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沉船事件的补充，作者还写到了治安法庭的船务顾问布赖尔特。这个蓝星航运公司一条棒船“奥萨号”的船长，３２岁时已经统领最好的船只，“他在海上救过人的性命，救过遇险的船只，保险商给他赠送了一只金天文钟，某个外国政府赠给他一副刻有得体的赠言的双筒望远镜。对他的功绩表示纪念”。他不能接受吉姆在船长脱逃之后出庭受审，以致使白人在东方人面前出丑卖乖的现实：“让他（吉姆——作者注）在地下爬２０英尺就呆在那儿算了！天哪！我会这样干的”，“他坐在那里，而这些该死的本地人，水手长，水手，舵工都在提供证据，足以把一个人羞得烧成灰。这太可恶了。……要是他走了，这一切就立即停止了”。他尤其不能容忍“帕特那号”船上的白人擅离职守，而两个本地舵手却坚守岗位，死死抓住那没有舵效航速的航舵的事实，竟然在审讯之后刚刚一个星期，为了维护白种人的职业体面，跳海自杀了。在他看来，临危弃船而逃，“这真是奇耻大辱”。“干我们这一行的真是应有尽有——有一些简直是钦定流氓；不过真该死，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职业体面，否则我们就跟走江湖的相差无几了。我们是受人信赖的。……说实话，我才不把那些亚洲来的朝圣的放在眼里呢，可是一个体面人哪怕就是对满满一船破布包也不能这样子对待。我们不是一群组织起来的人，惟一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是那种体面的名分。这种事会打消一个人的信心。一个人也许在海上闯荡了一辈子，可是从来不需要一次沉着坚定的表现。”此人的自杀乃是一种精神的救赎。
和１９世纪的大多数欧洲作家一样，康拉德也接受了一种全球化帝国观。“他笔下的非洲、亚洲或美洲的原住民都无法独立自主；由于他似乎把欧洲保护想象为天经地义，他无法预见一旦欧洲保护结束会出现什么局势。”马来酋长多拉敏一度对帕图桑的前途十分担心：“这块土地依然在上帝安排的地方；可是白人们呢……他们来到这里，过上一会儿就走了。他们走了。被他们遗留下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盼他们回来。”对此，吉姆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经改变了这一切……万一我走了……那就会闹翻了天……我必须继续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在小说中，康拉德如同夏绿蒂一样，创造了新的政治地理学。夏绿蒂的《简·爱》多次提到地球仪和地图，而马洛也承认对地图有一股激情：“我在小时候对地图特别感兴趣。我会一连几个小时看着南美洲，或者非洲，或者澳洲，想象着探险事业的种种荣耀。那时候，地球上还有不少空白点。每当我在地图上看到一处特别诱人的地方时……我便用手指按着它，并且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那儿。”
《黑暗的心脏》的叙事相对简洁，然而，它却更具有一种近乎压迫的文化霸权，即世界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历史的强大无比的力量。在血与火交织的非洲，库尔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丛林神灵，“他的崇高地位是异乎寻常的。那些人的营地围绕着他的住处，头人们每天来拜见他。他们都是爬着去的”。
问题还在于，饱受库尔茨压迫的当地土人居然不想让身染重病的库尔茨离开他们，当库尔茨将被汽船运走时，他那象牙帝国的臣民们竟然如丧考妣。狂暴的土人先是受命攻击汽船，后来则群集河岸，用清晰的语言、急促的节奏，气喘吁吁地齐声吼叫。
一个盛装女人不停地在前面呼天抢地：
“她迈着稳健的步子，身上披着长条纹的饰边衣裳，骄傲地踏着土地，身上挂的野蛮人的装饰物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和闪烁的光泽。她高昂着头，头发盘成头盔的形状；她戴的铜护腿一直到膝盖，铜丝护手一直到肘部，黄褐色的脸颊上点着大红点，脖子上戴着数不清的玻璃珠子项链；身上挂着古怪的物件、符咒、巫士送的礼物，每走一步都在闪光和晃动。她身上的穿戴一定能有几根象牙的价值。她既野蛮又高贵，既凶猛狂野又美丽端庄；她从容不迫的步履给人一种不祥却又威严的感觉。
“她走到汽船前面站住了，面朝着我们，她长长的身影直落到河水边上。她脸上带有悲伤而凶猛的神色，内中蕴含着强烈的哀伤和无言的痛苦，夹杂着矛盾的、尚未决断的不安。……突然，她张开裸露的双臂，直挺挺地将它们举过头顶，似乎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想要摸一摸苍天。”
很显然，这是非洲野山对库尔茨的呼唤，是丛林女神对白种人的膜拜。康拉德惟恐读者不能领会这一点，又在小说最后特别强调了它的暗示力量。当马洛将库尔茨的遗物交给他在伦敦的未婚妻时，这个服丧一年多的姑娘犹如一个悲惨的幽灵，此时作者写道：“她的这个姿势很像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很悲惨，身上挂满毫不灵验的符咒，在那地狱般的河流，黑暗的河流的粼粼闪光之上，她伸出赤裸的棕色的双臂。”
作者对这个悍妇细致入微的刻画有两个目的：第一，她在她应有的位置上，所以赢得了康拉德特别的赞许；第二，她适应了故事结构的需要，她野蛮的个性正好是那个有教养的欧洲妇女的对照。
