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继位后，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增强党项族内部的团结，争取贵族上层和广大党项部落人民的支持，首先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元昊自以为祖宗为鲜卑拓跋，为了怀念祖先，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且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
1034年，李元昊改年号为广运，后知此为晋朝年号，遂又改为大庆。同年五月，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并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兴庆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李元昊还依照中原王朝的礼仪，设立文武百官，地方分别设州、县。对文武百官和民众的服饰分别做了严格的规定。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元昊深知他占有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地区后，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严格的兵制，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御都将失去保证。因此，在原有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元昊将12个部落武装改变为12个军事行政区，分别在各驻地置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50万。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戚豪右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伺禁官等数十员，党项人、汉人都可以充任。除步兵外，属于常备军性质的还有骑兵、炮兵、“擒生军”、侍卫军等。“擒生军”是担任后勤或警卫部队的总称，由10万人组成。又有25000精兵驻扎在首都近畿担任卫戍，给他们配备服役的副兵就达7万人。此外，还从出身豪族而擅长骑马射箭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5000侍卫亲军，由元昊亲自掌握。近畿卫戍或宫廷值宿，一般都佩戴由国家保卫部门颁发的刻有“防守侍命”或“内宿侍命”西夏文的铜牌作为标志。
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高筑祭坛，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扬守素等人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这一年元昊34岁。
西夏文字
元昊不仅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作战时，多针对客观情况制订战术，为了争取作战的胜利，元昊不惜采用种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用谋略取胜。每战或诱降，或诈降，或行间，或偷袭，或设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正月，元昊派牙校贺真等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诈降，又令将士与士彬相遇时不战而退，称士彬为“铁壁相公”，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以使李士彬越加骄傲，松懈防务。然后李元昊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原来诈降的党项士卒在内部接应，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了李士彬。接着元昊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朝驻延州的长官范雍十分惊慌，立即牒令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刘、石二人带领人马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按照元昊的部署，在此设伏以待，从山地四出合击，将宋军万余人消灭殆尽，刘平和石元孙被俘。三川口之战是西夏建国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了元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西夏军事力量的强大。
元昊建国后，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既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德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危险，同时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元昊在建国的过程中，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网罗。西夏建国初，因忙于战争，教育事业并不发达，所以元昊特别注重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他的“智囊团”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重用张元、吴昊，更说明了元昊对汉族人才的重视。张、吴二人为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累举进士不第”，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不甘寂寞，便写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明白表示宋朝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为了引起西夏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到酒馆中豪饮后，在墙壁上写下“张元、吴昊饮此”。西夏巡逻兵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遂将二人带入宫中。当元昊问他们为什么不避自己的名讳时，他们毅然回答，姓都不管了，谁还理会名呢？明目张胆地讽刺元昊接受赵宋赐姓。元昊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们有胆识，有奇才，立即予以重用、并在数月之内派人潜入宋境将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让他们安心为西夏服务。张、吴二人帮助元昊成就了一番事业，充分显示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作用。
六、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任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官职，遇事敢言，多所建白。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赵顼即位后，擢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由于其意见不被重视，于是主动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熙宁三年（1070年），他以端明殿学士的官职被派往西安，统领永兴军。第二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东）御史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他任丞相不到一年，就尽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病逝，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了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链接：编年体通史
编年体是史书编著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其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其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弥补方法是，在记载史事时，有时要追叙往事，有时也附带记述后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之后的又一部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要他继续写下去。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15年，全力编修《资治通鉴》。他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于是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宋神宗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赐给司马光。正是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十分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其子司马康检订文字。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就有17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300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年号，则以后来的为定。在撰写过程中，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600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订为81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
此书虽有不少司马光自己的意见（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为了支持司马光编撰此书，朝廷允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史家，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负责。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的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资治通鉴》引起了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省思，史学家在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资治通鉴》所体现的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也有别于官修的新旧唐书的中央史观。例如《资治通鉴》在写庞勋时，不但用郑樵的《彭门纪乱》，还引用了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贾纬的《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
此外，司马光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资治通鉴目录》30卷、《通鉴举要历》80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七、宋江方腊起义
宋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北宋末年山东水泊梁山农民起义领袖。在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为第一号人物。宋江在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为三十六天罡星之首的天魁星。因为身材矮小，面目黝黑，人称孝义黑三郎。原为山东郓城县押司，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好结交朋友，以“及时雨”而天下闻名。
北宋末年，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封建剥削也异常残酷，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宋江聚集36个人，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起义，杀富济贫，反抗北宋王朝的残酷统治，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起义发生不久，宋徽宗赵佶便诏令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但由于宋朝军队久不征战，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差；而宋江“其才过人”，属下的36个人个个都是强悍猛勇之士，所以，这次征剿不仅没有消灭宋江起义军，反而使其威名远扬。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江等人没有像《水浒传》等文艺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入据八百里水泊梁山，替天行道，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千里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宋江率众攻打河朔（泛指今黄河下游南北一带）、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转战于青、齐（今山东省济南）至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北）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在数万官军的围追堵截中，起义军攻城陷地，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似一把钢刀，令统治者闻风色变，“官军莫敢撄其锋”，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队伍。
宣和二年（1120年）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州县。宋徽宗赵佶闻知，采纳亳州知州侯蒙“赦过招降”的建策，颁旨招安，但因侯蒙不久去世，此事不了了之。宋徽宗又命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前往征讨。宋江避其锋芒，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与官军周旋年余。宣和三年初，转向南攻打沂州，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被知州蒋园率兵击败。二月，起义军继续南下，攻打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南）。接着又占据楚州（今江苏淮安），进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境内。在这些激烈的战斗中，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军事才能，指挥若定，谋略过人，战术灵活多变。同时，正如元代陈泰在《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所说的那样：“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宋江作战非常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冲杀，打出了威风，令一些朝廷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其有勇有谋。
与此同时，浙江农民起义首领方腊，也率义军连破处州、秀州（均属浙江），其攻势凌厉，北宋王朝十分惊恐。为了瓦解、镇压这两股农民起义军，亳州知州侯蒙向宋徽宗上书指出，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敢抵抗的，说明他必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不如赦过招降，让他率兵讨方腊以赎过，或许还能平定东南之乱。宋徽宗对这个主意十分赞赏，立即下诏给刚刚以徽猷阁待制出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令其设法招降宋江。
张叔夜到达海州后，起义军正准备攻城。宋江和起义军副将吴加亮等人，仔细分析了海州滨海的特点和城防情况，决定从海上突破。他们直取海滨，俘获了大型船只十余艘。然而这一切，都被张叔夜所派的侦探窥视到了。张叔夜连忙招募敢死队一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赶往海滨诱战，同时将精兵埋伏在海边。双方开战后，伏兵蜂拥而上，举火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然率部勇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见船只着火，退路已断，也不免有些慌乱。这时，张叔夜又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吴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围之下，痛感大势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呢？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争论颇大，主要围绕宋江有没有去征讨方腊的问题展开。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皇帝喜花石竹木，在江南设“苏杭应奉局”，派朱勔等爪牙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向汴京，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青溪多产竹木漆，是应奉局重点攫取之地。这种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