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想趁召开一届人大和酝酿召开党的八大之机，把刘少奇、周恩来挤到一边，由他俩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担任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权力。高岗的野心源自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还有东北老领导林彪的支持。进京不久，高岗四处活动。他找过邓小平、陈云，争取他俩一起拱倒刘少奇。但邓、陈坚决拒绝，还将高、饶的阴谋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使毛泽东对此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凯丰在东北长期跟高岗共事。高岗看过的文字材料，大都叫凯丰再仔细审读一遍，以免出错。他们都喜欢胸前挂餐巾布，两手持刀叉，吃西餐和奶制品。高岗性格豪爽，喜欢着西装，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皮衣时不忘配上闪亮的皮靴。工作之余，高岗、凯丰经常与工作人员一起打乒乓球。高岗有时被凯丰和其他人员打败了，哪怕胜者是自己的勤务员，说话算话的高岗也趴到地上，勾头钻桌子，受处罚从不怕下级笑话。
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高岗进京后搞私下活动时，不可能不找凯丰。
或许在遵义会议上发生的错误在时时警醒着自己，凯丰十分内敛，办事谨慎。高岗要来串门，凯丰以身体有病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高、饶阴谋被揭批。高岗面对强大的批评攻势，开始时一言不发，后来突然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就扣扳机。好在会议前中央有了准备，高岗的枪被当即夺下。
会后不久，高岗写了《我的反省》检讨书，准备送呈中央。检讨书送出之前，他派人送到凯丰那里，请凯丰看一看。
凯丰瞄了一眼装有检讨书的信封，一句话不说，叫来人赶紧拿回。
董连璧茫然地看着凯丰，不知道凯丰为什么要这样冷对自己曾经的同志高岗。
董连璧后来才明白，说：“当高岗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以后，当饶漱石以包庇反革命罪被公安部逮捕审查之后，我才吓一跳，才知道凯丰为什么跟高岗保持距离，拒绝跟他交往。他这是严守党的纪律，有着坚强的党性观念啊。我打内心里敬佩他。”“可以说，凯丰在高岗的阴谋面前能保持清醒头脑，与他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原则性有关。”
四十二、艰苦朴素地生活
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比她的姐姐何明清生活要艰难很多。
何明清来凯丰身边后，母亲孙氏去世。
一九四五年初冬，祖母金氏也永远离开了她。
何淑英二○○七年三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祖母去世后，伯父、叔父给爸爸去了信，叫他回来见祖母一面。可他回信说回不来，原因是‘工作很忙’。”
凯丰说的是实话。那时他正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争分夺秒地奔赴东北最前线，为全中国解放开辟新的根据地。自古忠孝难两全。凯丰把对母亲去世的无限悲痛，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连身边的女儿何明清也没有告诉。
何淑英说：“母亲去世后，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伯父、叔父毕竟是伯父、叔父，不可能像爸妈那么疼爱我。外婆家很穷，但外婆对我特别疼爱。冬天我只有单裤，外婆就改她穿过的棉裤给我穿。她家有吃的，一定不会让我饿着。
“我没有读书，也读不起书。即使想读书，伯父、叔父也不让我读。我是女孩子，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
“听人讲，爸爸在东北工作期间，间或有点钱寄回来。但伯父、叔父不让我知道。他们用这些钱，凑上他们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拿去买田，去买因我爸爸参加革命后，反动派夺走我家的那些田。他们想让他们的子孙将来过好日子。当伯父、叔父把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来了信，叫他们不要买田。爸爸那时正在东北搞土地改革试点，在给人定成分。他是党的土改政策制定者之一，当然知道家里有田地的严重后果。但爸爸没有告诉他的兄弟有田地的严重后果，因为这是党内机密。伯父、叔父没有听爸爸的，继续省吃俭用地买田置地。结果，在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因为有田地被划成地主成分。伯父、叔父对划地主成分不肯接受，拍着桌子，红着脖子与工作组争辩，说：‘从全伢子（凯丰乳名）参加革命时起，我们家就因为他的原因变成了贫农，田地都卖光了。