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欲言又止，紧锁着眉头说：“没什么，眼下的战争生活，险象环生，食不果腹，日子过得极度艰难。我对不起孩子，也苦了你这做母亲的，好好保重身子吧。”说完，就要脱衣上床。
廖似光赶忙放下针线，嗔怪说：“又不洗脸上床，这样不卫生。我给你打洗脸水去。”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惨败后，于一九三三年九月重新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主力分四路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铁桶式“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以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新战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一步步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军。
王明的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和秦邦宪掌控着。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年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情报处工作。一九二六年因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送进监狱。一九二八年四月，他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到苏联，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李德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专事情报工作。李德不但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而且懂俄语、德语、英语，加上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这便于李德在中国开展工作。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前两个译音为在华的化名，取义为姓李的德国人。李德一九三二年来到上海，经常跟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和张闻天见面。由于秦邦宪和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李德有过交往，他们之间以俄语交流没有一点障碍。一九三三年春，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秦邦宪和张闻天考虑，李德是苏联着名军事学院的高才生，经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将李德要到了中央苏区任军事顾问。其实，李德只是间接地从情报中了解了一些国民党军和红军的情况，对中国的现状只能算得上是雾里看花、摸象瞎子之流。如果从事情报工作，说不定他能成为优秀的专家，但要他指挥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就非常勉强。但是，三十多岁的李德心高气傲，很想在中国南方广袤的山区放手一搏，给自己的人生写上最精美辉煌的一笔。李德的到来，对在军事上一无所知的秦邦宪无疑是天降大喜。说雪中送炭、旱地降霖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秦邦宪太需要一位红军的军师，因此李德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住进了秦邦宪早就为他在瑞金沙洲坝田垅中专建的一座房子里，由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陪伴着。这座房子四周，拱月的众星一样分别排列着党中央、团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等党政军各大机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是从这座房子送出去的文件、传出去的声音，再通过相距两华里远的军委总司令部，发往前线各部队，指挥着红军赴汤蹈火、浴血奋战。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反“围剿”在“地图上作业的指挥家”李德的全权指挥下，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与国民党军打了整整一年。最后，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减员越来越多，苏区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军地干部意见越来越大。李德的指挥最后导致广昌失守，要塞崩溃。为躲避敌机的轰炸，中央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至瑞金城西十六里远的云石山里。
廖似光先用木盆盛上洗脸水，端到架子上，再把装有热水的木桶拎到椅子边，试探着问：“凯丰，中央机关和红军什么时候走？”
凯丰吃惊地问：“走？走什么？你怎么知道？”
廖似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简报，放在桶边的椅子上，用手指点了点着说：“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对记者发表的那番讲话，我看很像是一个预告。”
凯丰洗脚、如厕喜欢看书看报，细心的廖似光经常为他预备着。
凯丰洗完脸，坐在椅子上，脱了鞋子，把双脚放进热水里，之后将简报展了开来。于是，毛泽东的讲话内容立即映入他的眼中：“苏维埃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逼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遭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北上的路，但红军决定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一定大举北上。”
廖似光说：“毛泽东两个多月来，不在云石山里露面，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中央软禁了。昨天，我在刘英那里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受张闻天之托，去了宁都，说是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去了。”
凯丰守口如瓶说：“探路？探什么路？我怎么不知道？”实际上，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和应邀参加会议的李德就作出了计划：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而且报请共产国际获得批准。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织“三人团”，负责全盘筹划准备；政治由秦邦宪负责，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跟中央“一把手”关系密切、跟李德又是老相识的凯丰，不会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只是认为这是核心机密，天机不可泄，就连自己的爱人也不能透露。
可廖似光就是想通过凯丰，了解到确切情况，以便在工作上给他以支持。
