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爱伦堡同志……（外一篇）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是有着“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的浦熙修：“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罗隆基这样对一同落难的章伯钧说——心，绝然是伤透了……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老大哥”爱伦堡同志就曾对中国朋友姜椿芳同志作了如下告诫：“中国人用‘形影不离’
形容朋友关系，其实影子只在阳光充足时才跟在人的后边，阴天就看不见影子了。”
而在阴霾的天空下，不要说一般的朋友关系，即便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那昼夜不离的影——那夜应该也不是漆黑一片的——终究也是会被阴霾吞没的。
那年头，爱伦堡同志已是饱经沧桑的“过来人”，而罗隆基毕竟还是书生，伤心到这份上，还想着孔老夫子的“女子与小人”说，未免迂腐。其实那时的“男人与大人”，真正能够始终如一哪怕形影相吊的或也不多见。“黑云压城城欲摧”，何况肉体凡胎？即便不是“为了自己生”，又有多少男女老少在“大义灭亲”的感召下，彼此揭发、断绝关系……
回首往事，最不堪的是那些原本洁净、光彩的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斑斑点点……但面对他们，谁又能说自己如赤子般无瑕呢？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吧！”
曾被定性为“半是修女、半是荡妇”的“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去世前不久曾与她的文学秘书耐曼有过一次谈话，这位历经磨难的“过来人”“起先很高傲，一遍一遍地说：‘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你既不能给予他什么，也不能从他那儿夺走什么。’突然她沮丧起来，眼里满含痛苦，身子探向前，用降低的嗓音，近乎耳语地说道：‘您信吗，我都想去修道院，这是我现在惟一需要的，如果可能的话。”’
人，是脆弱的，即便是高贵的诗人；而灭绝人性，则正是基于人的脆弱而对其尊严实施的不可宽恕的肆意践踏——“大义灭亲”，爱伦堡同志肯定没听说过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成语，甚或了解它的新义，不然他定会还有什么“告诫”的。
一九二八年胡佛竞选总统时有这么个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可到了一九三二年，连为胡佛想出这一竞选口号的记者也已穷得只能靠贷款来养活他的三个孩子了。
翻看《光荣与梦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实录》首先看到的便是山穷水尽的一九三二年，饥肠辘辘的美国，让人顿感胃不舒服。
可时任总统的胡佛却依旧钟鸣鼎食。“总统每次吃晚饭，哪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
胡佛糊涂吗？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门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之时，胡佛竟糊涂到能“狼吞虎咽”这些美味佳肴吗？当然不。据说他曾考虑过节约门宫的膳食，可后来他又认为，如果“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胡佛一点也不糊涂，他的那一餐饭无论如何填不饱成千上万的饥民，况且他节省一餐便是削弱国民对未来的信心——胡佛的肚子事小，国家利益事大，他很清楚这一点。
从粉饰自己的肚子开始，胡佛又一再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为了鼓舞民心，他甚至认为“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一首“使人忘掉经济萧条的歌”。胡佛需要这样的诗这样的歌，因为他并不胡涂，当退伍军人向华盛顿进军请求政府救济时，他就意识到了某种信任危机正在发生，虽然他派军队赶走了退伍军人大军。
但经济并未随着胡佛的肚子坚挺起来。因为他心中始终只装着实业界，而仅仅把“诗歌”留给了人民。因为胡佛认为：
“群众只有感情，没有头脑……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人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为此，他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二十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并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
胡佛有自己的思路，他并不糊涂。
项羽与汉尼拔
读史笔记
郭启宏
N年前，为了比照西汉和罗马的状况，我查阅《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中华书局出版），无意中发现，楚霸王乌江自刎那年——公元前二〇二年，正是罗马大败迦太基军，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仅以身免的同一年。
无妨遥想当年，项羽仰天长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他望着滚滚乌江，拒绝了亭长的舣舟，自觉着“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遂引颈自刎，殷红血洒落黑土地。
项羽，好一个硬汉子！羞耻心高于性命，百分之百东方英雄。
横向看看汉尼拔。罗马将军西庇阿屡败迦太基军，迦太基政府不得已召汉尼拔入援。汉尼拔此前几乎所向无敌，可是此番与西庇阿鏖战于撒南城近郊，却几乎全军覆没。他只身潜逃，隐匿于地中海沿岸城邦，企望搬来外兵，伺机再起。汉尼拔不肯死，则是百分之百西方英雄。
令我惊叹的是东西方文化观念之如斯差异！
项羽与汉尼拔有可比性，比如骁勇，残暴，战功卓着……项羽大笔书写了钜鹿之战，演出了破釜沉舟的千秋豪情，汉尼拔也曾率军于风雪中越过阿尔卑斯山，神兵天将般降落在亚平宁半岛，令罗马元老院惊呼“末日”、“绝境”；项羽与汉尼拔又有不可比性，头顶上的阳光、脚底下的土壤毕竟不同，对于生死的认识也就恍若南北。顺便交代，汉尼拔于公元前一九五年自迦太基逃出，转徙至叙利亚，公元前一九〇年罗马打败叙利亚军，逼令交出汉尼拔，汉尼拔此时又奔尼塞尼亚，公元前一八三年走投无路而自杀。
