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致相近的古代文明。然而，当新时代的第一缕阳光在东方的亚、非大陆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之时，西方的欧罗巴却还是一片沉沉黑夜。在世界史上，欧洲文明乃是一种晚出的文明，直至１５世纪，西方一直是世界欠发达地区，生产力、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东方世界。
在西方文明鸿蒙初辟的时期，地处欧洲东南端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被来自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文明涛声惊醒了。他们从漫漫长睡中睁开眼睛，惊奇地发现东方文明正在走向成年，而自己还在野森林里爬行。于是，他们知耻而后勇，他们急起而直追。他们接受了东方文化的洗礼。一时间，亚、非巨大的文明运动开始激荡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亚平宁半岛，东方的哲学、诗学、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入欧洲，从而造就了精英辈出的雅典和罗马。
就在古代各民族文明空前融合的时期，世界小说艺术在西亚都市米利都和以弗所兴起了。这些爱奥尼亚人的天才创作虽然毁于古代频仍的战乱，但是其艺术生命却通过公元前６世纪以后希腊的原始小说得到了延续，正是古道上的旅客将说话艺术和最早的话本从爱琴海东岸移植到了雅典。从此，一种秉承东方艺术灵感而又经过自己民族文化消化过的新的文学样式就开始在欧罗巴的艺苑中迎风怒放了。
从公元前６世纪到公元３世纪，欧洲原始小说之流奔涌了将近９００年。它们和诗歌、戏剧一起铸就了欧洲古代文明。而在问世之初，欧洲文明就是内蕴种族主义的人类文明，欧洲原始小说同样也未能摆脱这样的文化逻辑。
种族自恋是欧洲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品格。文明的晚熟并没有使他们气馁，而是使他们很早就热衷于一种造神运动。文化超人，是古希腊人最高的人格理想。所以，他们不仅以自己为蓝本创造了众神的形象，而且以超人为模特儿塑造了欧洲原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男性俊如天神，女性美若天仙，几乎是欧洲原始小说中一成不变的文学原型。卡里同的《凯勒阿斯与卡利罗亚的爱情故事》，不啻一部脱胎于《伊利亚特》的散文史诗：绝色少女卡利罗亚（海伦）被卖到东方，亚洲群芳无色；她的丈夫凯勒阿斯（阿喀琉斯）单枪匹马地远征亚细亚，无人能敌。最后，凯勒阿斯诉诸暴力，不仅夺回了妻子，而且掠得了巨额的财富。
与此同时，赫利奥多罗斯的《埃塞俄比亚传奇》同样充满了一种肤色歧视。小说主人公卡里克勒亚和忒亚根，尽管遭遇海难、逼婚、被俘、火葬、献祭等灾难，仍然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南奔向黑色非洲，这是因为他们肩负着作者赋予的巨大的文明使命：当欧洲文化造福于世界之时，埃塞俄比亚却还在用战俘祭神，所以，文明欧洲应该拯救、教化这个野蛮的种族。
因此，出于叙事的需要，作者不惜对人类遗传的基因图谱进行了重组，在小说中编造埃塞俄比亚皇后生下了一个白皮肤的女儿的神话，从而顺理成章地将女孩送到德尔斐去接受文明熏陶，从而赋予她高贵的希腊精神。
在成功地对主人公进行了肤色和文化置换之后，作者这才对他们进行精心的文化包装。在作者笔下，如果说卡里克勒亚是猎神的化身，那么忒亚根则是战神重临。作为全埃塞俄比亚迈向文明的救星，他们的冰清玉洁、勇毅绝伦烛照了黑色非洲的夜空，最终促使埃塞俄比亚皇帝和祭司作出了废除人祭的决策。
可以说，欧洲原始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构成了一种绝代美女与文化超人的叙事模式，而种族自恋又必然导致野蛮东方“他者”的文化倾向。赛义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世界史上，“欧洲人和他们的‘异类’之间的系统交往已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一个‘我们’和‘他者’，每一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置疑地摆在那里。我曾在《东方主义》里提到，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对野蛮人的看法”。
在古代欧洲的身份概念中，东方的亚、非民族都属于没有开化的野蛮种族，它们与文明欧洲相对，有待于白色种族的救赎。
在欧洲原始小说作者笔下，东方民族经常以异类的形象出现。
《居鲁士的童年》描写亚洲霸主阿斯杜阿该斯因为哈尔帕哥斯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便将其１３岁的独子杀死，让哈尔帕哥斯自食之。《聪明的窃贼》则把全埃及最聪明的人描写成为一个窃贼和盗尸鬼。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用讽刺笔法刻画了获释奴隶特里马尔基奥的形象。此人从叙利亚来到罗马时，嘴上还未长毛。但他从１４岁起就博得了主人的欢心，同时听命于女主人（的情欲），从而成了全家的主宰，最后获得了自由并得到了主人的遗产，靠着贩卖奴隶、放高利贷和经商成为巨富。对于这样一个闯进欧洲暴发户行列的东方异类，作者的鄙夷之情油然而生，特别点出这个叙利亚人“以前只是蛤蟆，现在却是国王”。
