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协助和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前往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对红四军的工作作了全面指示。并由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同年10月，红四军在上杭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会议依然没有解决和统一上述争议的问题。
10月底，陈毅从上海返回闽西，首先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九月来信”，接着又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1月2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着手筹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深入连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各种调查会、讨论会，对红军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同分析产生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和克服办法，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1929年12月底，闽西山区风雪连天。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曝光小学隆重召开，120多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前委委员朱德和前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召开了这次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大会讨论了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等同志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12月29日，会议胜利闭幕。
决议共分九个部分：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精神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古田会议决》议近2万余字，它总结了从南昌起义以来两年多的建军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宣传工作上的一个里程碑，并就今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提出了建议，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第一，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性质和基本任务
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决议特别强调实现了宣传任务才能实现红军的总任务。
第二，突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地位
决议阐述了红军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因此，红军必须解决“宣传内容的缺点”“宣传技术的缺点”“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
第三，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宣传工作的原则
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深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在组织，明确“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在宣传费用上，“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是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建设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和宣传方法的形成。
古田会议结束后，各部队进行了学习和贯彻，经常开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宣传干部。从红四军各纵队党委到大队党支部和班的党小组，都认真按照决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不良风气和做法。红四军二纵队在政治委员罗荣桓领导下，宣传工作非常活跃，战斗力明显增强，在6个多月里，连续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尤其在1930年春天，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宣传工作更加重视，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3月中旬，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强调了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各项重要方针。同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制定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提出了18条具体要求：
第一条 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
第二条 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须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三条 每到一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
第四条 宣传队中，要经常指定专人背带所有宣传品及糨糊筒，将宣传品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五条 每一宣传员无论行军、宿营均须携带宣传品，碰见群众即行有计划的散发。
第六条 在白色区域群众受反动派宣传恐慌逃避时，各宣传员要注意将宣传品适当配置，让群众回来可以看见，例如将各种宣传品贴于通衢大道之中，以及学校工厂商店兵房之内。
第七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善于辞令的宣传员若干人，担任口头宣传，随时随地打着宣传旗，召集群众宣传，并在群众中看出比较接受宣传的分子做个别谈话，如群众很少时，也要和他们做个别谈话。
第八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性近艺术善于辞令的宣传员，担任化装宣传，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
第九条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
第十条 每一宣传员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第十一条 在打土豪时须分派宣传员随保卫科出发作宣传，并帮助保卫科工作（如没收谷物分给贫民等）。
第十三条 在作战失利时或敌军向我们进攻因战略关系退却时，各宣传员须多写对敌方士兵宣传的口号及多散发对敌方士兵的宣传品。
第十四条 在作战时每一宣传员必须帮助负伤官兵。并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扛抬负伤官兵引送至卫生队上药。
第十五条 在每一战斗结束时，每一宣传员必须注意招待敌方官兵，与之谈话，作个别的宣传。
第十六条 战事结束以后应帮助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
第十七条 每个宣传员，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纪。
第十八条 每个宣传日，每日工作结束后，须将本日工作情形报告队长，由队长汇成书面报告交科长查阅。
苏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宣传工作方针的制定，保证了苏区宣传工作朝着健康、稳步的方向发展，推动了苏区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的开展。从此，苏区宣传机构及工作任务基本上走上规范化。
中央苏区一至三次反“围剿”期间的宣传工作
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赣西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开始筹划对赣西南根据地进行“围剿”，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任总指挥，企图在6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0年12月上旬，红军主力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准备过程中，除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都黄陂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外，方面军总政治部还在黄陂召开了团以上宣传工作会议，研究政治动员和瓦解敌军的工作。
黄陂会议后，12月22日，总前委发布了《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一、“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
二、“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议，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
三、“我们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诱敌到赤色区域。敌人要我们到白色区域同他打仗，我们偏不去。我们要敌人到红色区域，敌人不得不来。我们不去，使他的轮船火车工事都无用了。他们来赤色区域，我们的梭镖也就更厉害了。敌人来到赤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到滩头，这一着就是敌败我胜”；
四、“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我们得到群众帮助，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报告敌情，带路做交通，到处都有革命群众出力做帮手。敌人没有，敌人没有人带路，没有人送信，没有人报告消息，只有破坏他的交通，捉他的探子，扰乱他的后方”；
五、“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我们以最大的火力给他一路一路击破，教他其余的路虽来也无用。这就叫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断无不胜之路”；
六、“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
七、“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
八、“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宁都、永丰、兴国一带既是赤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提不开，大炮哪，机关枪哪，也失了作用。红军行动又快，地势又熟，山前一个正面攻击，山后一个包抄打来，要教那陷在那里的白军走投无路，打个片甲不留。”
以上《八个胜利的条件》具体地分析了反“围剿”时的敌我形势，指出了红军胜利的有利条件和敌人不可克服的弱点，对动员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动员苏区军民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12月5日，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又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动员大会，并为会场拟写了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高度概述红军的作战原则和反“围剿”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极好的战前动员。在动员会上，毛泽东一一列举了战胜敌人的条件：“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主要的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作战的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到筋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15}毛泽东的动员报告，入情入理，鼓舞了士气，激发了苏区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杀敌的决心，“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对动员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苏区党和红军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宣传工作的发展很快而且非常普遍。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签发了《江西省苏紧急通告》，对地方武装和动员群众配合作战作了具体布置。同时，对苏区人民进行宣传动员，部署游击战争，为反“围剿”战争胜利准备了条件。
经过龙冈战斗，生俘前敌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初战胜利后，再战东韶，谭道源师被红军重创后，敌军畏缩不前，争相后撤。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红军5天内两战两胜，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2月，任命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二次“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中，苏区党和红军不仅重视宣传工作，而且善于总结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早有思想准备，对反“围剿”首先是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
1931年2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第6号通令，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战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坚决去执行。”
同年3月17日，红一方面军下发了红字第1号训令，即《为争取第二次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3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发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这两个文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对红军、地方政府、工农群众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宣传动员苏区军民团结一心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指出“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通令还分析敌我的形势和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条件：“一个最大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到来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去争取。”{16}为使进攻苏区的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当中，在苏区内进行广泛的战前动员，红军以军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以师为单位召开士兵大会和誓师大会，地方县召开各级苏维埃主席、游击队长和群团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坚壁清野及参战支战工作，以区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红军。
在进行上述准备的同时，中央苏区深入土地革命，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央苏区中央局同时印发了《争取第二次大胜利的宣传大纲》，列举了“第二次大战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战前鼓动群众最主要的材料。
几乎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第6号通令同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也颁布了《宣传动员令》。
各职业工会纠察队并转各革命团体：
一、第一次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活捉张辉瓒，打败潭道源，敌人说，红军固然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这一教训，我们要记着，二次革命战争快来了，下列十八个标语，统限二月二十九日[前]各地均要写好。
二、要写正楷字，笔还一笔，画还一画，不要草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