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国的党组织较早看到了上述缺陷和斯大林新闻模式的危害，并很有胆识地率先实行新闻改革。１９７１年波共八中全会上，党的第一书记盖莱克就指出：“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内容范围必须广泛，报纸刊物应该成为就各种问题进行意见交锋的阵地，对群众所使用的语言摒弃空话连篇和官腔。”但当时因为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种种弊病有增无减。１９８０年，波兰工人代表批评说：“我们一看报纸，就觉得，一切都像是一个记者写的。可我们希望有许多记者。我们不希望到处的报纸都像是从《人民论坛报》（笔者注：波共中央机关报）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那些想通过宣传让大家接受的东西，都本能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而那些想引起厌恶的东西，倒几乎变成了令人同情的东西。”“既然群众性宣传工具不能尽责，那就会出现另一条传播真实消息的渠道。”在波兰团结工会成立的日子里，“电子技术是罢工者的强大武器”。谈判大厅里和外面每一根扩音柱上都挂满了录音话筒，录有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和瓦文萨讲话的盒式录音带很快进了城，复制几十盒，在三联城和全波兰广为传播，人们都渴望消息。
显然，波兰新闻媒介的这些问题，也严重地存在于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弊病和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催促人们对以前的党报机制、特别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新闻模式”进行认真求实的反思。这种“模式”的要害，在于从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后报刊任务的“转轨”问题没有解决好，新闻工作的重心没有把握好，新闻调控没有纳入法制和民主的范畴，报刊功能没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及时调整，报刊运行没有作为企业及时走向市场。这种“模式”和它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党报实践中所造成的普遍性弊病表明，党报工作不仅已经偏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没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报性质和党报功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推向前进，而且日益严重地背离了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因此，新闻要改革，党报要改革，就首先要从这种旧的“模式”、旧的传统中摆脱出来。我国１６年来改革的实践深刻地表明，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旧思维和旧做法。
党报工作的改革和党报机制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相反，改革和完善正是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被１００多年实践证实为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党报性质观和党报功能观，并借助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使之走向现代化。正是出于这种时代的需要和推进革命的高尚动机，改革又必须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影响党报性质完美体现、妨碍党报功能全面实施的陈规陋俗尽数革除。十几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党报改革，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各国对工人党报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党报性质。保共中央强调，在现时代，报纸是再教育工具，是人民讲坛，是加强公开性的有效渠道，是实现广泛社会对话的武器。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的社论指出：在现在，“舆论工具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去发现新事物，加强调查研究和普及工作”，“而不仅仅满足于重复现成的刻板公式和高级领导人的讲话”，“报纸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讲坛，而不仅仅是党的高级阶层的声音”。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认为，党报应该成为能够坚决代表党的政策、目标、价值观和随时随地愿意进行讨论并能说服广泛社会阶层的政治报纸，以便可以保障党的组织与机构有效地活动和能够将党的重要信息及时传播给党员群众，并努力使各种不触犯宪法及法律的观点得以公开表达。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就新闻工作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党的新闻事业要成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事业不仅是党的喉舌，是政府的喉舌，而且又是人民群众的喉舌。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党的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以后，继续强调了中央的这一认识。他指出，我们党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使党报不仅成为党群联系交往的工具，而且成为进行社会协商对话的工具，成为实行公开性政策的重要渠道，这是新时期对党报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党报性质的新认识和新的理论总结。
关于党报功能。８０年代对党报功能认识也有很大发展。
这种发展，是新时代党面临的任务变化的必然结果。波兰原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党还是那个党，但不是原来的党”。“还是那个党”，是就其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而言；“不是原来的党”，是指随着新条件、新任务、新要求的出现而经常发生变革。他阐述新形势下的党的三个不可分割的作用是：为工人阶级、劳动者和人民服务作用，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他认为党报的任务，一是实行公开性，即上情下达，实事求是地把国家真实情况，好的坏的，都公之于众；二是搞社会调查，即下情上达，并将调查结果如实公布，使各有关方面重视并认真研究解决办法。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群众讨论”，较好地概括了党的民主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也准确地概括了新时期党报的新功能：向人民通报重大情况，组织人民讨论重大问题。
党报工作者联系对过去那段封闭历史的反思，深刻体会到实行社会公开的必要性。以往，长期不让人民知道国内外重大情况，其恶果是：麻痹了人民群众在当今世界激烈竞争中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官僚主义得以高枕无忧，隐患祸害长期不能消除；国外和境外新闻机构乘机“先声夺人”，造成“先入为主”的传播效果；降低了党的新闻媒介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在群众中引发逆反心理，使党的政策和思想不能很好地入心入脑，从而无法使党报真正成为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正是在这一系列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党报工作者才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并推进新闻改革。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苏东”等国的瓦解而步入低谷。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鉴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现在，我们正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同时又十分审慎、稳扎稳打地推进改革，注意社会效益第一，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新闻改革又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的全局性调整，党报改革的任务更加迫切、更加繁重了。