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世纪的欧洲资本帝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着，而且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东方。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欧洲对东方的认识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权威性和学科性。但是，欧洲所关心的是扩张的范围和如何为接受东方而使用的更加严密的技术。与此相适应，欧洲小说亦步亦趋，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如ＷＡ威廉斯所说，在１９世纪，“帝国的扩张必然要发展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与军事、经济和政治方式相配合。这一切使“帝国得以保持和扩展，而又不破坏其精神、文化和经济的实体”。
解读１９世纪前期欧洲的文化档案，我们发现帝国事业的描写铺天盖地，尤以英国小说为甚。在简·奥斯汀、玛丽、夏绿蒂·勃朗特、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这些主流作家的文本中，帝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背景或镜像几乎无处不在。霍米·芭芭指出：“一边是欧洲‘超理论化’的‘偷窃’和歪曲，一边是第三世界创造性生动投入的积极体验，这就使人们看到划分成东方西方的两极镜像（尽管是内容和意图倒置的镜像）；这种非历史的划分发生在１９世纪，它以进步的名义使排外性的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出笼。”来自１８世纪的奥斯汀基本上属于前帝国主义时期的小说家，其作品隐含着更多的是对帝国主义扩张的理解。在她那个时代，英国特别热衷于在加勒比海、南非，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活动。
她的沙文主义小曲《曼斯菲尔德庄园》（１８１４年）的主人公从殖民地获取了特定的财富与利益，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外的地位。
在小说中，奥斯汀把托马斯·伯特伦的海外财富视为合法，把平静、有序、美丽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看成它的自然延伸，看做边缘资产对中心资产的一种经济支持。小说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尽管不明显，却是稳步地为帝国主义文化开拓出广阔的道路；没有这种文化，英国随之的海外掠夺就不可能进行。
奥斯汀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清楚地使国内的权力与国际的权力同时产生。她让人们看到，与等级、法律、财富等高一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必然根植于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与统治。如果没有奴隶买卖、食糖以及殖民地的种植阶级，就不可能有伯特伦一家，托马斯爵士也就不会成为读者所熟悉的１９世纪初的一种阶级类型。
根据奥斯汀的描述，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城乡任何地方无论如何与世隔绝和闭塞，都需要海外的支持与维护，在英法竞争之前，西方殖民帝国（如罗马、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是一味掠夺，只是忙于把财产从殖民地运往欧洲，而很少注意殖民地自身的组织或系统。而英国，其次是法国，它们都想建立起长久的、有利可图而不断发展的帝国。
奥斯汀证实并重复了包括贸易、生产及消费的扩张中的地理过程，这一过程为道德设定确立了基础，并做出了保障。正如加拉赫提醒我们的：“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殖民统治，这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扩张在总体上是被接受了，所以，到头来，在扩张问题上很少有来自国内的压力。”
与奥斯汀关注帝国的向外扩张不一样，玛丽·雪莱于１８１８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个古老的种族主义寓言。它在表面上探讨关于社会中人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但在不经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国主义的情感。在这部具有多重结构的书信体小说中，怪物的叙事就是偷偷地学着做人的过程。然而，作者笔下“那个‘日内瓦法官’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说话时那种十足的例行公事的语气，不由让我们想起绝对的他者是无法变成自我的”。所以，怪人要求弗兰肯斯坦为自己造一个异性同类以伴余生，并保证他们不再杀人，将远离人类文明，到南美的荒原去安家落户。对此，弗兰肯斯坦担心他们会繁衍出一代怪人起而造反，断然拒绝。弗兰肯斯坦不能生产出“女儿”，更是因为“她有可能比她的同伴坏上一万倍……这样，一个怪物的家族就会在地球上繁殖起来，使人类的存在变得不稳定，充满恐惧”。事实上，弗兰肯斯坦曾试图驯化怪物，试图将他带入人类法则之内对他进行教化。然而，玛丽的加尔文派法官的世俗声音的社会合理性提醒我们，怪物有自己的特性，再得当的措施也奈何不了他。
作者在这个精心编织的小说的第一部分安排了三个人物弗兰肯斯坦、亨利·克勒弗和伊丽莎白·拉文萨，他们是童年时代的三个朋友，似乎代表康德关于人类主体的三部分概念：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其中亨利·克勒弗属于实践理性，所以他“计划……游历印度，认为应该掌握几种那里的语言，熟悉那里的社会，以及那里的物产，以便为欧洲殖民主义和贸易事业尽力”。
