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丁聪出生于上海一个“卖艺人家”的家庭，父亲丁悚是二十年代最早的一家美术学院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后来一直在报刊上创作装饰画和漫画，并且在一家烟草公司的广告部担任美术工作。老丁在当时是有名的画家，我还买过他一本石印的时装妇；《百美图》。他家里每逢周末假日，就堆满一屋子人，京剧、话剧和电影演员，歌星、报馆的作家、画家都喜欢到恒勤里（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丁家去。
我初次拜访这个文艺沙龙，并不是作为丁悚的客人而是作为丁聪的小伙伴进去的我那时二十二三岁，记不得是在《时代漫画》杂志的编辑部还是在我们的老前辈张光宇先生家里，第一次和丁聪见面的，他比我小三岁。可是比我显得“老成持重”。由于当时大家都在漫画刊物上投稿，许多年轻人便都很自然地厮混在一起，这批年轻人现在都变成老头，丁聪叫他“叶家伯伯”的叶浅予，当时就俨然是我们的老大哥，一九九〇年他八十五岁了。现在北京的胡考、陆志庠都11我们大些，华君武（现在是着名漫画家）似乎和丁聪差不多，在上海的张乐平（着名长篇漫画《三毛》的作者)，现在也年过七十，特伟（我国惟一的美术片厂的厂长）和我及丁聪差不多，现在都是七十以上、八十以下的人了。
话又说回来，我第一次到丁家的印象至今还很深，那天大约是个星期六晚，一大堆当时的电影话剧“明星”分布在楼下客厅和二楼丁家伯伯的屋子里，三三五五，各得其乐，他们有的叫丁悚和丁师母做“寄爹”“寄娘”。由于出乎意外地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的名流，我当时有点面红心跳，匆匆地见过丁家伯伯，就赶快躲到三楼丁聪的小屋里去了。
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之下，丁聪后来的艺术发展，就不是偶然的了。
丁聪在上海清心中学毕业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到上海美专画素描，凑巧我那时也常常半天到美专学画（那是张弦教授的介绍，每月缴三元学费，来去自由，每个素描教室都可以进去画，老师也客客气气，爱管不管），于是就常常碰到丁聪，他当然11我用功得多，我们有时还一起到城隍庙附近一个小公园画动物速写，有时到半淞园。
丁聪那时还给两个电影公司出版的画报当美术编辑。记得有一次和丁聪玩到很晚他带我回他家去过夜，不料《联华》画报的唐瑜，正在他那小楼上等他，唐瑜的西装口袋上插上个牙刷，因为他们要工作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在丁家洗漱之后，就得到印刷厂发稿去。那时丁聪大约是十九岁吧。
后来听说那个时期丁聪还在上海一家着名的女校高年级教过素描，但可能是短时期的事，也许因为觉得年轻人在女校教画有点怕难为情，他没有详细告诉过我。后来，他就帮助马国亮兄参加《良友》画报的编辑工作。
假使这个世界永远太平下去，丁聪也许就舒舒服服在上海滩上一帆风顺地当他父亲的继承人，在那里过一辈子虽不阔气而多乐趣的文艺名流生活。可是侵略者的炮火不对任何一个中国人发慈悲，一九三八年“八·一三”上海遭到日本军阀的侵略，丁聪参加了《救亡漫画》、《抗日画刊》的工作。日本侵略者终于进入了上海，丁聪便只好跟着“张家伯伯”张光宇到香港去谋生。记得一九三八一一九三九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主要是同马国亮兄等在编《大地》画报，和协助叶浅予编辑《今日中国》。当时他在各方面都十分活跃，参加了“旅港剧人协会”，搞《北京人》等话剧的舞台设计，他又是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成员，参加那里每周的集会和写生习作，还给金仲华先生负责的《星岛晚报》画长篇漫画《小朱从军记》。一九四一年秋，他又参加了茅盾先生在香港主编的杂志《笔谈》的美术编辑工作。在这当中，他曾跟着张光宇到重庆一家电影制片厂任美术设计工作，他搞过《雾重庆》等话剧的舞台设计。不久由于政治空气紧张，他又和张光，回香。
日本军阀挑起太平洋战争，又把大批流浪香港的文化人再度赶到内地，丁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又在桂林、重庆过着半失业的日子。他们举行过《香港的受难》画展，战时大后方的一切落后，报纸很少发表漫画的机会，他就只好在话剧团里搞设计布景工作，后来又跟着剧团流浪到成都，当时丁聪在重庆参加了许多着名话剧的舞台设计吴祖光编剧的《正气歌》、金山导演的《钦差大臣》、老舍编剧的《祖国在呼唤》、曹禺的《北京人》、《家》……等等。在成都！他为张骏祥导演、吴祖光编剧的《牛郎织女》搞设计。那时丁聪和祖光住在一条叫“五世同堂街”的一座古老大院废弛中的凉亭里，也就是张骏祥的“怒吼剧社”演员宿舍的一部分。这些演员和艺术家们过着流浪生活，演出了，“有福同享”地大家分着钱用；没有戏的日子，自然就“有祸同当”，甚至大门口摆摊卖香烟、瓜子的老太婆，看出他们挨饿的情况，偷偷地塞一大把花生米让女演员拿进去给大家充饥的日子也是常有的。吴祖光前年发表一篇散文《三十七年述怀》，是专门回忆他和丁聪的长期交往的，他动人地记下了他们在成都那一年多的生活。