现代化的思维使东西方的观念得以碰撞，得以交融。今天，已经没有绝对化的项羽，也没有绝对化的汉尼拔了！我注意到，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题乌江亭》
诗，早已经透露出“鹈鴂先鸣”的信息：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盛世”么？
一段时间以来，所谓康乾盛世似乎成了不易之论。《百家讲坛》上伪学者不负责任的口水涂改了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加之此前若干美化清代帝王（诸如《××格格》之类），打着“戏说”、“娱乐”旗号的同样不负责任的影视作品，康乾成了人文主义的楷模，康乾时代歌舞升平，果真可称盛世了！
盛世的标准是什么？官方未有公示，学界未有共识，说将起来难免有歧见；不过，以鄙人猜想，总该是国家统一，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即所谓政通人和吧？或者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标尺，民主和科学吧？倘以此观之，康乾（或康雍乾，这夹在中间的“雍”似乎不可略去）究盛世否？
前述《中外历史年表》提供了满清与欧美横向比较的零星史料。
先看欧美社会发展方面：
康熙十八年（1679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人身保护法案》，规定法院应徇被拘捕人之请求签发“人身保护状”，向拘留机关索取该被拘捕人依法审讯，拘留机关无故拒绝或不遵奉办理者可分别处以罚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人权宣言》，申述英国人民某些“真正的，古已有之的，无可置疑的人权”，共十三条；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英格兰取消出版物（主要为报纸）检查条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法兰西孟德斯鸠之《法意》出版，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乾隆十四年（1749年），普鲁士改革司法制度，规定任何案件之审理与判决，时间不得超过一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法兰西卢梭之《民约论》出版，宣扬社会契约学说。
再看欧美科技发展方面：
雍正五年（1726年），俄罗斯设立科学院；乾隆十年（1745年），联合王国开伊发明自动织布机；乾隆十七年（1752年），北美洲富兰克林发现电；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联合王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联合王国出现用汽球升空之飞船。
当欧美在社会改革与科技创新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满清王朝在做什么呢？我不是历史学家，难以全面论述，只举无名氏《康雍乾间文字之狱》一书列举之案例，即可以斑窥豹。
康熙年间之庄廷鑨案。庄廷鑨因刊刻《明史辑略》一书而成大狱。时庄氏已死，掘墓戮尸焚骨，诛其弟廷钺，作序者李令皙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本案牵涉而死者七十馀人，家财籍没，妇女发边。
康熙年间之戴名世案。戴名世囚所着《南山集》酿祸。“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株连者数十人。
雍正年间之查嗣庭案。查嗣庭因考题“维民所止”被诬为“雍正去首”而起冤狱。遂“下狱，病死”，“戮其尸，并停浙江人会试”。
雍正年间之陆生楠案。雍正谕日：
“（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显系非议时政。”陆氏因之被诛。无名氏叹日：“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议论，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
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年间之曾静、吕留良案。乃清朝文字狱中第一巨案，雍正自着一书，名《大义觉迷录》，述其始末。因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戮吕尸，坐满门及友党，尽毁着述，特赦曾静以示宽大。
雍正年间之谢济世案。雍正有谕，指称谢济世注释《大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氏“坐怨望论死”，后“得旨宽免”。
乾隆年间之胡中藻案。乾隆因胡中藻所刻诗曰《坚磨生诗钞》，乃指其以此自号，为“有心谋逆”，更摘其诗中语句，谓为“谤讪诋毁”，如胡诗“一把心肠论浊清”
句，乾隆怒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遂诛杀之。胡之已故恩师鄂尔泰之子鄂昌“坐与唱和，亦赐自尽”。无名氏评日：“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
康雍乾三朝多文字狱，有论者云：“往往一字句之细，钩距锻炼。辄骈戮数十百人，锒铛载路，血肉横飞．其惨酷为历史以来所未闻。”（参见佚名《指严笔记三则》）试问，如此惨酷之现实，何来盛世？
“大帝”乎？
我见过一条有关康熙的史料，忘了出自何典，说是康熙得一西方传教士馈赠之数学书，推算演绎，十分得趣，传教士建议康熙推向社会，增益民智，康熙沉吟再三，将此书束之高阁而后日，咄！毋使刁民增智。这条史料倘能坐实，则康熙对庶民百姓之态度不言而喻。
大概连康熙自己也不会想到，他死后两百多年，竟被当代某讲星捧为大帝，并写入其大着之中。在当今有钱便可出书的年代，当红讲星出书十分方便，岂但方便，热衷炒作的出版社简直求之不得；只是人们或许要问，门纸黑字就是人皆景仰的教科书吗？信笔涂鸦、信口开河的言论就真能传诸后世吗？
考大帝一词，中国古籍似乎未见，记忆所及仅有孙权称过吴大帝，但孙权的吴国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怕不够某讲星所讲大帝的份量；史书上又有一个“大行皇帝”的称谓，那是对已死而又停棺未葬的皇帝的讳称，大行是一去不返，当如今天的“一路走好”，尽管讲星们大都善于总结几条几款、甲乙丙丁，有集中综合、提纯简化甚或编顺口溜的能耐，却不好把“大行皇帝”简约成“大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