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时我和母亲的表情和心情一定是一样的惊诧和意外，一定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排斥和对那女人莫名的反感。因为，我和母亲同时看到了那个低矮的女人，她那不太整洁的衣服和头发，特别是那张满脸横肉的脸和半张着的大嘴巴。我想她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女人。只是身后的小男孩非常可爱。他拽着女人的衣角，胆怯地朝里面张望着。
半天，他们就站在门外，我和母亲愣在屋里。我听见大哥说，妈我回来了。母亲才恍然回过神来，说，快进屋去，暖和，暖和，我给你们煮饺子。大哥就带着女人和孩子去了里屋。
我说，妈，大哥怎找了这么个媳妇，还带个孩子？母亲用面手捂了下我的嘴，我的嘴上、下巴上就沾上了白乎乎的面粉。
我和母亲把一大盆饺子和蒜泥、筷子拿进去的时候。大哥和父亲坐在炕头上说话。女人和孩子坐在墙头后面的铁火炉边的小凳子上烤火。
母亲把饺子放在桌子上，回头对大哥说，祥，吃饭来。大哥就下了炕，叫女人，霞，和孩子吃饭。母亲瞅了一眼大哥，大哥立刻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大哥说，妈，这事，我提前没给你打招呼。她呢，是从温县的一个大山沟里逃出来的。他男人整天不干活，动不动就打她，打起来又没轻没重的。她受不住了，就带着孩子夜里逃了出来。那天晚上，我正和姨夫吃晚饭，她和孩子从后面敞开那块地里摸了进来。当时，把我们吓了一跳。她一进来就跪下，哭着求我们给孩子一碗饭吃，让她们母子借宿一晚。姨夫说，这么晚了，就让她们住下吧。就是这样，她就在姨夫家住下了。她人很好，每天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个孩子也特别懂事。
妈，这事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我怕你不同意，所以就……母亲拿眼瞟了一眼那女人，说，你这孩子，说啥呢？咱是善良人家，给人方便，自己方便，我怎会不同意呢。这孩子唤个啥名啊？母亲走到铁炉旁边，用手摸了摸那孩子的头。女人就操着一口河南话说，妈，你给他取个名吧，既然逃离了大山沟，我希望我和他都能有一个新生活。
母亲怔了一下，她没想到那女人竟管她叫妈。可望着女人满脸柔顺卑微的笑容，母亲心一软，说，从大山里逃出来的孩子，就叫“逃山”吧。
晚上，母亲把大哥叫到小屋里。母亲说，你和她到底是怎回事？她怎就唤我妈了？再说，要是她男人找过来，你可怎办？大哥说，妈，她已经在姨夫家和我们住了半年了。她很勤快，也很体贴人。其他的事情吗？
大哥迟疑了一下说，一但他男人找过来，她想走就走，随便了，我无所谓。
大哥说的很轻松。母亲又问，她会生养吧？大哥说，不知道，大概会吧。
女人在我家很殷勤，做饭，洗锅，妈、妈地直管叫，叫得母亲都不好意思了。她对大哥确实很好。吃饭的时候，她会给大哥端过去。晚上，早早就给大哥打好一大盆洗脚水。母亲说，就这吧，人好就行。那几天女人帮着母亲干了很多活。
住了一个礼拜，大哥就带着女人和孩子走了。
接大哥回家的想法在母亲心里逐渐变得渺茫起来。母亲知道，大哥和一个河南女人过了家，就等于在河南扎了根。唉——母亲叹着气说，担惊受怕，牵肠挂肚，死气白赖这么多年，白养了这猴小子了。父亲说，算了，只要他能过好，不给咱添麻烦，就够了。
1989年春节刚过，母亲病倒了。从我记事起，母亲的身体就没好过。
头疼、失眠，贫血，经常在半夜里昏厥过去。可是这么多年过来了，母亲在病哼哼中一直坚强地拉着我们兄妹四个往前走。因此，母亲的病对于我及全家人渐渐成了一种习惯。母亲总跟我们说，哼哼哼熬死腾腾腾。
就是说每天小病不断哼哼的人，说不定比那些腾腾身体好的人活得还要长久。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次，母亲真病了，她再也没有起来。大家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母亲的病情。我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到家里，母亲也总是装出笑容和我说话，还让父亲给我做好吃的。但母亲的脸色却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种可怕的我不敢去想的结果在我心里煎熬着。跪在母亲躺着的炕头，使劲抓着母亲枯枝般的瘦手，我看见母亲青黄的脸色和毫无血色的嘴唇。我看见母亲稀疏的头发和深深塌陷下去的眼眶。我哭了，我害怕，我恐惧，我怕在我不在家的某个夜晚，母亲突然走了，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就悄悄地走掉。我害怕极了。夜晚我望着黑洞洞的屋子，听见母亲的喘息声，我感到灾难正暗伏在黑暗的角落里一点点地向我，向母亲，向我的家潜来。
大哥带着女人回来了。女人给母亲端屎送尿，洗脸洗脚，做饭喂饭，很是孝顺。我心里就有了一些愧疚，怪起初对女人的偏见。大哥说，春儿，去上学吧，妈最不愿意看到你呆在家里。妈我们来照顾。
我又回到了学校。可我的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很重。我拼命的学习，希望母亲能看见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可是母亲没有等到。暮春四月，母亲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母亲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父亲说，你母亲的眼睛久久都没能合上，她是担心你和你二哥，还没成人呢！父亲眼睛红红的。而我却很久都在一片空白里漂流。没有了眼泪，只有麻木地跟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地去寻回失亲的疼痛。
母亲走后，大哥留下来陪了我一些日子。后来，他就很少回家了。