丁聪始终是个勤恳工作的艺术家，这个时期他的创作欲特别旺盛，《花街》是用漫画笔调刻成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个最阴暗可怜的角落一成者卩的下等妓女集中地的夜色，这幅用放大镜显示出来的旧中国垂死前的溃疡，看了令人恻然欲涕。《现象图》则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在反动的官僚军阀统治下，当时各阶层的形形色色，从新式轿车中的“如花美眷”，裹毡御寒、流落街头的伤兵，把“献金”赈济箱的钱明争暗夺的狗官，标卖自己身上衣服的贫士，肥头胖脑胸挂勋章的官商，以画“黄狗”欺世盗名的画家，成都安乐寺中搞投机买卖的小投机家，一身兼任乳母女仆、挽着菜篮的教授……正如叶圣陶先生题的那首词中说的“莫言嬉笑人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在大后方流浪，使丁聪接触到自己祖国的广大土地和人民。这些人同他在上海那个圈子的人完全不同。比如多少年在舞台上搭布景的木工阿土，由于同丁聪的长期合作，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们酒喝在一块儿，木板床睡到一块儿，他们跑码头、过州县，一起爬梯搭架，这些本质朴素而又饱历风霜的人物，使丁聪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增加了深度和广度。一九四四年丁聪由成都搭上运货物的卡车到西康一带去旅行写生，在旅途中，他认识一个彝族朋友，叫罗以辰，他后来非常想念丁聪，运用彝文给丁聪写了一封信：
……我想到的才写这封信：汉人想说夷人的话，夷人想说汉人的话，懂话不懂话，是没有办法的。……黑夷是想跑马的，白夷是想百只母羊的，土司是想官印的。母亲养我这儿子，下到过云南，上到过雷波……
作为艺术家的丁聪，用自己的诚挚去换来兄弟民族这样天真纯笃的深情，这件事是有趣和的。
在重庆和成都，丁聪的艺术成就，已经使许多前辈和同辈佩服。他那时还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课，参加了庞薰琴、吴作人、刘开渠等组织的现代美术会。徐悲鸿先生在青城山看到他的素描，除了大加夸奖之外，还要了他几张画去珍藏。现在美国的英籍美术史家苏利文教授，也是丁聪作品的欣赏者之一，他们一直保持了四十年的友谊。
虽然我不想写什么《仟悔录》，但我平生确做过不少值得仟悔的事，老年想起这些往事，真有陆放翁“出门搔首创平生”之感。和我相比，丁聪则显得从来就是一个诚笃君子。在重庆，记得我在丁聪的宿舍里看到一位导演剃光了头，我就拿着铁锤晃一下，开玩笑地说，很想敲他一记，不料锤柄是活的，果然那位仁兄的脑壳立刻就冒起个大包。又一次，我同丁聪去参观一个介绍近东地区风光的展览会，我觉得一张印有埃及古壁画的明信片美极了，就忘了父母和师长教导的道德准则，情不自禁地把它放入皮夹内。等到将要出门，一位认识我的管理人伸出手来，十分礼貌地说：“黄先生，这明信片等展览会开完，由我们送到府上好吗？”……像这些事情，却使旁观的丁聪急得满头大汗，好像他自己在做这些错事似的。
为了抗战，也为了糊口，丁聪还到过昆明。他终于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回到上海。那个时期从大后方归来的“大人物”可真了不起，占房子，要“条子”（黄金），抢位子（官）……叫做“五子登科”。一下子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丁聪那时行李萧条地回到上海，除了一大卷画稿就是几件破衣，颇有点像失意回家的苏秦。他还是和吴祖光合作办《清明》杂志，为陈白尘的着名讽刺喜剧《升官图》搞舞台设计。《清明》杂志是当时以图文并茂和品格高着称的同人杂志，敢于指斥当时的政治社会黑暗，通过文艺暴露真实，是很客观受欢迎的文艺刊物。《升官图》的舞台设计给我的印象很深，台口四沿是一张当中挖空的“法币”（钞票），然后省长、知县、秘书长、财政、警察局长……一批妖魔鬼怪全都以漫画形象出现，这出话剧所以轰动，剧作者、导演佐临和丁聪都同样获得成功。同时，他为吴祖光的《捉鬼传》和《嫦娥奔月》搞设计。还为《文粹》、《周报》、《群众》等刊物设计封面漫画，当了作家凤子的《人世间》杂志编委。当时的“政府”开始要对付这些文化人了，丁聪又不得不于一九四七年秋从上海老家提着萧条的行李到香港来。八年抗战使丁聪对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有了认识，三年解放战争又使他上了民主革命运动这一课，他一面在香港从事电影的美术工作，一面致力于漫画创作，参加了“人间画会”这一艺术家群，以及《漫画时代》的编撰工作。丁聪自己说：“漫画是美术工作者与黑暗搏斗时的匕首，我曾带着它闯过一段漫长而阴暗的岁月。”（《丁聪漫画选·自序》一九五二年版）这个时期，他在香港发表的漫画，更加锋芒毕露地抨击垂死挣扎的旧政权，受至U中外艺术界的好评。一九四九年底，文艺界人士都纷纷从香港回来，丁聪也兴高采烈地又提着萧条的行李回到北京。
他上完了人生大学这两次大课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就已是三十以上，“人至中年”了。