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在新的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发展，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改革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兼论改造新闻学研究的学风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今年是扭转中国乾坤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新闻改革也在曲折和艰辛中走过第二个１０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题记：本文为深感有改进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风之必要而作。全文发表于１９９８年第三期《新闻界》。该刊主编何光珽先生为该文写了署名按语，这段按语指出：“把不属于新闻自身的东西当做新闻规律来研究，这在实际上是取消了新闻，与“新闻无学”异曲同工。近年来，不少新闻学研究专家呼吁，新闻学研究应当回到新闻学自身上来。我认为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意见。童兵教授寄来大作《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兼论改造新闻学研究的学风》，读罢欣喜不已。童兵教授的学术勇气令人钦佩。研究规律不是目的。正确认识、把握新闻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让新闻为党的事业服务得更好。”学长的这段话，除了对我溢美之词以外，我深为赞同。
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逝去的２０年，无数事实证明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显示着有５０万新闻从业人员和亿万受众投入的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业绩。邓小平理论一经掌握人民，便拥有排山倒海般的冲决一切保守、落后、愚昧的理念与体制的力量。
一
加莱说，世界荣誉的桂冠，都是由荆棘编织而成的。新闻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理念的更新和传播体制的转换，而理念与体制的改变，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学研究的深化。２０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充满着新旧两种思潮、改革与保守两个营垒的较量。同其他学科相比，新闻实务界多有虎虎生气的年轻记者敢冲敢打，而新闻理论界则多有满脑子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所谓“学者”“专家”。因此，学术研究与理论进取的难度，从总体上大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新闻学术的水平提升，尤为不易和缓慢。
当“文革”闹剧终于谢幕的时候，“新闻无学”的悲观情绪还没有扫除。１９８３年召开马克思逝世百年纪念的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上，某些曾主张新闻无学的人表示新时期研究新闻学之必要之后，“新闻无学论”才算失去市场。但至今还是不能说此论已彻底清除，因为时时还有人视“新闻学”
为其囊中之物，而不是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是客观真理。
平心而论，新闻学业已达到的学科水平确实不高。这门学科太年轻了，其间又几经曲折。以至这２０年中，我们只能从最基本的术语界定入手，一块砖一片瓦地从事最基础性的工作。
就是这些起码的术语界定，也常常一波三折，前面棒喝，后面兵压。如果不健忘的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当“传媒”、“媒介”、“大众传播”、“受众”这些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属于逻辑起点层次的术语开始在社会流传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它们曾经受到某些人怎样的议论与抨击。“大众传播学”，被明明确确地注上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一个时期，类似“传播”的词语被写入党政文件的草稿，学者们便奔走相告，庆幸万分，而后由于某些人的一再反对而令这些词语从文件消失，一股懊恼之情又弥漫开来。现在看来，这很是可笑，但从中不难看出新闻学术语确立之不易。８０年代末，一位新闻界大人物甚至公开指责使用“大众传播”、“传播”等名词，意欲冲击党性，变党性为“中性化”。
真是好大一顶帽子。回眸人们是在这样的科研氛围中一个一个地界定新闻学术语，并进而构筑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当更加珍惜今天中国新闻学学科进步的可贵。
二
恩格斯谈到社会变革时期的学科建设时指出，“任何一种科学，每当有新解释提出时，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多元化的国际格局和新科学技术革命新态势，关注并引入新术语进入新闻传播学，势在不免；而对原有的术语，或弃之，或添进新的内涵，或给予修正更新，也属理所当然。但我们在新闻学术语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一些有生命力的新术语遇到重重阻力，而且有人还对原有的术语加以拔高、扩充。“真理超出半步便成谬误”，从而使这些术语也因此失去昔日的光辉。拿“党性”一词来说，其意本早有定论，近年却被人搞得十分混乱。一位研究员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竟说，“坚持党性原则是新闻科学中的根本规律”。
强调党性原则对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而将其说成是新闻科学的根本规律，则失之于“抓了共性忘了个性”，而一旦失去对一种科学个性的足够认识，那么新闻学、文艺学、哲学等等，还有什么区分呢？
在一次讨论新闻学理论纲要的会议上，笔者听到一位部门领导人说，过去我在学校读书，新闻理论只讲一个党性，我们毕业之后也没有犯错误，现在讲这个性那个性，把人都搞糊涂了。
且不说这个大学新闻系的老师当年是否只讲一个党性，即便如此，难道一个党性就真的能涵盖新闻学的丰富内容吗？如此下去，不是又回到“文革”前新闻理论只讲“五性一统”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老路去了吗？
过去在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时候，有人把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通通归结到“初级阶段”里面去，人们批评这种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过于简单化，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党性”、“政治家办报”等术语也一样，它们都有特定的、明确的内涵，都有特定的同新闻学相适合的个性和表现形态，随意夸大它们的内涵，把它们当作通灵百宝到处套用，对新闻学术语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
早在几年之前，就有识者呼吁，要努力提升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可惜，在确立、使用新闻学术语及理论范围的过程中，不严密、不严肃的现象还时时可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李瑞环同志一次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被一家全国大报报道为“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宣传和报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行为，一词之差，对实际工作造成的误导，在近１０年的传播实践中已看得十分清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媒介如何报道这一事实，是可以谋划的，但新闻本身是无法策划的，这是由事实的非随意性决定的。但是，现在“新闻策划”一词四处乱用，极易产生歧意。在一股关在房间编“新闻”之风重炽的今天，倡导“新闻策划”更不明智。究其原因，还是过去的老毛病，新闻学研究不注重自己的独特个性，只想走“捷径”，从其他学科随意搬用术语、范畴、原理、原则。像这个“新闻策划”，便是从广告策划等地方借来的、对新闻学可以说是利小弊大的一种术语，一种操作法。
这几年新闻学研究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新闻学研究重实务轻理论、重微观轻宏观，忽略甚至放弃根本性、原理性课题的现象一天甚于一天，一些人对基础性问题没有热情，而对同时政邻接的题目则一窝蜂上。笔者也主张对事关导向、事关当前时局的问题要关注，要投入，但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总体安排，总应有相当的人、钱、物放到基础性研究中去。结合现实的研究，也不能搞政策图解，经文阐释，那不是科学研究。
如不及时纠正这种现状，新闻学研究便只能跟风转，打快拳，而无法取得学科建设的突破和总体研究水准的提升，真正的有相当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科学体系也最终无法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