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话剧优秀剧目展演的毕竟是当前话剧舞台的少数佼佼者，寻常舞台上，相当数量的剧目平庸无奇。就创作理念而言，问题出自两端：
一是“老套子”。基本套子还是样板戏的路数，而在故事的敷演、情节的安排，乃至细节的设置等方面，又不如样板戏能得“自圆其说”。比如，“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弃却了人文关怀；动作性差，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人为地制造灾难，随心所欲设置病痛与死亡；一味排外，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另一是“假先锋”。有一类作品，看似新潮，编导声言意欲表现崇高的目标，而实际采用的却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全剧云山雾罩、扑朔迷离，手段与目标相距何遥！更有一类作品，打着“颠覆”、“解构”的旗号，把话剧降低为小品，甚或恶搞，因为自家境界低下，只能消解崇高，因为缺乏创造力，只好捡拾洋破烂，若此，等而下之也！
管窥蠡测，就此打住，不赘。
（作者附言：2010年三四月间，我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话剧展演评奖活动，从初评到终评，观摩了五六十出戏，嗣后写了这篇论文，意欲仿效莱辛之《汉堡剧评》。）
读书人的故事
说起现在的有些学者教授，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读书人，不少人常常形容为“世风日下”。可是，没有“日下”以前的“世风”是什么样子，也许多数人并不清楚。
如果以读书多少来论读书人，那就不能不说到马一浮。弘一法师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多。”也许，弘一法师这里指的是中国旧籍。作为“一代儒宗”，马先生精通中国旧籍的同时，也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多种文字，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就是马先生。
人们敬佩马先生，不仅是他读书多，学问大，还有他不涉名利，不畏权贵，挺挺一身傲骨。坊间流传着两个这样的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孙传芳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驻扎杭州。孙大帅笼络耆绅，遍访名流，附庸风雅。当他趋陋巷拜访马先生时，却碰了钉子。当时家人向马先生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先生毫不转圜地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一九三九年夏，日军对四川乐山的轰炸刚刚结束，马先生就在乐山乌龙寺开办起“复性书院”，为往圣继绝学，传播读书种子。书院开办资金，是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下令拨款。也许仗着这点关系，孔母去世，孔祥熙就想请马先生写一篇墓志铭，酬劳为一千两黄金。未曾想，马先生既不为“拨款”而屈膝，也不受可观的“酬劳”所诱惑，告诉来人：“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
曾两度留美，获哈佛博士的胡先骗，他不仅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立下过汗马功劳，同时也是一位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化名人，连毛泽东都承认他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一九五七年却被打成右派。
胡先骗的职业活动与学术成就，多完成于解放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熊式辉在江西创办中正大学，推荐他为第一任校长。兵慌马乱，经费不敷，他白手起家竟把一所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办学才能令人佩服。后来，蒋经国想扩大他治理赣南的政治资本，想把大学迁到赣州去，遭到胡的拒绝。于是小蒋向老蒋进谗言，说学校办得极坏，老蒋不做调查，就向熊式辉下手谕，逼迫胡先骗辞职下台。此前，蒋介石与胡先骗之间的关系颇不寻常，蒋视胡为诤友，欣赏胡的人品与才学；胡为蒋唱赞歌，但也敢当面批评蒋，反驳蒋，敢于不按蒋的指示办。此事过后，胡就再也不愿与蒋家人有任何来往了。有两件事，很可以看出胡的性情：一次乘飞机从重庆飞往江西，他发现和自己同机的还有蒋经国，就提前在桂林下了飞机。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庐山，听说胡先骗也在山上，就主动约见，胡得知消息后就提前下了山。但是，胡先骗遵循“交绝不出恶声”的古训，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别人批判他，提到他与蒋的关系，都以“蒋匪”称呼蒋介石，但他决不以此称呼蒋。他私下对人说，这称呼他说不出口。
陈子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间以杂文与几部文学史名世，晚年以《诗经》、《楚辞》研究着称。陈先生不仅学术上值得骄人，政治上更值得骄人。他一九二二年进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与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共过事，打过交道，与毛泽东的关系也不生疏。一九二七年秋，就在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很多人纷纷退党，一片白色恐怖笼罩时，他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曾以要犯通缉他。
像陈子展这样的革命资历，身兼学界名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前景看好，那是不用说的，可陈先生志不在此。当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时，他的回答大出意料。他说：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
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好像他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加入共产党，那完全是出于江湖义气，给朋友帮忙，并不是为了今天摘果子。此后，他还是教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其他一切无兴趣。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没有响应号召给党整风提意见，依然安静地待在家里做他的《诗经》、《楚辞》研究。一天，一个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突然找上门来，要他参加会议，居然还声称是“代表党”，这一下把他惹火了，随口顶了对方一句：“你代表什么狐群狗党。”没想到，这句话汇报上去却变成了骂共产党的话，叫他有口莫辩，遂被打成极右分子。按理说，陈先生高层熟人那么多，不管找到哪个打声招呼，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求人的事他不会做。后来，不知上面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件事，才由中央统战部出面，为他摘去了右派帽子。
对于中山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往我只知道他是古文字学、考古学、书法篆刻方面的大家。二十多岁时，就以《金文编》初稿受到罗振玉赏识，被马衡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生，为王国维门下高足，后为燕京大学名师。但从袁伟时的一篇文章中，又让我知道了容庚的另一面：他的耿直，他的不惧权势，无论是多么吓人的政治运动，都无法堵住他说真话的嘴。在读书人中，他真不愧是千人诺诺中的谔谔一士。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大家响应号召，慷慨激昂者有之，保持沉默者有之，随大流而言不由衷者有之，少有如容庚者逆风而动，公然在校刊上写文章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对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文系教师中搞出个反党小集团，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容庚却公开说，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并亲自找系领导为其说情，要求改正错误决定，得到的结果是：“你自身都难保了，还管别人！”后在一个大会上，校党委领导当众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右派边缘了！”
坐在台下的容庚没有选择沉默，他大声回应：“我退休！”领导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台上台下，瓦不相让，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梁毛那场面折廷争。一九七一年，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然后每人发言表态——人们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容庚却把心里话和盘托出：“这是你们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我没有枪，要是我有枪，我也会造反的。”
