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报性质的认识，同马、恩、列、斯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影响下，对党报的一贯见解是：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种表述，将党报同党、同人民的关系讲得非常准确，又非常清晰。这种表述，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恩、列、斯思想的新发展。它表明，由于掌握了政权，党的利益同全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报刊，不仅是党的报刊、党的武器、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报刊、人民的武器、人民的喉舌。这是工人阶级报纸在现时期合理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报刊的一般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表述是：
“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关于党报的特殊功能，他们的经典表述是：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扞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
如果对马、恩关于党报功能的一系列论述和丰富实践经验进行分析，那么可以看出，马、恩认为党报的功能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党报的主要功能是“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为此党报要高举党的纲领，干预当前运动，宣传党的主张，打着党的旗帜前进，成为真正政治性的机关报。不论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对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党报要旗帜鲜明地发挥舆论工具的作用。
第二，党报还要把监督党的领导人，批评他们的错误，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第三，党报应该肩负起传播科学思想，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开展理论斗争的历史使命。
列宁对党报功能的着名概括是：“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从党报这个特定性质的报刊来说，这里所谓的“集体”，乃特指党的组织，即是说，党报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
换言之，在列宁看来，党报的主要功能是宣传、鼓动和组织。按列宁的阐释，鼓动就是报道事实，宣传就是传播与灌输思想，组织就是引导舆论与“集合”革命队伍。至于鼓动、宣传、组织的具体内容，是随革命任务和革命队伍的变化而变动的，党的报纸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革命内容的意义上不断地发挥鼓动、宣传和组织的三大功能的。
斯大林在党报功能问题上基本上坚持了列宁的观点，但在“组织作用”上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他无限地扩大“组织者”的功能，削弱甚至排斥了揭露作用等党报应有的其他功能，从而给党和苏维埃报刊工作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毛泽东由于受到列宁、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和长期亲自参加报刊工作实践，对党报功能有深刻认识。他强调，党组织“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他对党报功能在解放前后各有一段经典、着名的论断。
１９４８年，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１９５８年，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他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鼓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毛泽东对党报功能的概括和论述，长期以来是我国党报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方针，曾经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我国党报工作以至整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理论支柱之一。
被遗忘的理论财富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观点的体系，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报性质党报功能的观点指导党报实践，是按马克思主义方针办报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活动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必须肯定，和马、恩、列、斯、毛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曾分别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们就党报性质和党报功能也提出过不少很好的见解。这些观点和论述，有的别有精到之处，有的是对马列观点的重要补充，有的则在扞卫马列观点的论战中进一步明确清晰地阐发了他们的学说。总之，这些观点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全面理解和科学揭示党报性质和党报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份极其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缘由和社会因素，这些观点被人们遗忘了，以致今天挖掘它们，把它们重新展示在人们面前，颇有几分新异陌生之感。
在对党报性质的认识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工人党报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因为它们对于党和人民来说，都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有千种桥，万种线，最重要的一个是报纸。他对党报工作者说：
“党要依靠你们。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的更频繁的是依靠你们去联系群众，领导人民；经过你们这个工具，或者说是手段，去领导人民。”“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你们记者会到各地去。人民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想和中央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他们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
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没法子。
这就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给新华社，给各级党委，给党中央，给毛主席，这就联系起来了。”
刘少奇的这段阐释，把党报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的双重性质，“一仆二主”的双重地位，讲得非常清楚、明确，这样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儿是极为罕见的（经过十几年新闻改革，我们今天才建立起这种共识）。
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１８９１-１９３７，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执委）在分析党报性质时，不仅坚持了党报的党性，而且明确地详尽地论述了党报的人民性。
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但他本人少有阐释，后继者几乎没人论及此题。葛兰西对此却有独到见解。
