清的短诗和长诗的解读中，感觉到他“处处是老老实实的真情”；对冯至抒情诗的艺术分析，指出其优秀作品代表着二十年代我国新诗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陆先生写作诗歌史的立足点不是只为完成整理诗歌的任务，也不是纯为标示诗歌和诗人在文学史的意义，总结诗歌史上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是其更高远的目标。由是，《前言》中，陆先生从学理上表达了他对于诗歌流派、诗歌史的非诗化、继承传统与接受外来影响、诗与生活的关系、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主流与支流、平民化与贵族化、民族化与世界化等问题的看法。在诗歌史的论述中，真知灼见时有出现。如陆先生认为最佳的哲理小诗应该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立意新而深；二、描绘传神；三、活泼生动，不是简单的比附；四、具弦外之音，有余味。针对第一个十年中，大多数诗人自觉向外国诗歌学习而忽视向民歌学习，陆先生指出：新诗应广辟营养来源，向中国的古典诗、词、曲学习，向民歌学习，向外国诗学习，同时，不断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在分析徐志摩诗篇时指出：分析作品，不能用对作家思想的分析代替作品本身的分析，又不能不了解作家的思想，然而，仅仅研究他的思想实质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他的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必须了解他的个性。对爱国诗、爱情诗等等也都有精辟的观点。
这些观点，乃至于这本书，据了解陆先生并且读过陆先生著作的人来说，不是他的突发奇想，而是他阅读了数十万首的诗歌，观察了数十年文学风云，凝聚了一生心血与智慧的结晶。那么，让我们怀着敬意等待着下一部著作的问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