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珍给张闻天当警卫期间，张闻天给林彪、高岗、陈云的信件和文稿，经常由他送达。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送文件给林彪时，在林彪家门前站了两小时，腿都冻僵了。原因是林彪和叶群看戏去了，大门紧锁着，警卫排也随首长外出了。林彪、叶群回来见他冻成这样子，非常心疼。叶群赶紧开门，让他进屋里暖和。林彪则将身上脱下的呢大衣递给于珍说：“盖在腿上暖一暖。”于珍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参加过四平保卫战。他说四平保卫战打了五十六天，天上看不到太阳，全被硝烟炮火遮住了。他说：“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楼上有敌人瞄准，地下有暗堡射击，我猫着腰，在战壕里送信，帽子都被子弹打飞了。后来，一发炮弹飞过来，把我炸昏过去。在医院醒来时，才知道自己伤着了脑袋，嘴里还在流血。妈的，害得老子半年都不能说话，差点成了哑巴。后来，经陆军总医院治疗，两个月才治好。”于珍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接受采访时，一讲到激动处，嘴里就蹦出“妈的”、“老子”等字眼，身上依旧保留着当年东北军人的作风和豪气。
于珍跟凯丰时，已经是警卫连的排长，他能双手使枪。卡宾枪和“勃朗宁”从不离身。
凯丰去北陵时，于珍以自己警卫职业多年的习惯，将园里园外仔细查看了一遍。后来发现，北陵地处市郊，范围大，有前后门，尽管园子的围墙上安有电网，倘若不加强大门和后门的警卫，很可能被人混入。于是，他向沈阳市公安局要求增派人员，结果公安局增加了五个战士。
第二天夜里，特务组织知道凯丰在园内避暑，派两名特工，三更时分摸到围墙边，企图趁站岗人员瞌睡时从大门或后门溜进去。由于加派了警卫，特工无从下手，只能爬围墙进入。特工因刺杀凯丰的压力大，心情过于紧张，一不小心触着电网，一名被当场电死，一名被电击后掉到围墙外，被于珍当场活捉。于珍因警卫凯丰有功，当年被评为“模范警卫”。
四十、奉调进京
新中国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建设、努力奋斗，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将从一九五三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目标。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写了好几次，一直没有获得通过。这时，毛泽东想到一个人，这人就是凯丰。
凯丰从一九四五年起，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和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有七年时间，通过摸索和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改造与建设新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况且，凯丰有理论、政策水平，调他进京，加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央意图灌输到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去，正是时候。
为此，毛泽东提议凯丰进京。
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凯丰被调往北京工作，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那一年，中央调了不少地方大区的负责人进京工作，其中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这五位同志进京后，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东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因为进京的几位领导的权力地位极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那“一马”说的就是高岗。从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职位上来的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董连璧、于珍回忆，凯丰对进北京工作没有他俩想象中的高兴，个中原因到底是在东北工作多年对东北有了深厚感情，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董连璧和于珍都不知情。凯丰平素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从不向身边人吐露不该让人知道的事情。董连璧说：“凯丰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说：‘高层机密多，口要紧，保密有一定时期，在保密期内一个字都不能吐。’”
凯丰动身之前，中央曾派徐特立和胡乔木来沈阳，催促他前往。徐特立和胡乔木是凯丰的老同事，关系十分密切。后来朱德也来了沈阳，专门到凯丰家，叫他赶快起程。
凯丰终于动身前往。
离开沈阳前，凯丰对呆在一边的董连璧说：“还愣着做什么？跟我走哇。”
董连璧手足无措起来说：“我能去北京？我？……”
凯丰非常奇怪地问：“怎么不能？你是我的秘书。”
董连璧抓着头皮说：“我还没有做进京的准备呢。”
凯丰右手划了一下说：“有什么准备的，革命者除了为人民打下了江山，自己就只有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壳。”
董连璧想想也是，自己除了一个背包和一支凯丰送的钢笔，什么都没有。
看看凯丰的家当呢，除了几硬纸箱书籍，也就是妻子和孩子了。
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写了一首感慨万千的诗。诗道：“五二初冬际，奉调北京行。随同凯丰去，难舍同志情。”
长白山、黑龙江越来越远了，南下的火车急速告别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告别一片连着一片的白桦林。
山海关离凯丰越来越近，火车在河北大地上向着北京疾进。
凯丰依依不舍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万千。
王茜患病五年，没有好转，组织和同事都动员凯丰另找对象。
凯丰因经常需要护士送药、打针，沈阳市胜利医院十八岁的小陆姑娘成了凯丰家的常客。
小陆长得漂亮，对凯丰非常敬慕。
凯丰对小陆的人品和工作态度也很满意。
董连璧看出些端倪，就问小陆是否同意嫁给凯丰。
小陆红着脸，羞怯地说：“首长会看上我吗？”
董连璧心中有数后，就给凯丰介绍起小陆来。
凯丰不等董连璧把话说完，就摇头说：“小陆年纪太小，不合适。”
当董连璧把凯丰的原话转告小陆时，小陆大哭了一场，因为她对凯丰患了单相思！
为了不使小陆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凯丰拒绝小陆再给自己送药、打针。
组织上只好将小陆调离凯丰身边，护理员调换成了赵淑璧。
赵淑璧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的护士长，年纪比小陆大三岁，是辽宁省庄河县青堆子区人。其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是当地绅士。赵淑璧高中毕业，在学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清秀贤惠。相处不久，赵淑璧与凯丰有了共同的语言。
凯丰认为，赵淑璧除年龄小一点，其他方面最合适成为他的妻子。本来，凯丰想在年底跟赵淑璧结婚，但中央调令已下，只能放弃结婚，先进京报到。
离开沈阳时，赵淑璧来火车站送他，哭成个泪人儿。赵淑璧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凯丰多病的身体担心，又为他的儿女没人照顾犯愁，更为凯丰此次进京是否还能记住她悬着一颗心。
凯丰没有多说话，只将一块手帕送到赵淑璧手里说：“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况且，我这一生已经离不开你了。”
