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新一轮的有关文学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再一次浮出水面，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问题发生的角度看，文学的本土化之所以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得到关注，首先当然离不开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工作者强烈的焦虑感与忧患意识——世纪之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检点和反省强化了一部分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业绩的神往，西方强势文化对市场的争夺和国人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的改造冲击又使本土文学的前景趋于暗淡，这不得不迫使人们面对和思考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失语”问题。但是，从问题和思考的自身的延续性来说，所谓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和文学的本土化问题都不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最为醒目。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文学的前途的谈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便得到了广泛的征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正是马、恩有关民族文学的世界化趋势的论断，为当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舆论倡导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勇气和理论资源。
与此同时，马、恩的另一方面的论述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资产阶级不仅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而且“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里，尽管马、恩没有使用今日已成时髦的“全球化”等术语，今天的东方主义批评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也可以指责马、恩的论述中暗含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视角，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先知般的预言已化为现实，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如何来应对这种世界化趋势下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困境。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今日中国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应属一个老话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提。它生发于中国文学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忧虑，同时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和促动，从历史的延续看，又属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40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80年代的文学寻根运动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变种。它具备自身的复杂性和难以克服的难题。
尽管在相关讨论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人倾向于用全球化/本土化取代现代化/民族化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出路问题，试图在理论上将文学的现代化与西化区别开来，但这种关键词的转换并没有解决后发生型国家的现实文化处境和文化焦虑，也没有解决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地域化所暗藏的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的可能性问题。面对强势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优势，文学本土化的思路转而求助于民族文学传统在时间上的优势，希望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重申和创造转换来加以抵抗，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作为抵抗武器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同样是文化全球化的产物，通过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独特性和自足性的简单重申并不能解决如何与强势文化（文学）“对话”的问题。在这里，全球化语境下弱势民族文学的处境几乎与现代女权主义文学面临的困境相同：如果女权主义者主张“身体写作”，进入到身体与无意识的写作领地，热衷于让自己的身体被听见，实际上便无异于承认自己被男权中心文化所派定的非理性的角色地位；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认同于男性的语言和权威，她们和男性便没有了任何的差异，这又无异于自居男主女从的弱者地位。
同样，如果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文学寻根运动所提倡的“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看作一种文学的本土化主张，那么，丙崽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解释为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者有关东方民族野蛮、落后、愚昧的不无歪曲的想像；而叙事方法和结构上的探索，又有可能被指责为对外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生硬摹仿。所以，重要的不再是文学是否要本土化，而是如何本土化，本土化是否可能。在目前，一方面是本土化的举步维艰，一方面则是全球化甚至于美国化的畅通无阻。举例来说，今日美国文化产业特别是电视、电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不安，这种霸权地位的形成，一方面与物质、经济的强者地位有相当紧密的关联，一方面也因为它的文化产业部门有意识地避免过多的文化特性，而采用诸如性、暴力、英雄主义、对财富的追求等能引起人类普遍兴趣的母题，从而增加了对外国观众的吸引力。
面对这种现状，可以有多种选择，既可以像法国一样利用政府的补贴制作一些耗资昂贵并吸收了好莱坞惯技的大片来拓宽市场，也可以用不变应万变的手法继续制作低成本、慢节奏的富有本土特色的影片来划清界限，甚至还可以采取你拍我看、照单全收的应对方式而同时满足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的鼓噪，说什么“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但所有这些选择，似乎都难以改变全球化语境下总体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文化格局（这里的“西方”甚至可以等同于美国）。也许正是对这种不平等的世界文化格局保持着较充分的警省，近年来人们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那样，在经济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同步关系，并进而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现实同西方现代派文学嫁接到一起。人们拾起了本土化的武器，打出了类似于“中华性”“现代汉语写作”的大旗。然而，如同陈晓明正确地指出的：“回到本土文化资源实际隐含了双重的西方背景：其一，现实地与西方对话的背景；其二，无可摆脱的西方思想资源和西方视点。”文学的本土化命题，便既是文学全球化的对抗物，又是文化全球化的产物。作为其理论资源的，依然是近年在西方崛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理论表现出了对西方普世主义的反抗，其所取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伸张了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特殊性、独立性及其价值，而后结构主义思潮则表现出了反整体性、反同一性、反中心性等思维特征，这无疑为文学本土化命题之主张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抵制普泛化提供了理论武器。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郑敏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且引起较大争论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写作》。该文意在从现代汉语语言变革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现代却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和大诗人。作者的回答是“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文章的主导立场是要回归传统、回归本土。但形成吊诡的是，这篇文章运用的理论资源，恰恰又是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这种难以避免和克服的西方背景和西方影响，折射出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学本土化命题的一大困境，如何既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又抵制单一的全球化倾向（所谓保持中国文学固有的民族特色，“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至少在目前，就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言，既不存在没有本土化因素的单一全球化，也不存在没有全球化因素的单一本土化。理想的途径，也许是经由本土化达到全球化，经由全球化而实现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