“文革”结束后，开始重视知识了，媒体要宣传他的学术成就，他一句话给顶了回去：“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做出来的！”其实，他一九四九年以后并非就没有学术成绩，甚至可以说成绩可观。但他的传世之作也的确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完成的。当着媒体的面，如此毫不遮掩地否定“十七年”，说出心里话，也只有他容庚有胆量。
关于贾植芳先生，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坐牢专业户”，他的名言是：“要把一个‘人’字写好！”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工资之少，以及工资之少的原因。
彭小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二〇〇二年春天，她去看望父执王元化先生，从王那里听说，贾植芳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她感到忿忿不平，也有些不太相信。随后她就来到贾植芳家，经询问证实，贾先生的退休工资果真就是这么多。她不明白像贾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名教授、老革命，工资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贾先生为她道出了原由：“因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就是这点钱……”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因为贾先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作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但贾先生他不要。”彭小莲一时情绪激动，大声质问她的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贾先生有些不耐烦，也真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回答：“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贾先生的话真是落地可作金石声。在经过一次又一次重大磨难以后，依然不忘自己的真正身份——“我是读书人”。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以“干部身份”去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风骨。一个真正读书人，自然书读得要好，但也少不得这种做人的风骨。因而，“我是读书人”这句话，也并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神话与现实
不久前，打开电视，只见女主持正在以赞美的口吻，堂而皇之向世人宣告：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那就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全国七十四万多个生产合作社就改组成了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民有一亿两千多万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民公社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就是每天一家人到集体大食堂吃饭，自个儿家不用做饭了。这对于农村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的家庭来说，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还因为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农民开始领到自己的工资，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闻，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把热情都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农业生产当中。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仿佛时光倒流，退回到历史现场。瞧，人民公社简直成了神物，一旦有了它，广大农民就可以吃饭不要钱，天天大鱼大肉吃着，还有工资可领，真是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天下真有这样的免费午餐吗？
可惜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编造的神话。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是“人相食，要上书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都是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先生当年的痛切陈词，他后来成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里说的“人相食”、“人祸”，偏偏就和人民公社有关，或者说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公共食堂应该是记忆犹新，甚至刻骨铭心。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之后，由于高指标、高征购、浮夸虚报、作假成风等等原因，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全国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竟高达八位数。有些农家甚至成了绝户。
城市里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患浮肿病、因营养不良而死去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里可以讲一则真实的故事。某公年近七十，退休在家，收入中等，衣食无忧。
却有一毛病，姑且称之为饥饿综合征。他家有千金，在公司上班，中午享受免费盒饭，却因食量偏小，几乎天天剩饭，只好一倒了之。某公听说后，心痛不已，遂下令姑娘将剩饭带回，由他食用。天天如此，坚持数年。也许有人觉得滑稽：这是何苦来呢？
用千金的话说：那能值几个钱？而某公的理论是：粮食不比别的东西，不是简单用钱可买来的。原来他是饿怕了：正长身体那会儿，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入不敷出，饿得连路也走不动。于是充分体会到粮食的金贵，从此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道理，他是通过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领悟到的，已经“融化到血液中”。能说他有怪癖吗？
神话的编造者，是央视《老故事频道》中的《话说新闻联播》栏目。
十年“文革”，百花凋敝，文艺园地一片荒芜。关于电影，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朝鲜电影有哭有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最后八个字说的是当时国产影片完全停产，完全停映，由《新闻简报》独领风骚，西哈努克亲王成了中国的“功勋演员”。
其实《新闻简报》之生产非自“文革”始。建国以来，《新闻简报》一直不断线地制作，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那个时代。如何利用这些宝贵的影视资料，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毋庸讳言，由于《新闻简报》往往是在一个假话）大话）空话）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制作和生产出来的，其瑕疵和毛病就在所难免。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殊非易事。原样照搬或者削足适履，均不可取。弄得不好，这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就可能成为频道的“软肋”。
装聋作哑，对民间疾苦无动于衷，则是老故事频道某些怀旧节目的一个通病。
有一期节目的话题是已成中国人噩梦的票证制度。因物资极度匮乏，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不是汽油票），买肉要肉票，买鸡蛋要鸡蛋票，买带鱼要带鱼票，还有五花八门的什么花生票、葵花籽票、芝麻酱票、点心票、煤油票（点灯用的）、自行车票、收音机票、缝纫机票、大衣柜票、暖瓶票……那都是限人限量，仅城市居民方可享用，广大农民与此无缘，有的则仅仅为极少数人所拥有。有时候一斤粮票就足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这些本来都是痛苦的记忆。可人家就有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本领。只见女主持衣着入时，笑容可掬地同故作镇静的女嘉宾畅谈当年棉布的短缺和穿衣的艰难，笑嘻嘻地诉说着当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尴尬，好像说的不是咱们的骨肉同胞，而是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呢。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历史，应该抱着敬畏的态度。愿与栏目的编导诸君共勉之。
（附注：“人相食”，这里“相”作相互”
解，就是“人食人肉”的意思。要上书的”，就是说“要白纸黑字写进历史书的”。）第1章悦读一得
评刘浦江着《松漠之间》
刘浦江先生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治辽金史二十年来的十七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