进京一年后，凯丰因治病来沈阳小住。凯丰通过沈阳市委转东北局，申请与赵淑璧完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沈阳市委请东北局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为凯丰提出结婚申请。请示如下：“凯丰同志的爱人王茜自一九四七年发疯病后，即与凯丰同志分开了。王茜的疯病养治了五年，未见好转，将来也恐无望。因此凯丰同志在沈阳工作时，有意找对象，解决婚姻问题，并曾向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护士长赵淑璧同志表示过，赵是同意的。后因凯丰同志调动工作，故未向组织上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此次凯丰同志到沈阳治病，曾表示想趁此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要该院对赵作过进一步的了解，根据该院所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赵不会有政治问题。我们同意凯丰同志在沈阳与赵淑璧结婚。但我们对赵的看法和同意凯丰同志结婚的意见，不知是否正确，兹将赵的简单材料一并报送你们，请予批示。此致，敬礼！”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如下：“东北局并告凯丰同志：转来沈阳市委的信已收到。关于凯丰同志的婚姻问题，已经仲勋同志与高岗、漱石、乔木同志商议并在电话中答复了（张）秀山同志，即由你们对赵淑璧作负责的审查，只要政治上无问题，应予同意。”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旬，凯丰与赵淑璧在沈阳完婚。
四十一、参与中央重大事项的决策
在北京，凯丰的家安排在中南海永福堂的四合院里。左边是胡乔木，右边是陆定一。陆定一家后那个院子是习仲勋家。
一到北京，凯丰就全身心地投入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中共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过渡的主要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年十月，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征求意见时说：“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这一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为了确切掌握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研究和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形式，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工作组，于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五月，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报告后，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同年十二月，凯丰撰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送达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而凯丰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撰写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达洋洋数万言。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实施。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董连璧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修改《提纲》的稿子上，写上了“请凯丰同志再斟酌一下”的批示。
为了让凯丰有机会参加中央领导核心的会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暂离职位负责主编《毛泽东选集》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示说：“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将暂离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凯丰同志已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宣传部是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工作的，而习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当年十二月十日在信上作了如下指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邓（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经中央核心领导同意，凯丰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
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经常把要件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写的那封着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是凯丰。董连璧回忆，毛泽东请凯丰“斟酌文稿”有许多次。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凯丰的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相当看重，凯丰享有毛泽东给予的“再斟酌一下”的殊荣。
凯丰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很高的文化水平，来自他的勤奋读书和苦心钻研。凯丰一生手不释卷，一有空就读书、看报。上厕所如果没有报纸、书刊，文件也要带着看。他对董连璧说：“到里边没东西看，比什么都难过。”
凯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得最多，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至少读过三遍。”
有一次，他对董连璧说：“你怎么老看武侠小说？”
董连璧说：“整天跟文件打交道乏味，想轻松一下。其实除了武侠小说，我还喜欢看高尔基的作品和《金瓶梅》。”
凯丰说：“小说可以看，但不要多看。你年纪轻，今后要担当大任。建议你多读一些马列的经典，就说《资本论》吧，你读过吗？”
董连璧不好意思地抓着头皮说：“在老领导面前说实话吧，《资本论》几次想读，可就是读不进去。”
凯丰说：“读不进也要读，在中央宣传机关工作，不读这部大书怎么行？告诉我，为什么读不进去？”
董连璧说：“书里那些典故我弄不清楚。”
凯丰说：“不耻下问嘛，为什么不问我？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正因为凯丰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一九五三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凯丰兼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现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
凯丰兼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后，董连璧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
凯丰说：“你去做什么？在马列学院院长身边工作还怕学不到东西？从现在开始，我来教你。要是你提出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我都解释不清楚，中国就不会有几个人能解释得清楚了。”
凯丰话锋一转说：“不过，读书不能读死书，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年轻时，我就吃过照搬书本和教条的亏。中国革命运动，偏要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共产国际没有点头的事，就不敢做，就怕犯天条，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董连璧认为，跟凯丰当秘书，案头工作是轻松的。凯丰从不用秘书起草文稿，全是自己动手。动手之前，先搞调研，让秘书四处找参考资料参阅，之后，拿出两套提纲，念给身边工作人员听，广泛征求意见。提纲定下来，只身来到打字室，一边走动，一边口述，让打字员为他打稿。口述一完，一篇不用修饰的稿子就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后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委员会主任。
饶漱石进京之后，高、饶就有了合流的机会。饶漱石进京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