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与同时代其他殖民作家的区别在于：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作为流放者的边缘地位从来都保持不懈的觉悟。由于他不是一个被全面吸收、彻底同化的英国人，所以他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保持一种反语距离。“白水仙号”的魔幻之旅，吉姆的东方传奇，马洛溯江而上的航程，卡兹惊心动魄的冒险掳掠和叙事本身，都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欧洲人正在亚洲和非洲实施帝国统治。
然而，康拉德毕竟是一个以西方姿态写作的作家，身上预示了西方后来对第三世界形成的各种看法，对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式看法根深蒂固，其小说依然表现出十足的帝国主义盛气凌人的家长式作风。在他看来，没有西方人的支持和领导，这个世界的偏远领域简直就没有生命、历史、文化可言，没有独立或完整可言。用康拉德的话来说，如果那些地方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也不过是些腐朽不堪、堕落败坏、无可救药的现象。
１８９８年问世的《“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是作者航海小说的发轫之作。在小说中，黑人水手韦特的身上有一种地狱的魔力，他的出现“似乎加快了行将远去的光明隐退的速度……一种冷漠和惨淡的气息向外弥散，像服丧的黑纱一样笼罩在所有人的脸上”。与此同时，东方世界则是一片混沌：在那些狂风之夜，“似乎整个宇宙已经荡然无存，惟有黑暗、呼啸、狂暴——还有船。船好像是彻底摧毁的天地万物中最后的一片残骸，负载着罪恶人类的受苦受难的余孽，漂浮着去经受正在实行复仇的恐怖所带来的苦恼、喧嚣和痛苦”。
《黑暗的心脏》由海员马洛自叙自己奇特的刚果之行。经过一个半月的跋涉，马洛到达了目的地。一路上，马洛在各个贸易站总是听人说到一个内陆站的头头库尔茨。他搞到的象牙相当于其他各站的总和，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一流的公司代理人”，“万能的天才”，有望成为公司管理部门的一名要员。然而，当马洛打捞并修好汽船，逆流几百英里，到达库尔茨的贸易站时，库尔茨已经身患不治之症。最后，马洛将库尔茨的遗物带回了欧洲，交给了他的未婚妻。
康拉德的小说证实了西方对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习惯看法，表现了极其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线性发展。正如赛义德所说：“这些世界观使读者和作者的视野都遭到扭曲……我们看到了康拉德如何批判那个时代的帝国意识形态，也看到了他如何再生产出那个时代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康拉德看来，非洲这个辽阔的大陆是野人出没、迷信和狂谵盛行的地方，是个注定让人鄙视、让上帝诅咒的食人生番横行的蛮夷之地。在《黑暗的心脏》中，已被殖民主义欧洲征服的黑色非洲，历史惊人地倒退了千万年。在这片“远古时代的黑夜中旅行”，“我们好像是在史前的大地上漫游，在一片外貌像一个陌生的行星的大地上漫游”。为此，马洛由衷地慨叹“这片土地，这条大河，这片丛林，这光焰无际的苍穹，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如此无望，如此黑暗”。
在这饱受异族蹂躏的刚果热带丛林中，在地狱的角落里，游荡着一群麻木不仁、濒临死亡的野蛮人。这些“黑色的人形，有的缩着，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背靠着树干，有的趴在地上，一半露在光线下，一半掩在阴影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他们在慢慢死去……他们现在已不是世上的生灵了……只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阴影，七倒八歪地躺在绿色的黑暗之中”。
康拉德不仅强化了英国的文化帝国，而且把他的残余帝国主义倾向传给了他的继承者们，使吉卜林（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年）的小说将１９世纪的帝国叙事推向了极端。在吉卜林的意识中，大英帝国存在着一个从西到东的虚拟的统治链，正如骡、马、象、牛听命于车夫，车夫听命于中士一样，中士、中尉、上尉、少校、上校、准将、上将都形成了一种相应的统治关系，最后是“上将听命于总督，总督听命于女王”。
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吉卜林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中的平凡故事》、《盖茨皮一家的故事》、《人力车怪影》、《在喜马拉雅杉树下》、《三个士兵》、《小威利·温基》。这些作品以印度的大自然为背景，描述了英国士兵、军官、官僚以及其他英侨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流露出白种人强烈的优越感，赞美帝国的扩张精神。在艺术性上，他的短篇小说构思新颖，文笔简洁，引人入胜，这就使他的作品宛如热带森林中一丛色彩鲜艳的毒菌，美丽，然而有毒。他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是９０年代写的《丛林故事》和《丛林故事续篇》。书中描绘印度丛林中的人与兽，叙说了狼孩莫格列由母狼抚育、和野兽一起生活在莽林中的故事。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在这两部作品中也有曲折的反映，他企图表明生活就是掠夺，动物在生存斗争中需要强力、勇气和纪律，书写出来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他的长篇《吉姆》（１９０１年）建立在英国长期以来对印度的看法的基础上，即认为印度需要，甚至乞求英国的保护。小说主人公凯姆巴·奥哈拉，绰号吉姆，是驻印爱尔兰士兵的孤儿，幼年流落街头，遇到从西藏来的喇嘛太虚，就随他一起旅行，后来又被他父亲的老同事英国上校克莱顿收养。吉姆一方面对喇嘛百般顺从，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克莱顿交给他的侦察任务和情报工作，从而沦为英国侵略东方的马前之卒。