在《黑暗的心脏》问世的同年，康拉德创作了社会政治小说《诺斯特罗莫》。关于这部小说，赛义德作过精辟的分析：“尽管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在殖民研究中常常通过非洲殖民主义的话语而被解读，贯穿《黑暗的心脏》和《诺斯特罗莫》这两部作品的无疑是英国在非洲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和英国在西班牙属美洲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共同特征是帝国主义及其动力——资本主义扩张。”
《诺斯特罗莫》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中美共和国，这个国家独立自主，却又同时受外国资本的支配，因为它有丰富的银矿。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该书最令人叫绝的是康拉德的预言能力：
他预言了拉丁美洲共和国此起彼伏的混乱局面和“昏聩统治”
（他引用玻利瓦尔的话说，治理这些国家犹如在海里耕地）。在小说中，康拉德突出表现了北美左右拉丁美洲局势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果决而不露声色。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襄助三托美矿的英国老板，他警告后者说，“我们”作为投资商“不要卷进任何大乱子里去”。不过，“我们可以坐观局势。有一天我们当然会插手进去。这是势在必行的，但不要操之过急。时间本身得为这个茫茫宇宙中最伟大的国家服务。我们将主宰一切——工业、贸易、法律、新闻业、艺术、政治和宗教，从开普角到苏黎士湾，要是北极也出现了值得获取的东西，我们也当仁不让。那时候我们将游刃有余地将地球上远近大小的岛屿和大陆统统掌握。好也罢，歹也罢，全世界的生意将由我们全部掌管。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事，我们也没办法”。
由此可见，康拉德是一个以西方人的姿态来写作的小说家，他对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式看法极其根深蒂固，有碍他看到其他历史，其他文化。正如赛义德所说的那样，康拉德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完全由大西洋西方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西方的反抗总是证明西方的权力用心险恶。康拉德既无法理解印度、非洲和南美洲有其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其完整价值并非都由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世界改良主义者们控制，也无法让他自己相信反帝独立运动并未完全腐败，也并不都由伦敦和华盛顿的傀儡主子们资助。
赛义德接着写道：“这些认识上的局限性极为重要，与人物和情节一样形成了《诺斯特罗莫》的组成部分。康拉德的小说所表现的那种帝国主义盛气凌人的家长式作风正是作品人物古尔德和霍尔洛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并遭到作品嘲笑的那种作风……小说末尾出现的、刚刚获得独立的苏拉珂国，只是原先那个大国的规模更小的、控制更严密的、更不宽容的翻版，它从后者退出来，并且在富有程度和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后者。康拉德让读者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一整套系统。统治领域里的天方夜谭和胡言乱语影响从属经验领域的生活。不过反之亦然，统治社会的经验不假思索地依赖原住民和他们的领土，后者被认为需要接受文明的使命……不管怎样解读《诺斯特罗莫》，这部作品都给人提供了一种深刻严峻的眼光，这种眼光使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幻想获得了同样深刻严峻的认识。”
二、黑色的幽灵
康拉德生活在欧洲白人对非洲的种族歧视习以为常的年代里，脑子里深藏着憎恶黑人的意识残余。他对自己第一次见到黑人的印象作了如下描述：“在海地我遇上一个个头奇大的黑鬼，他使我对人类兽行中的鲁莽、狂暴和非理性终身难忘。此后的许多年里，我还在梦中梦见那个黑鬼。”这样的心理原型，这种帝国意识，必然产生对东方他者的缺席裁判和野蛮化书写。正如霍米·芭芭所说：“一边是欧洲‘超理论化’的‘偷窃’和歪曲，一边是第三世界创造性生动投入的积极体验，这使人们看到划分成东方西方的两极镜像……这种非历史的划分发生在１９世纪，它以进步的名义使排外性的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出笼。”
孩童时代的文化记忆，经过了帝国意识的不断强化，在康拉德的创作中结晶成为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噩梦。《“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那４个月的航程充满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艰难险阻，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魔幻之旅。所以，作者描写帆船一启航，就驶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航行已经开始，帆船犹如远离地球的一块碎片，孤独、快速地继续前进，好像一颗小小的行星。在她的周围，深邃的天空和大海在远不可及的天际交汇。一个巨大的孤寂的圆周随船移动着，时时变化而又时时相同，总是那么单调而又总是那么壮丽。”