他指出，文化（自然是革命文化）的人民性，尽管同“民族性”有相近之义，但它又有自己精确的政治涵义，因为它同“主权”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又有着或曾经有着相同的涵义。他还指出，某些作品不存在人民性，正是因为作者缺乏同人民一致的世界观，换句话说，也即作者既未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也没有肩负起“民族教育者”的使命，他们从前不曾，现在也没有给自己提出体验人民的情感，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从而培育人民的思想情感的任务。为此，葛兰西要求意大利革命者和革命报刊工作者从改造世界观着手，克服脱离群众的弊病，切切实实加强革命文化（包括党报）的人民性。
葛兰西对人民性的论述，深化了马克思提出的人民性的涵义，并为以后中苏等党内几次关于人民性的论战开拓了思路。
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解对于党报改革不无指导意义。所以，人们高度评价葛兰西的理论贡献，认为他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对党报功能的认识上，“革命之鹰”卢森堡（１８７１-１９１９，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卓越女革命家，波兰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着名领袖）提出过不少正确见解。她的论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对于现时代各国党报的改革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她的理论，是工人运动的伟大遗产。列宁说过，“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
卢森堡特别强调党报的批评监督功能。作为辩证法大师，她从两方面论述这个问题：一方面，她主张党内的任何批评都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特别是党的报刊，必须维护党的统一和执行明确的理论纲领。她指出，党报的使命，就是维护使党一致的东西——党正式通过的纲领和党正式承认的、经过检验的策略。在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党报必须旗帜鲜明，“党需要的不是一个站着不动和躺着不干的、而是一个向前进军的中央机关报”。党的报纸“应当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服务，而不应当为传播疏懒的大学生、提倡社会主义改良的教授、以摧残社会主义者为职业的人、民族社会主义浅薄爱国者以及其他没有地盘而专靠鼓吹舰队政策、消费合作社和修正马克思混饭吃的政客们的‘多方面’的混乱思想服务”。
另一方面，卢森堡又主张报刊必须负起民主监督的职责和成为人民参政的重要渠道。她说，党的报刊要起指导作用和采取明确的立场，但必须忠诚地反映来自党的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她强调指出，绝对公开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官员的排他圈子。再则，如果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和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是不能设想的。这种做法，所倡导的不是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把党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用铁丝网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就会走向消亡和变得野蛮，发生暗杀、枪决人质等事件。卢森堡说，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卢森堡的这些意见并没有引起列宁和斯大林的重视。可惜的是，她的预料不幸言中，从而从反面进一步表明了卢森堡对于党报功能论述的正确。相当多的事实证明，充分发挥党报的监督批评、参政议政功能，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的新历史条件下，是多么重要和多么迫切。
在党报功能问题上，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报功能的正负效应观点。他提出，“报纸要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撑他们的腰，就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要发生很危险的情况。”刘少奇对党报功能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出现正负两种效应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在经典作家以往的观点中是少见的，对实际工作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党报功能发挥得如何？怎样评估？以什么作标准？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既明确又方便的方法：由读者评定。他对记者说：
“你们写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的工作就是做好了。”“你们惟一的任务是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我要求你们把事情做好。”如此明确地提出以读者为中心，这在以往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是不多见的。
各国工人党报由共同的阶级属性所决定，在发挥党报功能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具有某种共同性。因此，党报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但在学习和借鉴中必须注意自己的国情和党情。刘少奇谈到向苏联新闻界学习时指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接受，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人家的东西，有的照办，有的不能照办。
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有思考，要有创造性，要有独立性，才可以把事情办好。”
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提出要向资产阶级新闻机构学习。他指出，马克思曾经说过，对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比如，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性，有片面性。如果这样做，就是下决心要片面性。刘少奇还说，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刘少奇的这些正确意见，对于更好地发挥党报功能，从而更充分地体现出党报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无产阶级性质，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遗憾的是，这些意见不仅没有引起充分重视，还曾被打入冷宫，长期受到批判，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改革和党报机制的自我完善
历经１００多年的理论阐述和实践经验的积淀，马克思主义的党报性质观和党报功能观由初步形成、不断填补和完善，“二战”以后日趋成熟和全面了。但是，在斯大林后期，由于“斯大林主义”理论上的僵化和实践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一度出现过可悲的局面：党报性质被扭曲了，人民喉舌的一面被忽视了，党报功能被简单化了，最终仅仅被归结为“传达政令”，而置其他功能于不顾。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苏联党竟然规定这样的方针：党报新闻的主要来源是党和政府的各种决议，地方党组织和经济机关的各种决议；社论和短评不应是一般的议论，而应是政治指令和法令；记者本人不能以批评的主体出现，只能重述别人的批评；记者和编辑部不能有“说一个不字”的独立性。这种方针和所谓“苏联经验”，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党报工作方针。
同时，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下，社会主义各国党报普遍出现跟不上形势变化发展、满足不了新的要求的被动局面：一是消息报道公开性和透明度差，重大的国内外事件，有时不报或迟报；
二是报道题材窄小，大量篇幅用于刊登领导人讲话，他们的日常活动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三是社论和评论全是指令性的，且大话空话很多；四是开展公开批评阻力重重，难以有力地实施舆论监督。这些弊病严重妨碍党报在新形势下继续充当人民的喉舌。实际上，这种党报也无法真正成为党的喉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