无独有偶，《金驴记》也将一伙走街串巷的叙利亚艺人书写成为江湖骗子，其头目菲赖宝更是一个十足的小丑。这伙人敲打着铙钹和响板，抬着叙利亚女神阿妲的神像四处诈骗行乞，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播撒同性恋毒素，使所到之处无不乌烟瘴气。《达夫尼斯和赫洛亚》中的莱斯博斯岛本来是一处世外桃源。然而，当秋意正浓、葡萄成熟之时，却有一伙北非退尔强盗乘坐卡里亚人的海船（以免人们认出他们是野蛮人）不期而至。他们气势汹汹，四处抢劫，不仅将牧牛人多尔孔毒打致死，而且还企图劫持达夫尼斯。
欧洲原始小说指斥东方他者类同海盗，而事实上却是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主的南欧海盗多次远征东方。在上古时期，东方文明远远高出西方文明。黑格尔曾经说过，当长江、黄河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河、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早在蒙昧时代，西方人就魂牵梦萦于东方广袤神秘的大陆和神话般的财富。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英雄们远航黑海夺取金羊毛的故事实际上是古希腊人打通东方商道的一次远征，特洛伊战争更是阿开亚人在迈锡尼王的率领下开辟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历史旅程的体现，是一场披着神话外衣的侵略战争。因为所谓海伦被劫，现在证明只不过是一个斯巴达婚姻女神的抢亲仪式罢了。
欧洲文明中这种与生俱来的扩张倾向，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尚武意识和海盗精神。在远古时期的欧洲，海盗是令人仰慕的正常营生，军人则是受到全民崇拜的武士之花，战争的功勋是巨大的业迹，黩武精神是最高的美德。这种扩张思想不仅使阿开亚人特别好战，而且深深地渗入了西方文化的巨流之中，使之成为欧洲原始小说百唱不厌的主题。在《真实的故事》中，“我”竟能够带领５０名同伴漫步太空，血战太阳军。在《凯勒阿斯与卡利罗亚的爱情故事》中，凯勒阿斯的东方之旅，只不过是一次披着爱情外衣的海盗式的远征与抢劫，一种强烈的掠夺欲望使凯勒阿斯对阿拉德岛进行了地毯式的洗劫。在凯旋叙拉古之时，他带回来的战利品，除了一支舰队和大量的贵重金属外，竟然还有皇帝的眠床、餐桌和宦官。凯勒阿斯的成功，大大激活了希腊人那种能在海外冒险的过程中一夜暴富的幻想，所以小说问世之后仿作蜂起。
如果我们对欧洲原始小说中的种族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可以构成种族自负——野蛮他者——殖民扩张这样的三部曲。其中自认高人一等的种族自负是他们向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野蛮他者可以为他们的征伐披上种种合法的外衣；殖民扩张则是他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原始小说中的这些理念，基本上建构了后世欧洲种族主义的文化模式。
二
公元５世纪，地中海北岸曾经盛极一时的奴隶文明消逝了。
欧洲开始了孕育封建文明的漫长过程，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文化废墟上的欧罗巴。
地中海涛声依旧。然而，处在文明的断裂与重建过程中的欧洲人发现他们只能又一次地远望东方文明之项背。在中古时期，亚、非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始终对欧洲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无声的挤压。但是，西方人积习难改，他们举全欧之力，于１０９６～１２９１年间发起了８次十字军东侵，到头来却是引火烧身，致使阿拉伯人像决堤的海潮一样围困巴黎，西班牙被北非的摩尔人占领达６个世纪之久，希腊直到１９世纪还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
在中世纪的文明冲突中，欧洲人在现实生活里始终处于下风，只好在虚拟世界中去描绘胜利。于是，《罗兰之歌》和《熙德之歌》破土而出。《罗兰之歌》叙述法兰克查理大帝和他的１２个重臣之一罗兰率军远征西班牙的战事。查理大帝为了反击阿拉伯人的扩张而远征西班牙，鏖战７年，惟有沙拉古索城未被征服。查理兵临城下，国王马西理被迫遣使求降。查理班师回国，罗兰率军两万殿后，在比利牛斯山谷中遭到优势敌军的伏击。罗兰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在只剩下６０名斗士时吹号求援，查理大帝驰援，罗兰已率军全部战死。时敌军溃逃，天色已晚。查理吁求太阳不落，率军追击。马西理军一部被歼，大部溺死。第二天，伊斯兰大主教巴里冈率４０个王国的一百多万大军来援，查理率军与之激战，杀死了巴里冈，马西理见状亦气绝身亡。这样的描写，无疑极大地满足了欧洲人的自负情感。中古欧洲盛极一时的英雄史诗堪为近代小说的先声，而《罗兰之歌》、《熙德之歌》