从此，这种无际的黑暗就始终与“白水仙号”同在：“入夜，在天地间不可穿透的黑暗之中，大片大片的光焰悄悄地波动着，刹那间，平静的船连同它的桅杆和索具，连同每一张帆篷每一根绳索，显眼地矗立在突然闪起的光焰的中心，轮廓分明，黑漆漆的，好像一条烧焦的船被包围在一个火球之中，而后，她又长久地隐没在黑暗和寂静的广袤宇宙里，在这黑暗中，轻轻的叹息声像孤独的幽灵一样四处飘荡，使得平静的船帆仿佛受了突然的惊吓而飘拂起来，使得夜幕笼罩的海洋上的微波远远地低吟它的慈悲——声音凄婉、磅礴而又低微……”
此后，船经过好望角时又遭遇了一连三十多个小时的飓风，好不容易脱险，却又碰上顶头风，徘徊在一片死海之中：“船在公海上迟滞不前……谁听说过有这种持续不断的平静和逆风，这是不合自然规律的……我们望着上风方向，看有没有转变的迹象。夜晚和白天，每隔几个钟头，我们就把她掉个头，盼着她最终能调正方向抢风前进！可她却不能。她好像已经忘掉归航的方向了；她左右乱冲，忽而朝西北，忽而朝东；时退时进，精神错乱，好像被逼到墙角的一只胆怯的动物。”
对于这次茫茫黑夜中的旅行，康拉德多年之后仍然心有余悸：“有时候，记忆的春潮会猛然涌上黑暗的九曲河。那时在那荒凉的河流上漂着一条船，——一条阴影似的船被一班幽灵似的水手驾驶着。他们做了个手势，飘渺地招呼了一声，便驶去了。”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无疑具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１７９８年）那样的神秘寓境，“水仙号”就是柯勒律治笔下的那只魔船。《古舟子咏》这首包括７个部分的歌谣描写在一次航行中，老水手所在的航船在恶劣气候下面临灭顶之灾，后来在海鸟信天翁的引导下脱离了险情，可是这只信天翁先是受到了水手们的错骂，后来又被老水手射杀，于是他们遭到了天谴，航船驶进了死寂的南冰洋，酷热难当，水尽粮绝，２００名船员统统死光。此时孤独绝望的老水手得到神的启示，开始用他那习惯骂人的嘴喃喃祈祷。最后天降甘霖，清风吹送他回归故乡。
在《古舟子咏》中，船被困在南冰洋，是因为水手们的杀生渎神行为所致；“白水仙号”的磨难，则是因为在一个白色世界里，不合时宜地闯进了韦特这个黑鬼。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寄托着欧洲白人种族自恋的原始情结。康拉德所刻意描写的“白水仙号”，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杰作，是美的化身。它诞生在苏格兰南部的克莱德河河畔，“是迄今已下水的海船中最壮美的一艘”，以至欧洲白人们都以爱慕的目光凝视着它，“就像一个钟情的男子凝望着一个柔美女人穿针引线忘我劳作”。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白色种族生命中的梦幻之舟：“月色贴在她身上好像一层结霜的雾气，尖圆耀眼的白色帆篷高高耸起，好像一尘不染的白雪。在这阴森而灿烂的光辉里，船儿显得如此纯洁无瑕，好像理想之美的幻景，又如此虚幻朦胧，好像恬静和平的温柔梦境。她的身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实在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清晰可触的，只有甲板上那些浓重的阴影在一刻不停无声无息地扰动；那是些比夜更黑、比人的思想更不安的阴影。”
这样一艘希望之船，岂容一个黑鬼的爪子来玷污它，于是，天怨人怒，回国的航程几乎成为地狱之旅。于是，韦特成为英国小说中继星期五、伯莎·梅森之后又一个“替罪人”，被关在底舱里，４个月不见天日，直至最后作为“人牺”谢罪死去。
在小说中，韦特首次出场的描写就意味着一种不祥之兆。他是个高个子，“那黑人沉着、冷静、魁梧、悍……他比人群中最高的还要高出半个头。……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粗重地在喘息，四周被所有这些白人围着。他在闪耀的灯光里昂着头——那头强烈地刻画着很深的黑影和闪亮的光明——那头强悍而丑陋，还有一张备受折磨被压扁了的脸——这张脸可怜而凶残：这正是一个黑人灵魂的悲惨、神秘、讨厌的面容”。
韦特之所以引起作者如此强烈的排斥反应，是因为在康拉德的意识里，“黑鬼”就是死亡的象征，他们身上有一种地狱般的魔力：船行不久，“他一摇一晃地大步走了出来。他的外表和以往一样强壮有力，但是他的步履不稳，显得有点奇怪和做作；他的脸也许消瘦了一些，他两眼突出，样子骇人。他的出现似乎加快了行将逝去的光明退隐的速度；夕阳猛然落下，仿佛在逃避我们的黑家伙；他身上散发出一片黑雾；一种微妙而阴郁的感应；一种冷漠和惨淡的气息向外弥散，像服丧的黑纱一样笼罩在所有人的脸上”。
此后，作者就把“懒鬼”的称号强加给韦特，让他称病卧床不起，去传播来自地狱的信息：
“人们静静地站在周围，怒目而视。这个不期而遇的死的概念，正是他们时时期待，而又最不愿听到的，而这可憎的黑人又像在吹嘘又像在威吓，每天一次又一次地拿它来刺激他们。死亡一直伴随着他安逸的生活，他似乎对此感到骄傲；谈起死亡，他就盛气凌人，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别人能同这样的伴侣如此亲密了，他在我们面前不断地炫示它，他对它执着的感情使人觉得它的存在是不容置疑，同时又是不可思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