在这里，语言与其说是为了传教，不如说是为了经济利益，“他来上大学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完全掌握东方的各种语言，这样，他就等于给自己的生命开辟并且标出了目标范围。既然他已经决心追求有光有彩的生活，他就把自己的视野转向了东方，以便给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找到寄托的空间。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梵文，让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玛丽的种族主义思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直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它在英国文学中也仍有袅袅余音。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背景在中世纪，他的小说《护身符》（１８２５年）写肯尼斯爵士在巴勒斯坦沙漠的某个地方与一个萨拉辛人打成平手，事后他却这样评论：“你们这个蒙昧的民族是邪恶的魔鬼的后代，没有它们的帮助你们不可能抵挡上帝勇敢的战士们如此猛烈的进攻而仍然坚守巴勒斯坦这块被赐福的土地。我并不是特指你们萨拉辛人，而是泛指你们的民族和宗教。然而，使我感到奇怪的并非你们是魔鬼的后代，而是你们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萨拉辛人的民族确实可以上溯到埃布里斯这位穆斯林的卢西弗（撒旦）。“但真正令人好奇的却不是司各特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中世纪’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他让基督教徒以一种１９世纪的欧洲人根本不会采用的方式从神学的角度去攻击穆斯林；而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从‘总体上’谴责整个民族，同时又以一句冷冰冰的‘我并不是特指你们萨拉辛人’，试图对这一谴责进行某种程度的缓和。”
３０年代之后，欧洲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度写实的发展阶段，而现实主义小说所达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不声不响地获得了社会对海外扩张的赞同。夏绿蒂·勃朗特、狄更斯、萨克雷的创作中有关殖民扩张、劣等种族或“黑鬼”的看法，也就成了帝国历程的一部分。
夏绿蒂一生足不出户，却对英国的海外霸权抱有极大的热情，《简·爱》（１８４７年）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殖民地，或将前往殖民地。这些使作品充满了十足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陈腐的种族歧视。
在简·爱眼中，伯莎·梅森人兽难辨，甚至就是“披着衣服的野兽”。作者塑造这一貌丑刻毒、阴险刁钻、贪婪自私的悍妇，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欧洲种族主义的男权政治对性别诠释的权威性和垄断性。这种话语方式把殖民地女性生活中的物质和历史异质性殖民化，认为西印度群岛就是野蛮的象征、淫荡的象征，于是生产（或者不如说“生造”）出一个复合的、特殊的“第三世界女性”。而与此相呼应，帝国之鹰罗切斯特则把伯莎·梅森所出生和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把这片英属殖民地看成是地狱。他要突出重围，争取正常的、文明的生活；而呼唤他，帮助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文明欧洲。正是这种意识使罗切斯特将伯莎·梅森这只“肥鹅”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黑屋子里，并无视法律与简·爱重婚。
斯皮瓦克认为，这种区分，无疑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夏绿蒂·勃朗特本人一再强调，她的成就和魅力只在于她独特的个性、强烈的激情和丰富的想像力，她所创造的世界仅仅是她内心生活的世界。然而，她的作品中所暗含的宗主国的语境，充其量只是殖民宗主国好斗女性主体的心理传记罢了。这种心理传记明确地反映了作家作为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与最大殖民地宗主国公民的优越感，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偏执和鄙视。
在小说最后，作者放飞了另一只帝国之鹰，强迫圣约翰·里弗斯抛弃迷人的奥立弗小姐，并为他找到了一个“神圣的”职业——传教。在作者眼中，东方殖民地毫无权力地被分派扮演本体论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中的“他者”，是被教化的劣等民族。这种描写，增强了文本的殖民主义说教，体现了作者对贯穿于社会传教团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肯定与推崇。对此，法国人皮埃尔·布迪厄写道：教士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没有教会，就没有了救赎——尤其是当他们成为一个文化复制机构的高级教士之后，就更是这样认为，这个机构将他们神圣化，由此也就把他们对任何别的文化世界的主动的无知以及更重要的被动的无知神圣化了。”
夏绿蒂幻想的产儿圣约翰虽然被加尔各答的烈日烤焦了，但是英国作家们的东方热情丝毫不减。狄更斯的创作撒播有关帝国自由贸易的话语，表现了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小说家所特有的一种自负。他在《董贝父子》（１８４８年）的开始部分，让董贝用自我主义的方式唤回嘲讽，特别强调了董贝之子的出生的重要性：
地球是为董贝父子的买卖而造；太阳和月亮为他们的照明而生；江、河、海洋只为他们行船而流动；长虹许诺他们风和日丽；风儿随他们的事业运行，所有的星星都围着他们旋转，形成一个永远以他们为中心的系统，连常用的缩略语在他们眼中都具有了新的、只有他们能够理解的意义，比如：ＡＤ，已不代表“公元”，而是指“董贝”与“儿子”。
