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及彼
陈四益文黄永厚图
小引
黄永厚先生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在一九七九年，地点是上海——那时他在安徽工作。一个安徽来的画家，名不见经传，要想进上海美术馆？没门儿。那时书画市场尚未开放，不像今天，只要花得起钱，别说上海美术馆，就是中国美术馆也未必很难。
那么，凭画行不行？中国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多了，都进，美术馆岂不要挤破？
名不见经传不妨，可有哪位领导批示？
没领导批示不妨，可有哪位名家推荐？
倩人说项？偏偏黄永厚不屑为。
朋友看不过，搬出了他家老大黄永玉的名头。这名字自然够响，但口说无凭。所以对方说：那就请大先生给二先生的画展写个前言或是题个展名吧。
谁知湖南人的犟劲上来，几条牛也拉不转。黄永厚想展示的是自己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家门。宁可不进上海美术馆，也不愿让人说是因人成事，靠了大哥的牌头。
于是，画展只能移师虹口公园一处僻静的展室。
没有隆重的揭幕式，没请头衔很多的贵宾，没有媒体的造势，那时也没有花钱的广告，就算有，黄永厚也花不起。
僻处虹口的展览在寂无声响中度过了几天。
几位朋友不忿，要他再延长展期，但黄永厚已旅囊羞涩，向学校借的旅费已经用罄。
只剩下最后一天。不料就在这一天，几位上海画界的重量级人物——颜文梁、朱屺瞻、关良、钱君匐——还有一些我没记住名字的——联翩而至。上海美术馆的展览也少有这样名家云集。
“这些人，我那时虽闻其名，却并不认识。”黄永厚说。
他们的评价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看惯了山水花鸟的观众，对黄永厚的画风不解，逸笔草草，题跋满纸。“这是中国画吗？”有人问朱屺瞻先生。朱先生答日：
“是中国画。这种画很难画，要读许多书。”也难怪，书愤喻世、寄托明志的文人画传统自一九四九年后，已几乎断绝。那时还是中学生、今天已成名家的江苏画家刘二刚，回忆当年看这个展览的震动，道：
“原来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
听过这个故事，由此及彼，勾起一串随想。
曾有过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文艺图解的题材；一定阶段的方针政策，就成了小说的故事、戏剧的对白，歌曲的唱词，舞蹈的表演。于是，作家失去了思想的独特性和艺术的独创性。起初，是依据领导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修改作品，直到领导点头为止。后来，干脆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采”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式。文艺创作可以如此拼接，可算一大奇闻。
革命的时代，曾催生过一批璀璨的名作。但到了文艺家将写作服从于“中心”
和“政策”之后，便失去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中心”是同一的，政策是同一的，对政策的解释也是同一的，作家的思想也自然是同一的。舆论一律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作品，人物可有张三李四之别，地域可有天南海北之异，文字也可有精粗雅俗之分，但看去总是千人一面。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写农村的作品便几乎出如出一辙：“队长犯错误，支书来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
服务于中心工作和阶段政策的作品，及至中心工作更换，阶段政策改变，作品也便随之消亡，因为那时又需要服务于新的中心和新的政策了。“当红”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不断地紧跟中心，领会政策，以拼凑出“适时的作品”。但“当红”的代价则是时过境迁，一无所有。这样的结局，非文艺所独有。文学家、理论家、学问家的一切非独立思想制作，无不遭遇同样的尴尬。
四
文艺的价值在于独创——对时代、对生活、对人物的独到观察，独到感受、独到理解、独到反映。唯因“独到”，方能独树于着作之林。干部一腔，随着一个旋律旋转，起哄而已，何谈艺术。
五
文艺既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便成了文艺批评的无上权威。作品要权威部门审查，演出要权威人物点头，评论要权威人物定调，文艺家完全失去了创作与评论的自由。黄永厚先生的尴尬，就是因为他的画作从创作到展出，都缺少了这重要一环。但也正因为“文革”时期的特定环境，闭门创作之际，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些画可以展出，所以并不曾有意迎合“中心工作”的需要，得以保持自由创作的心境。这样的作品进美术馆不易，得到大师们的赞赏却并不意外了。
六
不曾告别成为政治附庸的文艺，又迎来了为市场操控的文艺。这类文艺起初也是“为政治”的。典型的口号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因为发展经济已是“最大的政治”，为经济就是为政治。那时“搭台”的文艺，至今已经荡然无存。这也同作为政治附庸的文艺遭遇了同一命运。
七
为市场操控的文艺，对政治的依赖越小，对金钱的依赖就越大。列宁当年批驳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论，以为在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里，所谓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的对于钱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对于豢养的依赖。这话颇点到了要害。
但他没有料到或不肯讲到，在另一种以权势为基础的社会里，对于权势、收买、豢养的依赖同样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这种收买和豢养还可以表现为对金钱和权势的双重依赖。而且这种依赖会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贪婪、更加无赖。
八
黄永厚那次画展的尴尬，在于他不屑对于权势的依赖。后来的他又不屑对于金钱的依赖。他始终想保有的是自己那一份艺术创作的主动权。这对他的创作是必需的。但在以耳代目，或以画价论英雄的环境下，他的尴尬便注定难免了。他不悔。这也是一种信念，一种人格。
九
讲到那一次画展，黄永厚叹道：“那些人都已经走了。”颜文梁走了，朱屺瞻走了，关良走了，钱君匋也走了。那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在那个时代过去之后，是否还有这样的大师：为了一个不知名、不相识的画家，自掏腰包，风尘仆仆，赶往一处僻静的展室，为的就是给他一些鼓励、赞赏和温暖。
在官场、文场、艺场、学场，出场费都以知名度论价的社会，这种对艺术的真诚，培育，爱护，怕是很难再有了吧。
十
前几天去看望李锐老人。他伤感地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润生不行了，李昌不行了，光远也不行了，朱厚泽年轻些，但又得了癌。言下颇为惋惜。过了两天，便听到了朱厚泽去世的消息。
随着这些代表人物的去世，那一个时代也随之消逝。《儒林外史》把王冕当做一个时代最后文人的代表。王冕一旦入山，不知所终。就只有靠天上降下的百十个小星来维持文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