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一九七三年到加拿大任政务参赞，年底听国内来的代表团有人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张告诉他说：“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九七四年秋末，张颖回国，了解到“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她从外交部有关人员听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传抄出去，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忽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气指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用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一九九二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一九七二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一九七三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泽东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泽东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起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
周南口述：许家屯叛逃
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我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新任外长钱其琛正出访拉美各国，就由我暂时代理主持部务。六月六日，奉命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经过建国门立交桥的时候，突然遭到从立交桥旁边外交公寓大楼上方的枪击，还造成了伤亡，部队就包围了外交公寓大楼，准备进去搜寻凶手。大楼附近值勤的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用手机跟我报告了情况，说：当时楼内的某些国家的大使正想率领一些驻华使馆人员家属冲出大楼，如果不小心，就会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我得到报告后，马上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了全部情况，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了有关的最高领导，跟他说明：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规定，使馆人员和他们的住地不应受到侵犯。如果戒严部队怀疑开枪的人在外交公寓里，应该让北京市公安部门进行侦讯，部队不能擅自进入外交公寓搜寻。包围外交公寓的部队应该立即撤走，以免造成严重的外交事端，影响中国的国家声誉。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下令撤走包围外交公寓的部队。
在这之后，姬鹏飞找我谈话，说是最高领导的意见，要我去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并要我考虑一下，给他个正式答复。我考虑了一天，心想：既然是最高领导要我去，那我就去！就作了正式答复。而在我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
许家屯历来善于搞政治投机，在“文革”中他就和江苏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反对江渭清、管文蔚、惠浴宇等“江苏四老”。江渭清是参加了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干部，曾任华东野战军六纵政委，解放后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许家屯在“文革”中搞政治投机的事，说许“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就有三十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后来许家屯与造反派结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在江苏的一些新四军的老同志对他意见很大，他呆不住了，又活动到香港去工作。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了一亿美金，说是要按照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的意见反馈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出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赵紫阳讲到，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二个是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凑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许家屯在“八九政治风波”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着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车站，你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对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有一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决定将他开除党籍。
陈立夫，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林颖曾口述李菁整理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九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一九一六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中国私塾教育，一九一一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一九一七年，公公在上海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八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原以为帮忙一段时间，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蒋先生先是客气地挽留，后来干脆要求他留在身边，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实际是在蒋介石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蒋介石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大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二十五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是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四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一九二七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七十六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