近几年我们省吃俭用才买了几丘田，怎么能把我们划成地主呢？’他们一边争辩，一边把我推到贫雇农团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全伢子的二女。她身上穿的衣服，哪件不是烂布兮兮的？柴样的手、篾样的脚，一身瘦得皮包着骨头。这是地主老财家的子女吗？’但贫雇农团人不听我伯父、叔父的辩解，说我家有田地就是比贫雇农好。叔父气不过，就给东北我爸爸写信，叫他写封信给萍乡县的领导说一说，叫组织上主持公道。父亲回了信，拒绝出面，只给叔父说一句话：‘不要争吵，一切听组织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熬过苦难岁月的何淑英，经过多次转乘火车，行程几千里，来到沈阳，来到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凯丰身边。
见到二十三岁的何淑英，凯丰双手剧烈地抖动着，他抚着女儿的双肩，仔细地端详起来。
一边站着的何明清向父亲介绍妹妹说：“爸爸，淑英妹妹已经出嫁了。她给你写过信，就是不见你回信，她好想你啊。她嫁到了我们老关乡的荷叶塘，男人叫丁大发，现在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淑英来东北时，你的外孙女追着她的后背，也要来看外公啊……”。
看到何淑英脸上呈现明显的菜色，身上穿着补丁压着补丁的衣服，凯丰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滚。
何淑英大声哭诉着：“爸爸，你走后，妈妈好想你，奶奶好想你，爷爷好想你，我也好想你啊……我们受过的苦、受过的罪太多太多了，爸爸！……”
凯丰一把将何淑英带往怀里，紧紧地抱住，内疚得心里隐隐作痛。
住了几天，父女关系融洽之后，何淑英提出，想来沈阳父亲身边，在沈阳安排工作。
面对女儿的请求，凯丰没有吱声。
董连璧见何淑英没有得到父亲的首肯，大失所望地走出办公室，赶紧说：“凯丰同志，就让淑英来吧。她来了，明清和她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凯丰问：“她能来吗？看看现在沈阳大街上，想找工作做的人有多少，我能先给自己的女儿安排工作吗？”
董连璧说：“人再多，也不多淑英一个嘛。”
凯丰说：“你一个，他一个，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字，我这个东北局的常委、沈阳的市委书记能开这个口子吗？”
董连璧不满地说：“凯丰同志，你怎么这么古板？”
凯丰说：“这不是古板，这是原则。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得带个好头。在长征路上，贺子珍把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毛泽东同志对此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说法。”
董连璧说：“可你和廖似光大姐已经把两个孩子丢在上海和长征路上了。”
凯丰说：“比起毛泽东同志，我算得了什么？他家出了好几个烈士，丢失了好几个孩子，真正的满门忠烈。正因为有他做我们的榜样，革命事业才取得今天的成功啊。”
何淑英不能理解父亲，她无法理解离家二十多年的父亲会这样对待她。
当何淑英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塞给她一封信，叫她带着这封信，去找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王首道跟凯丰是老战友，会帮她解决工作问题的。
何淑英大惑不解地望着董连璧。
董连璧告诉说，这是凯丰的亲笔信。是他实在看不下去，在凯丰面前反复磨蹭才磨到手的。他说，当他说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给女儿安排个卖力气的工作不犯党纪国法”时，凯丰才拿起了毛笔。
看到爸爸亲笔写的信，何淑英感动了，感动之余反倒认为自己不该给父亲增加麻烦。
一九五一年六月，何淑英回到湖南，找到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转送了凯丰的介绍信。
王首道见信后二话没说，马上交代办公厅的同志说：“凯丰同志的孩子吃了好多苦，他们就是不提出参加工作的请求，组织上也应该给予安排。何淑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何淑英被安排进湖南省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财会知识。不久，被安排在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供应部当出纳。
参加工作不久，何淑英和丁大发给凯丰写了信，向凯丰告知了自己的近况。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凯丰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信封和信笺给女儿和女婿回了信：
淑英、大发：
信均收到，因事未复。生孩子后身体好吧？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我身体很好，勿念。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