廖似光跟凯丰，经过香港敌牢中的严刑拷打，经过上海白色恐怖的考验，经过苏区反“围剿”血与火的洗礼，患难与共，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廖似光不希望凯丰对她设防，继续说：“秦邦宪、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鸭子死了嘴还硬，不甘向毛泽东认输，不愿放下‘太上皇’的架子。张闻天这个时候主动在他们中间搭桥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秦邦宪跟毛泽东关系的僵持才有可能打破。毛泽东在南方打了八年游击战，从打长沙到撤往井冈山，从井冈山打到赣南，从江西打到福建，哪座山、哪条路、哪条河，他不熟悉？有了他，党中央和红军就有了向导。”
凯丰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指挥家。秦邦宪不让他指挥作战，难道还听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法？要知道，蒋介石用的是德国洋军事顾问，我们还用土办法、游击战去对付，不等于堂吉诃德挺着长矛去阻挡坦克车，能行吗？我相信李德的战法，要追究这次反‘围剿’的失败责任，我看主要是红军将领受毛泽东影响太深，没有很好地贯彻李德的意图。”
廖似光说：“我跟不少红军指挥员接触过，他们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他们说，去年九月，反‘围剿’刚开始，第七军团长萧劲光因为寡不敌众，丢了黎川，被李德看做是退却逃跑，结果被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了五年徒刑。有萧劲光的下场，红军指挥员哪敢违抗李德的命令？后来大到每次战略部署，小到每一阵地上每颗地雷和每个陷阱的设置，指战员们都得遵照李德的意图办。”
廖似光说得不错，李德是个容不得别人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否则轻者革职，重者法办。
当年二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后，将入闽的部队全部压向中央苏区。
广昌是瑞金的门户，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为此，秦邦宪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可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军事助手的刘伯承因跟李德作战意图不一致，被秦邦宪派到后方管理红军学校和医院。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则被安排做总参谋长工作。李德一到前线，就拉开与敌人打阵地战的架势。四月二十五日，《秦邦宪朱德李德关于广昌战役部署的意见》指出：“广昌战役成阵地战性质，敌我均无力迅速解决此战役。”但在敌出动七个师、一个炮兵旅，在三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红军发动进攻后，我军用竹签设置的陷阱、五十厘米直径的松木做的工事顶部、靠麻绳拉火的土地雷等“永久性”防御工事，均如篱笆墙拒虎，不堪一击。血战十八天后，一、三军团和十三师及守广昌的九军团九个师，共伤亡五千五百人，广昌防线最后崩溃。
凯丰叹了口气说：“睡觉吧，在家里别谈公事。”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凯丰不想听到人们对秦邦宪和李德的非议，因为否定秦邦宪和李德，就等于否定了凯丰自己。在中央六届五次会议上，他能进入中央决策中心，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能说秦邦宪没有起关键作用。大处从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小处从个人感情、老同学的关系上，凯丰都不能让别人耻笑秦邦宪。
廖似光是个有话憋不住的女性，问：“听说李德为了消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建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秦邦宪非常同意。只是共产国际认为，目前苏区和红军还少不了毛泽东，没有同意秦邦宪和李德签发的请示电文，这件事才没做成。”
凯丰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李德和秦邦宪确实想借鉴处理李立三的办法，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洗脑子”。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李德和秦邦宪只好放弃送毛泽东去苏联的计划。在带毛泽东上路前，有人还建议把毛泽东留在赣南，但项英和陈毅曾经在党内军内排斥过毛泽东，怕毛泽东留下对他俩构成威胁，加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致要求与毛泽东同行，于是秦邦宪只能把毛泽东夹带在长征队伍里。凯丰不希望党内斗争让廖似光知道，因此说：“你不说话，我不会把你当哑巴！”
廖似光偏不听凯丰的，继续问：“这次转移，听说中央党政军领导名单上没有瞿秋白、项英、陈毅、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人？”
凯丰没有说话。
廖似光则愤愤不平地说：“秦邦宪这样做太过分了！”
廖似光的消息是准确的。
廖似光所说的那些人，确实已经由核心领导决定留下。留下来的人，大都是秦邦宪等人不喜欢的高级领导。把他们留下的理由冠冕堂皇。比如项英、陈毅，理由是在江西负责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工作。但没担任重要职务的瞿秋白留下来做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把他甩在生存条件极端困难的赣南闽北打游击。作为曾经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刚开始还做好了随军转移的准备，也向秦邦宪请求过参加长征。后来听说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便凄然一笑，两肩一耸，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和马夫都送给准备上路的老同志徐特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是该遭报应了呵。”这时的瞿秋白，只能在心里无比悲哀地自语着。
凯丰尽管知道这些内幕，但不会回答廖似光。现在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王明、秦邦宪和李德的意见越来越大，如果让这些机密暴露出去，将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麻烦，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凯丰吹灭油灯说：“廖似光，你官不大，想知道的事却不少。睡觉！”
廖似光重新把灯点燃，跟凯丰对着干说：“我劝你好好跟秦邦宪说说，毛泽东虽说不上吃的盐比他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可他比秦邦宪大十四岁。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大角色大对手没会过？秋收起义到现在，江西苏区由小到大，红军队伍由弱到强，哪时哪刻离开过毛泽东的领导？”
凯丰是个最不愿多说话的人，也最烦他人跟他说不愿听的事情。见廖似光今晚似乎不打算睡觉，要针对中央领导谁对谁错的问题同自己理论下去，知道再这样只会让住在左右隔壁的秦邦宪和李德看他的笑话，已经躺下的他不得不重新下床，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