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场一日千里，政治建设也是成竹在胸。毛泽东为何要采取政协这种方式设计未来政府结构？政协体制是学自苏联还是中共首创？核心成员与中共又有哪些历史源渊？
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并说明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此后，中共中央花了很大精力解决各领域中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必须克服“左”的错误思想，以团结他们共同建设新的国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得非常紧。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各民主党派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民主人士纷纷出走表示反抗。民主同盟于1947年11月被迫宣布解散，第二年在香港重建。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也于12月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指示和修改新闻稿，代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在1948年1月14日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在他亲自为新华社修改的一篇新闻稿中写道：我们欢迎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
毛泽东十分关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城市职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出现了在职工运动中把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定得太高，超过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这样做不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实际上违背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为迅速纠正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毛泽东亲自审阅和批改了纪念二七罢工25周年的时候新华社发表的《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社论，并在原稿上加了很长一段话，把清除这种错误思想与建立新中国联系起来，他说：只有迅速纠正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日益重要地提到了日程上来。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对解放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还不很清楚。比如有以农民代表大会取代之或以它为主的倾向，而且这种错误还发生在党的报刊宣传上。为此，毛泽东在1月16日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指出：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不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照顾到中农。这个指示澄清了共产党内在政权建设上的糊涂观念。
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生入晋察冀解放区。4月11日来到阜平县城南庄。过了两三天，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一部分先行到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仍留在城南庄。当时是准备去苏联的，去苏联的目的是为了向共产党国家说明我党即将建立的国家的性质，因为它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国家，特别是要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意义。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毛泽东去研究处理，所以此行没有实现。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毛泽东把建国方案向他作了介绍，由米高扬把情况带给斯大林。
这些情况均表明，当时毛泽东已在考虑建国的具体问题了，同时也表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了。
毛泽东当时是在阜平县城南庄修改“五一口号”的，他指示聂荣臻用电话一字一句地将修改意见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这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口号就这样产生了。
1948年5月1日，就在发表“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主持盟务的沈钧儒，提出在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之前应先召开一个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这个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具体提到召开政协的地点拟在哈尔滨，时间拟在当年秋季，并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当时，毛泽东还亲自拟了一个三党联合声明的草案，可惜现在找不到这份珍贵的文献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对“五一口号”第五条内容的具体补充。
毛主席在发出“五一信件”后，立即着手筹建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他于5月7日、6月13日、6月14日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有关负责人的几份电报。指出，“目前重心是准备召集新政协”，要他们“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例如民建会、学生会）、社会贤达（例如郭沫若、茅盾）的意见”。
“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5月5日，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并通电国内外暨海外同胞，共同促进完成建国大业。可是，这封重要的电报因交通阻隔，到8月1日毛泽东才收到。
8月1日毛泽东立即复电，表示“请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新华社8月3日发布的电讯稿，报道迟到的消息，说明在五六月份还有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了宣言或声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但“因交通不便，其全文直至最近始达此间”。毛泽东的复电和新华社发布消息，消除了因时间拖延，引起的各界不必要的猜疑。
毛泽东在复电的同时，还审改了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港分局、潘汉年并告刘晓及沪局的电报，重申向民主人士征询意见的重要性，要求对这件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要他们表示欢迎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商谈。不管是团体代表或个人，只要表示愿意进来，就应与之直接磋商进来的办法，给予帮助。
当月，毛泽东还批示同意将中央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的工作。这样，从8月以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分批到达解放区，加快了筹建新政协的工作。当时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另一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和蔡廷锴等到达哈尔滨。毛泽东得悉他们抵哈的消息，立即致电港分局：“沈谭章、蔡于申艳平安抵哈尔滨，情况很好。望转告有关方面。”同时亲自起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沈谭章蔡的欢迎电，电文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为在协商前先能有个草案，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请他草拟一个文件，电告高岗，由高岗面交诸人。10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草案，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指示他们就其中诸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榷。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同已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等商讨同一文件。
毛泽东十分关心协商的情况，10月11日，他亲自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嘱高岗、李富春应抽出一天时间根据中央电示内容，邀集沈谭章蔡高（崇民）朱（学范）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的致高岗、李富春的电报，特别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名单只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有权加以增减或完全改动。比如对蔡廷锴，毛泽东特地改写了一句：我们对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不熟悉，请他提名单。至于蔡本人是以代表民革为宜还是代表民促为宜，亦请他自己定。充分体现了平等待人和民主协商的精神。
在协商过程中，东北局及时把民主人士的意见反映给中央，中央对于正确的意见一般都采纳了，并给以详细的答复。11月3日，中央关于新政协问题对沈潭等八人的答复给高岗、李富春长电是经毛泽东逐字逐句悉心修改过的。此答复经与民主人士协商，取得完全同意。这样，在10月8日、11月3日的两个文件基础上，连同征询在李家庄和暂留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意见，终于在11月25日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使原来的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共同协议新政协筹备会在哈尔滨召开，现在可以考虑在更大的城市召开了。
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求和声明，提出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等条件下与共产党谈判“和平”。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重申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向全国大进军。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不允许反革命和战犯参加新政协，给蒋介石“和谈阴谋”以粉碎性的打击。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我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的态度，因为这是真诚合作的政治基础。就在发布八项和谈条件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指示他们收到这一声明后，应立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民主人士予以响应。当时正值李济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等一行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电文还指示：“欢迎大会可在这一座谈会商得一致意见后再开。”关于报道东北局欢迎民主人土大会的新闻稿也是经过毛泽东阅改后发表的。
其实，李济深等到达东北后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发表地对时局的声明，但东北新华总社18日才发出，毛泽东21日夜才收到。为此，毛泽东批评了东北局，毛泽东认为，这一声明很好。22日即由李家庄方面的民主人士同意签署完毕，于本日广播发表。毛泽东还对其中的文字作了改动，并请东北局将修改情况转会各民主人士。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签署写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着名声明，就这样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产生了。它表明了各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真诚合作的决心。
2月1日李济深等56人庆祝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产生的。原来1月16日李济深等34人联名签署了一个贺电，毛泽东看到后觉得很好，但是贺电里只讲了淮海战役、津沽继克，就是没有提到北平情况。当时北平解放在望，所以此电马上发表稍显不足。毛泽东建议待北平解放后，请他们对辽沈、淮海、平津及其主人士的坚定立场，对推动时局发展有一定帮助。这正如毛泽东和朱德在2月2日的复电中指出的：“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日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心自然地移到北平。党中央一方面派中央统战部先遣工作队和请在华北的民主人士先行到北平，一方面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林伯渠临行时，毛泽东等曾多次同他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2月13日毛泽东在同林伯渠的谈话中指示：“朋友们如有问题，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了，“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到了按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哪些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第二天，毛泽东详细阅改了中央关于接待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来北平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有一条说：“林老与民主人士入关时，望东北局令铁路总局派专车并派有训练有纪律的部队一个连随车护送。”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重要会议批准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设。
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到北平后与各民主人士接触的时间更多了，他不仅利用公开的集会、宴请、招待等场合与广大民主人士见面，而更多的是一一把他们请来，单独会见，促膝谈心。这在西柏坡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到了北平以后甚至在夜里登门拜访也是有的。毛泽东还亲自起草过一些邀请海内外和国内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函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