澳大利亚最早由库克船长发现，是英国１９世纪建立的流放殖民地，其主要作用是容纳那些死有余辜的重罪犯。到了４０年代，狄更斯开始对澳大利亚产生兴趣，《大卫·科波菲尔》（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中的威尔金·密考柏欣然前往澳大利亚移民，《艰难时世》（１８５４年）中的汤姆最后坐船去了殖民地，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快速致富的场所、正人君子的天堂和劳工们的伊甸园。
所以，狄更斯在《远大前程》（１８６１年）中写的是匹普如何痴想既不靠兢兢业业的劳动又不靠贵族阶层的资助而一举成为绅士的故事，然而正是一位远徙澳大利亚的囚犯的财富使匹普所期待的远大前程成为可能。他幼时曾经帮助过一个服刑的囚犯，名叫阿贝尔·马格维奇。此人迁徙澳大利亚后，很快致富，然后出于培养一个绅士的奇想，通过律师让匹普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马格维奇非法潜回伦敦。当匹普以赎罪的姿态承认那个衰老的、仇恨在心的、充满报复心的罪犯有恩于自己后，匹普本人的精神也崩溃了。最后，一个崭新的匹普出现了，不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绅士，而是一个辛勤奔走于东方的商人。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匹普终于凭借自己从黑色非洲掠得的财富进入了上流社会。这种结构暗示了大不列颠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和旅游往来：那里的居民是有色的劣等民族，有待许多现代鲁滨孙去改造。在这里，文化和帝国主义交合在一起，正如欧·布里恩所总结的：“帝国为其扩张宣传，创造出平安的幻觉与境外投资者高额利润的虚假前景。”
萨克雷与１９世纪中期英国所有的主要作家一样，都接受了一种全球化世界观，不能忽略英国霸权在海外的拓展，认为英国国内秩序的定位离不开特定的英国海外秩序。他的《名利场》（１８４８年）对印度的暗示到处可见，作品中有许多与海外有关的想象：约瑟夫·塞德勒是一位行为粗野、腰缠万贯的印度地方长官，约瑟夫·多宾在安详地写着旁遮普省的历史。
１９世纪前期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政策变换，属地失尽，这一切意味着在法国文化中，法帝国的同一性与存在将受到影响，而北部非洲在１８７０年之后才出现在宗主国的法国文化中。不过，法国小说也不乏帝国历史的回声。在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１８００年）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对基督教欧洲和法帝国宏伟壮丽的赞歌。雨果的《布格·雅加尔》（１８２６年），描写的是殖民地海地的奴隶起义，表现的却是一个黑奴对白种女主人的虚假的爱情。他还在《拿破仑颂》中极力颂扬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文治武功。梅里美的短篇《塔芒戈》聚焦贩卖黑奴的白人海盗船，暗示正是黑奴们愚蠢的暴动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维尼的《军人的屈辱与伟大》（１８３５年）叙述了政治犯被流放美洲的故事。在巴尔扎克笔下，海外冒险成了一条致富的捷径，《欧也妮·葛朗台》（１８３３年）中的查理靠贩卖奴隶（包括黑人和中国人）挣得了数百万家产；《纽沁根银行》中的纽沁根投资美洲，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贝姨》（１８４６年）中不争气的年轻儿子被送到殖民地，年长一些的穷亲戚也去那儿想重新获得失去的财富。福楼拜对东方人的看法散见于《圣安东的诱惑》、《萨朗波》、《旅行记》等小说、笔记和未完成的故事之中。这些作品一方面怀着白种男人的优越感描写了东方妇女的失语症，另一方面又视埃及为一个邪恶的民族；描写其男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或与女子交合，或与猴子鸡奸，或表演手淫致死。
二
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实际上的地理占有成为帝国的最终目标。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印度总督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库尔森勋爵曾经志得意满地说：“我时常喜欢向自己把这个伟大的帝国构造描写成一个巨大的结构，就像丁尼生的‘艺术宫殿’，它的基础就在这个国家，必定由英国人奠基和维修，但是，殖民地却是它的支柱，而高高在上的是浮动的硕大的亚洲穹隆。”此期，西方列强以帝国的都市为中心，以年平均８３０００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到１８７８年占有了地球上６７％的土地，到了１９１４年，年扩张增长率已达到２４万平方英里。欧洲以殖民地、保护国、属国、自治领地以及共同财富等各种名目所占有的庞大疆域，已占地球总面积的８５％。在１９世纪末的欧洲本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脱离帝国，经济的发展急需海外市场、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以及一本万利的土地。
此期英国的强权得到了经久不断的加强，英国小说则对强权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描写，在１８８０年以后越来越露骨地表现普遍和大胆的帝国情感。小说作家们从不提出放弃殖民地，而是随心所欲地根据描写的需要来使用那些周边的疆土，以致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描写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叙事风格。在康拉德、吉卜林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帝国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