１９世纪后期，法国的殖民扩张，集中在黑色非洲。从１９世纪初期开始，法国从西部非洲沿海一步步地向内陆扩张，到１８９５年已将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象牙海岸拼凑为法属西非殖民帝国。
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国小说作为帝国事业的号筒，一直在舆论上支持着法属非洲帝国的运转。此期在莫泊桑的创作中，关于帝国的描写比比皆是。他的短篇小说《玛珞伽》、《阿鲁玛——沙漠之恋》露骨地认同高卢“种马”、上校奥巴尔等对黑色非洲的性掠夺，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欧洲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非洲的性奴隶而不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些东方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信赖。因此，奥巴尔们尽管一点也不爱这个原始大陆上的姑娘，但仍然可以尽情地在她们身上发泄自己黑色的情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钟情于这个属于另一个种族的生物。
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１８８５年）中，非洲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法国连为一体，互相依存，成为法兰西帝国的军事前沿和经济前沿。因此，在帝国的心脏炒作北非问题甚至可以在法国现实社会中产生神奇的文化泡沫和经济泡沫。小说开始时，主人公乔治·杜·洛瓦梦想到巴黎发迹，虽然出师不利，但却生逢其时。当时法兰西全国正为阿尔及利亚而疯狂，所以在北非服过军役的杜·洛瓦终于成了时代的宠儿。凭着北非军旅生活的随笔，他不仅在《法兰西生活报》报社飞黄腾达，而且有望敲开国会的大门。
三
２０世纪，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帝国主义的阵线分崩离析。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真正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时期，西方的帝国主义迷梦已经无可奈何地破灭了。然而，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全新格局，仍有不少西方人还沉醉于晚期殖民的幻想之中。为了重构白色神话，帝国主义的晚期叙事生发出了新的文本激情，其典型表现，一是将非西方边缘化，二是将白种人神圣化。
在迈向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西方小说可以继续编造关于东方的自由弥散的神话，可以由传统的对于非欧洲的野人的指斥发展成为对整个有色人种及其文明的全盘否定，然后随心所欲地对之进行无穷无尽的重构和书写。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殖民地人民道德的堕落，是招致西方镇压和惩罚的主要原因。
１９１０年，英国着名小说家约翰·布肯写出了一部殖民主义的经典之作《普雷斯特·约翰》。书中写道：“先天的面对责任的不同态度，正显示了白人与黑人的不同。”此后，英国作家福斯特、ＴＥ劳伦斯等，在创作中一再重复了这个殖民主义的谎言，将一种离经叛道、道德败坏、麻木不仁、没有自己的文化家园而热衷于血腥复仇和恐怖活动的漫画式形象强加给东方的“哑言主体”。
福斯特（１８７９～１９７０年）曾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１年间两次游历印度，１９２４年创作了《印度之行》。在小说中，英国姑娘阿德拉和莫尔太太在游历印度期间与印度医生阿齐兹建立了友谊，便接受了他的邀请，和政府学院院长菲尔丁一起去参观马拉拜山的洞穴。尔后阿齐兹被指控在洞中污辱了阿德拉而被捕。在审讯过程中，阿德拉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最后承认洞内受污只是在闷热潮湿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幻觉。在小说中，阿齐兹审判的独特性在于福斯特承认“法庭不足信的诬陷”不能成立，因为那只是调和英国强权与对印度不公的一种“幻想”。
ＴＥ劳伦斯早年曾到非洲考古，后来作为帝国的代理人被派往东方，担当专家、探险家、怪人和殖民权威的多重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游击队领导人。他从１９１９年开始创作有关阿拉伯战役的小说，可是大部分初稿却在里丁车站被窃，由于他的笔记本早已毁掉，只能凭记忆重新创作，于１９２６年发表第三稿《七根智慧之柱》。这是一个用英国军官的视点讲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抗奥托曼帝国的故事。
在小说中，劳伦斯毫不含糊地贬斥阿拉伯人，认为闪米特人“固执己见、鄙视怀疑，是如今令我们最头痛的民族……他们是一个思想局限，狭隘的民族”；叙利亚人则是一个“具有日本人的快捷，但肤浅，像猿一样的民族”。很显然，《七根智慧之柱》是站在西方霸权的世界秩序内部从特权和权威的角度写的一部着作，劳伦斯作为帝国臣民的主体，也就成了欧洲种族总体论话语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