所代表的种族叙事，也深深地渗入了后来的欧洲小说创作之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漫漫长夜，欧罗巴终于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从此，地中海沿岸文明冲突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通，欧洲人不再仰承地扼东西商道上的土耳其人之鼻息，“勒班多”海战则打破了土耳其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各国在大西洋彼岸和东方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殖民掠夺；而生活在这个前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欧洲小说精英们，从薄伽丘到乔叟，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都毫无例外地沉醉于海外殖民的迷梦之中。
短篇小说是欧洲近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浪潮，《十日谈》（１３４８～１３５３年）则是欧洲近代小说殖民叙事的开山之作。小说一开始就进行欧洲基督教文明卓尔不群的陈腐说教。“杨诺劝教”
中的犹太商人到罗马实地考察，发现基督教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神圣的京城”乃是藏污纳垢之地，教皇、主教无恶不作，无非是叫基督教早些垮台，有一天从地上消失。然而最后，他还是听从基督教商人杨诺的游说，到教堂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这是因为“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还是屹然不动……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圣”。
这种强烈的种族自负，使作者在“三只戒指”中将埃及苏丹萨拉丁丑化成为奸诈无信的小人，在“埃及公主”中把公主阿拉蒂描写为几乎给所有亲近她的男人带来杀身之祸的祸水，在“愚女修行”中把异教姑娘阿莉白丑化成愚蠢透顶的荡妇。
在薄伽丘看来，弘扬欧洲武士的冒险精神古代不可少，当今更需要。所以，欧洲的十字军东侵被作者诗化为一项英勇豪迈的事业，第１０天故事第９中的托勒罗虽然因基督教骑士兵败埃及陷身为奴，但是仍能在萨拉丁的帮助下与妻子破镜重圆。与此同时，海盗也依然是社会上人人趋之若鹜的行当。意大利富商兰多福在塞浦路斯岛经商失败，决定改弦更张，“存心做个海盗，截劫海上的商船，尤其是那土耳其人的船只”。结果不到一年就大获成功。尽管他在归途中又遭到热那亚人的抢劫，但却在海上飘流过程中意外地得到了一箱宝石。比萨法官理查的少妻巴托罗米霞被海盗帕加尼奴抢去，理查好不容易在摩纳哥找到了她。但是巴托罗米霞坚决不跟丈夫回家，在丈夫死后和海盗结了婚。塞浦路斯贵族青年加莱苏愚钝无比，类同白痴，被人呼之为“西蒙”（畜生之意）。后来，他在对伊菲金妮亚的爱情的激发下，学会了绅士派头，练就了一身武艺，“陆战海斗，无一不能”。然而，西蒙开窍后的所作所为，只是在海上劫夺别人的情人，从婚筵上抢走他者的新娘。在以上这些短篇小说中，作者以抒情的笔调肯定兰多福的海盗行径，以赞颂的口吻认同西蒙的天下横行，书写出来的是弱肉强食的海盗法则。
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１３８７～１４００年）步薄伽丘之后尘，安排时代宠儿武士首先粉墨登场，让他一开口就极力渲染古代雅典国王希西厄斯征服东方亚马逊女人国后凯旋归来的壮观景象，从而给全作定下了基调。在“僧士的故事”中，作者一方面用夸饰的笔调颂赞古代欧洲君主亚历山大、朱理厄斯·凯撒在亚洲和非洲建立霸业的赫赫武功；另一方面又耸人听闻地编造古代东方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波斯女王齐诺比亚、叙利亚王恩替渥格斯在文明的冲突中惨败于西方的文化寓言。小说还表现了近代西方人垂涎东方世界的财富的殖民企图，描写中国元朝时的成吉思汗拥有铜马、魔镜、神戒、宝剑等稀世珍宝，以期激活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无穷想象和冒险激情。作者还通过一些故事张扬了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威力和神奇效应。在“律师的故事”中，罗马帝国公主康丝顿斯的艳名传遍天下，叙利亚的苏丹为了和她结婚，“宁可毁灭穆罕默德的宗教，显耀基督的信仰”。然而，他的母后乃“罪恶之泉”。在婚筵上，苏丹和所有的基督教徒悉数被杀，康丝顿斯被劫上了一只无舵的小船。从此，她在茫茫海上和蛮荒之国到处漂泊，不仅处处受到上帝的救护，而且使很多野蛮的民族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女修道士的故事”描写在亚洲的一个都市，耶教小学有一个７岁的唱诗童无端地被犹太人杀害。然而，这个小殉道者死后竟能在圣母的帮助下高唱赞美曲。
法国作家纳瓦尔王后的《七日谈》（１５５９年），其影响虽不及薄伽丘和乔叟的创作，但是仍然不乏殖民叙事的诗情。“与人为善的少妇”中的男主人公曾是一位帆桨战船船长，“过去常常参加战争，为法兰西国王去打土耳其人，每次都攻城夺寨，势如破竹，为基督教国家捞到很多战利”。最后为了“扩建基督教国家”，他不幸陷入了４０００多土耳其人的重围之中，“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荒岛上的孤女”描写一位妇女在一次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中因故流落到一个荒岛，与凶残的野兽为邻，但她靠“反复的祈祷”活了下来，直到得救。这位女杰，无疑是１８世纪建立海外父权帝国的鲁滨孙的文学先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