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各分号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其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恋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无得放肆。
（4）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概不准，犯者出号。游娼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格禁之。
§§§第三节 自卑与斗富
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如此。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就“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衫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衫”。虽然这一规定后来有所突破，但抑商政策却没有改变。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明确指出：“四民以士为长，农次之，工商其下。”《大清会典》也明载：“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若为常经，由来已久。”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商业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种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给徽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婺源木商洪庭梅致富后，就曾慨然说：“今庶几为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徽商汪才生也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作为商人，富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仍感到自惭形秽，甚至还有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的，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了。面对士（儒）贵商贱的传统意识，徽商则鼓起如簧之舌，竭力否认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同时，徽商及其一大批徽籍学者、士人，他们有的出身于徽商世家，有的本身就从事过贾业，又向传统的本末观进行宣战。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徽商否认士贵商贱、批判农本商末的传统的价值观，宣传“士商异术而同志”、农商“交相重”的新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建立起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的价值观体系。因为他们的新价值观不可能根本上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藩篱，如他们的立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的理念，他们对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还依然是以传统的“士”、“农”为其参照系等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骨子深处的自卑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们还需要另一种方式来抵消其自卑感，那就是斗富。
明中后期，徽州已形成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拥有文化知识的优势，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人成为拥有资本数百万、上千万的富商巨贾，在江南商界中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徽州商人却不能获得与其财力相适应的社会尊重和与其财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这就使得经商致富后的徽商产生了新的心理失衡。于是为了进一步平衡心理，徽州商人又根据人们内心深处所固有的对财富和荣华的渴求和羡慕，将经商得来的一部分利润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上极尽奢侈，以此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引起社会的注意；同时他们又不惜消费巨额钱财，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谋求政治身份，以显示其身价。
明清时期，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可谓登峰造极，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不惜巨资在苏浙、淮扬以及家乡等地大建园林别墅，不仅数量多，更讲究质量精。他们在家乡建造的园林别墅，错落分布于山水之间，与川岩相映成辉。如歙县的檀干园、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歙县唐模的檀干园，俗称“小西湖”，是清初在苏、皖、浙、赣经营36个当铺的许氏富商为其母娱老所建。园中模拟杭州西湖风光，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人工园林之一。歙县酉溪南村富商吴鹤秋的“果园”，县志称为江南才子祝枝山、唐六如规划设计。园中花卉瓜果品种繁多，四季不绝；小桥流水，泉石幽邃，堪称胜境，一时誉为江南名园。徽商在扬州的园林更是如诗如画，争奇斗艳。虹桥、瘦西湖一带为扬州风景秀丽之处，这里徽商的园林、别墅星罗棋布。洪氏的大虹园、江春的江园、黄氏的趣园、郑氏的桃花坞、吴氏的别墅、徐氏的“水竹后”等等都荟萃于此。这些园林别墅都以设计精巧、建筑华丽而成为当时扬州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时人看了这些林园亭阁，不禁惊呼：“（扬州）园亭之胜，甲乎四方。”
在衣、食等其他物质生活方面，徽商也是夸富斗靡。盐商黄钧太每天早晨起床，先食燕窝一碗，再喝参汤，又食鸡蛋两个，这种鸡蛋不是普通母鸡所产，而是饲以“参术等物”的特种母鸡所生，故“每枚纹银一两”。其他徽州富商也是食必膏粱、衣必文绣，“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侨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之家大抵都雇有娴熟烹调技术的“家庖”，专门为之烹饪各方名菜。这些富商巨贾不仅自己及家人衣饰豪华高贵，甚至“齐纨被于僮仆，秦珠饰乎姬侍”，家中的奴仆侍女也被打扮得十分艳丽。
为了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不少徽商还家蓄专门戏班，称为“内班”。如江春不惜重金征聘四方名角，组成春台、德音两个戏班，只在家宴时给客人演出，而平时供养之费，“岁需三万金”。除了看戏以消遣外，有些无比穷极无聊者，还变着法儿炫富、斗富，以寻欢作乐。如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以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纪”。徽商生活方面的奢侈用度，数量十分惊人。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估计，认为徽商商业利润用于“肥家润身”的部分，占其利润总额的50%以上。
奢侈的生活方式被人羡慕、模仿，使徽商意识到财富的巨大魔力，涌起一股自豪之感，其所带来的成功的感觉也就自然冲淡了他们作为商人的自卑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