再后来，听说姨夫也死了。姨夫一死，大哥一家赖以维计的小药铺也停了。
大哥的生活在次陷入困境。而曾经被大哥称为温顺善良的女人一反以往的顺从，变得和她那满脸横肉一样骄横跋扈起来。经常和大哥大吵大闹。
还悄悄跑出去和别的男人鬼混。
1995年正月，我突然接到从河南发来的电报，说大哥病重，让家人速去。我当日和我未来的丈夫乘上火车，直奔那个老村。
尽管听过母亲的描述，老村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陌生，我没有看见长满绿叶的樟树，但我看到了那院土坯房，前面一个破大门，后面敞开着一块长满樟树的地，地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干草和树叶。土坯房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村里人告诉我，大哥住在沁阳市一家精神病医院。我的心“咯噔”一下悬起来，又沉下去，恐慌，这些年来一次次经受的恐慌，再次袭上心头。我拉着我未来丈夫的手，拼命地往沁阳市跑。
那个医院在哪里？我们找了一家又一家，找了整整半天，日头偏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在市郊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找到了那家又旧又破的精神病院。
大哥穿着他从部队上带回来的那件厚墩墩的半旧军大衣，脚上穿着他在部队修飞机时穿过的那双高筒军鞋。独自站在那家医院杂七杂八的大院里。他仰脸望着天上的太阳，神情是那样闲适，似乎他只是来这里散散步。在他身后一些精神病人在大喊大叫。他似乎根本就没听见，他独自地品味着阳光，柔和地，温暖地，他的思绪一定飞到了远处，那个离他很近而对于别人来说却是十分遥远的那个早晨，抑或午后。
我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我不能够相信这是一个病人。大哥除了比以前消瘦了一些外，一切都没有变。他的神情是那样安静，那样淡定，旁若无人地目视着那曾经给过他力量温暖的太阳，他也许想，那里，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金色的世界，那里有他想要的爱和生活。当然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是空茫地遥望着。
我低低的叫了一声，哥。迅速地，大哥把头扭了过来。是的，即使我的声音再低，再远，大哥都能清晰地听出那是他的亲人的声音。
大哥看见我，迅步走了过来，看了看身后我未来的丈夫，有些不自在地说，春儿，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接到电报，说你病了。大哥回头瞀了一眼那些精神病人说，听她们胡说八道，我哪里病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我说，你没病，跑这破地儿干吗？大哥叹了口气说，是她们非让我来，真是的。我不知道大哥说的她们除了那个女人还有谁？但我想大哥说的绝不单单是那个女人。
我说，你那女人呢？大哥说，出去买东西了。我说，哥，到底是怎么了？要是不行，咱回山西吧。大哥说，我不回，起码现在不回。我说，哥，你别犟了，回去吧，只要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大哥笑了，他的笑依然是那么温和，那么从容，他说，你们走吧，我一定会回去的。大哥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再次闪现出曾经有过的坚定和自信。
我还想再说，可大哥的眼神告诉我，他不会回来，至少现在不会。
从医院出来，我在心里一遍遍默默地祈祷，祈求上苍护佑我的大哥，护佑多灾多难的他不要再遭受磨难。
然而，我的祈求在残酷的现实的面前竟是如此的苍白，苍白得如同一缕烟很快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农历4月的那天晚上，大哥去城里跑了一天疲惫地回到家里，仍然没有找到活干。正在做饭的女人把手里的饭勺“哐当”一声甩到地上，没好气地说，逃山要交学费，你看着办吧。大哥说，上次我妹妹来，给我留的那点钱，我不是都给你了，先交了吧。女人把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满脸的横肉一滚一滚的，骑在低矮的门槛上，大声吼道，那点钱还不够打发讨吃鬼，亏你说得出，没出息的东西！大哥本来站在门外的土墙根，想离她远一点，而女人的话像一枚针“唰”地扎进了他敏感的神经里。他一步跨过去，五个鲜红指印就在女人的脸上浮起来。女人惊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然后疯了一般吼叫着，你，你打人，你敢打人！她歪动着两条罗圈腿拐进土坯房，拽起正在写作业的孩子，跑出了院子。
大哥感到自己的手还在隐隐的痛着，他靠着土墙，望着四月的夜，漫天的星光，他想在星光里捡拾起活着的勇气，他支撑着走出院子。村前屋后，街坊邻居家，去寻找女人和孩子。找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心力憔悴地回到家里。
空空的土坯房，空空的木板床，女人和孩子没有回家。一个暗红色的农药瓶安静地立在土坯房的窗台上。他盯着那个暗红的瓶子，久久地盯着。那暗红流动起来，在整个屋子里流动起来，模糊了他的双眼，他默默地伸出手去。
太阳升起来了，暮春的阳光暖暖地照进了那间土坯房。身心疲惫的大哥躺在那张木板床上，躺在暖暖的阳光里，那纯金的色彩裹卷着他对尘世的绝望，他从容地喝下所剩的半瓶农药，安静地离开了。
樟树的绿叶遮盖下来，他在绿色的樟叶和金色的阳光里飘然而去，去那个世界里追寻最爱他的两个女人，她们一直都在那条路上等着他呢。
我在梦里为年轻的大哥营造了一座红砖房子，一座空空的红砖房子，在我空空的梦里。四月的晨光一次次把我的生命映照得一片空茫。我坐在春天的床上，和你们讲述我大哥和我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