正如茅盾先生说的，丁聪的形象是“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五十年代初，这个“运动员”简真像一匹英姿飒爽的骏马那样奔腾驰骋，他和胡考一起主编《人民画报》，他担任许多重要展览会的设计布置工作，他还给《漫画》杂志撰稿，他担任许多社会活动。运动员有足够的场地给他施展，骏马有广阔的天地让它腾骧。
插图在他是出色当行，除了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插画》之外，一九七八年出了一本《鲁迅小说插图》，这是在十年浩劫后期，他干校回来后的作品。以后在北京陆续出版的老舍先生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牛天赐传》等插图，都是丁聪的手笔。茅盾先生的小说《腐蚀》，丁聪也画了插图。最近出版的《新凤霞回忆录》，丁聪的插图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此外，他还给《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英文的《中国童话选》等作了大量的插图。丁聪近年，除了创作些漫画之外，就如此勤奋地生产大量插图，单就数量而言，已是极不容易的了。丁聪的插图，特点是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感情的表现真切动人。带点漫画的夸张风格，但构图细致，注重时代背景和原着精神的刻画，因此作家和读者都喜欢丁聪的插图。丁聪的装饰画、素描速写都很有功夫。他喜欢用细线条，带有版画和装饰画的味道。他的漫画、插图、素描速写、书籍装帧，以及图片编排，都贯彻他自己清秀而严谨的个性。当然在讽刺性喜剧的设计和漫画中，更加尽致地发挥他那泼辣笔调浪漫想象。
俗话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九五七年，我和丁聪都被“划”了一下，我们都被“放”到北边，十分愉快地接受知识分子的“改造再改造”。丁聪那时结婚不久，儿子出世还没见过面。记得那时在北方人叫“干打垒”的土坯房子外头，日夜不停地“为党做贡献”之外，有时也真女口杜甫那两句诗“夜阑共秉烛，相对纟卩梦寐。”
在“老九”们都搞“臭”了的年代，我们都乖乖地听党的话，不敢“乱说乱动”，那时流行的歌子是“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呢。二十年过去，云开日见地宣布了二十年前这一“划”，前面加上一个“误”字，可这一“误”非同小可，“骏马”变成“老骥”了，好在丁聪还有曹操那种气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嘛，他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地又干他那些本行。
真是“做到老学到老”。一次“反右”，一次“文革”，丁聪、我，以及无数的“老九”们还在不停地上大课。
像经过了阿波罗申施术一样，没有什么势力能够阻止丁聪的艺术活动，一九五八年，他劳动了一个时期，还是那么一个“天真快乐的运动员”，他偷空就画北大荒的生活，用速写、水彩画等方式记录下当地的生活风光，后来，又由于“十年动乱”的缘故，丁聪在一九六八年以后先在河北、后在京郊的干校当了多年的“牧豕儿郎”，在十分认真地把猪管得又肥又胖之外，由于特殊原因，他不便当众画画，但还是像一个“天真快乐的运动员”，他用剪刀在泡沫塑料上剪猪，剪动物，还剪制鲁迅和高尔基像，这些完全像小雕塑的塑料剪刻，乍一看还以为是泥塑或金属雕刻。当然，这些活动，都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进行的。
然而丁聪的多才多艺还不止于此。信不信由你，他不止一次在舞台上给昆曲演员吹整出戏的笛子。说到拉二胡，丁聪在画家当中并不下于学有渊源的李可染先生。这是我多年来亲眼目睹的。可惜这位音乐天才始终被他的绘画才华所淹没，因此还没有人邀请他参加音乐家协会。
本文开头提到茅盾先生给丁聪写的《阿Q正传插画》序文的原稿，经过了三十七年之后，茅盾先生又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不见小丁久，相逢倍相亲。
童颜犹如昔，奋笔斗猛人。
前辈对丁聪的爱护，也正说明了丁聪的为人和艺术。
严文井
(1915-2005)湖北武昌人。原名严文锦。早在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求学时便发表散文作品。1937年出版散文集《山寺暮》。1938年到延安，先入“抗大”学习，后在“鲁艺”任职。1945年到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曾任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作品主要有《严文井童话选》、《严文井散文选》等。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现在我人仍然在北京，可是从古老的胡同里搬出来，住进“现代化”的楼房小区，不觉已经七年了。
胡同正在不断萎缩，有的已经消亡，看来我跟胡同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将近四十年，先后住过三条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