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于汉代的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到儒学、玄学和佛教等多种文化的滋养，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进入唐代以后，道教又因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而成为“皇族宗教”。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唐皇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教思想的发展进入了多向度的繁荣发展期，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为杜光庭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所说：
“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那么，唐代的道教有怎样的发展，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这种发展与挑战如何为杜光庭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或动因？换言之，杜光庭是如何在前人已取得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回应各种挑战的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融合与吸收来进行理论创新，从而继往开来，促进道教发展的？
（第一节）唐代道教的多向度发展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繁荣期。此时的道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唐王朝的皇族宗教，社会地位大大提高，道教长生成仙信仰的流行和宫观建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道教斋醮科仪的规范化和经戒法箓传授的制度化。在朝野名流学者信道、入道成为社会风尚之时，道教的理论水平和艺术形式也随之得到了全面的提高。正是在唐代道教的多向度发展趋势中，杜光庭在总结前人道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成长为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
唐代道教以对太上老君的信仰为核心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唐王朝是从崇拜老子而发展为尊崇道教的，随着老子被奉为唐王朝的“圣祖”，《老子》等道家经典着作也被尊为“真经”。
就连身为皇帝的唐玄宗也按耐不住对《老子》的兴趣而亲自注疏《道德真经》，并颁发到各地的道教宫观，他还下令全国，无论士庶皆应家藏一本《道德经》。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记载，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唐玄宗下诏置崇玄学，实行“道举”制度，从而调动了人们研习《老子》的热情。在皇帝的带动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注老谈庄，道士们更是注重道教理论建设，各类道书也随之而大量涌现。
需要说明的是，初创于东汉末年的道教，虽然在当时就造作了一些道书，提出了道教的基本教义和信条，以凝聚民众，传播信仰，但毋庸置疑，这些教义和信条是零碎、简单、粗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由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传播，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士人进入道教。当时一些着名的道士如葛洪、顾欢、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人造作道书，整理散乱在民间的道经，总结炼制丹药的经验，制定道教的斋醮科仪。通过他们的努力，不仅改变了道教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且推动了道教向义理化、贵族化方向的发展。但这个时期的道教着作大多弥漫着浓厚的神学色彩而缺乏缜密的理论思维，因而给人以粗陋之感，在佛道之争中受到了佛教徒的激烈批评。北周僧人道安在《二教论》中就指出，道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背离了老庄精神，“老氏之旨，盖虚无为本，柔弱为用；浑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得失无变；究不谋通，达不谋己。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练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庄立言本理。”
随着唐代道教社会地位的上升，如何建立系统而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就成为道士们的努力方向，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型的道士，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孟安排、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杜光庭等，他们或吸收佛教的理论学说与思辨方式来着述立说，或通过注释老庄来重新发挥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或对道教教义进行系统阐述，或对道教的斋醮科仪进行规范性的总结。他们创作了大量的道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术语，建构了一个个富有哲理的道教理论体系，使道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如重玄派、重气派、上清派等，从而使唐代道教理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初步统计，唐代新出的道书已达千卷之多。杜光庭在删定《太上黄箓斋仪》时专门谈到，“玄宗着《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而他在《录异记》中则写道：在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西女学洞内，“龛内有道经数万卷，皆置柏木板床之上。有一石人俯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这里的“数万卷”可能是夸大之词，但唐代是道书创作的高峰期，也是规模宏大的《道藏》的形成期，因而有大量道书的存在，这则是事实。唐末，黄巢起义对京城长安的冲击，使道教经书，焚荡之余，十无二三，且散乱无章。杜光庭不仅承担起搜集、整理道经的工作，而且还撰写了许多内容各异的道书，这为他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
从唐代道教的修道实践上看，魏晋神仙道教所倡导的服食金丹以求肉体长生之风吹到唐代时达到高潮。唐代的许多皇帝和王公贵族因信奉道教，向往长生成仙，而迷恋服饵丹药，甚至积极支持道士们研制丹药。唐代涌现出了许多以擅长采药制丹而闻名一时的道士，如孙思邈、陈少微、张果、楚泽先生、金陵子、梅彪、沈知言等，他们对炼丹术的实际践行与理论总结，使外丹术、黄白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学术界常称唐代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
“唐代丹道术士在炼丹器物设备、药物种类、药剂分两，用药处置、合炼产物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这一时期的炼丹术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很多炼丹实践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唐人对炼丹的热衷，丹药的种类也在逐渐增多，据梅彪《石药尔雅》记载，唐代用于炼金或炼丹的药物多达１５０多种。除了魏晋时期人们广泛采用的金石铅汞等矿物性药物之外，唐人还将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药物加入丹方之中以减少矿物的毒性。五花八门的药物大大地丰富了丹方的种类。《石药尔雅》的“诸有法可营造丹名”就记载了七十多种有名称、可制作的丹方。“诸丹中有别名异号”就有二十四种。“论诸大仙丹有名无法者”，即有丹方而无法制作也有二十八种。在“显诸经记中所造药物名目”中则记载了一百一十种炼制金丹方法的名目。由此可见唐代炼丹术发展的盛况。
虽然道教的外丹术具有以阴阳五行说为核心，以天地自然变化为参照，以服食丹药而达到长生不死为旨归的理论特色，但由于炼丹的药物种类繁多，来自于不同产地的同一种药物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采用什么药物来作炼丹的原料等问题上，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唐代道教中，依据不同的药物而采用不同的炼丹方法，就出现了不同的炼丹流派。有传统的以丹砂和黄金为主要原料的金砂派，它既重视炼金丹，也重视黄白术，其内部还有主砂和主金之分；有逐渐兴起的以铅汞大药为主要原料的铅汞派，其内部也有主铅和主汞之别；还有以硫汞合炼而成神丹的硫汞派。丹道的三大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以为自己是正宗而攻击别人是异端，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唐代道教内部丹派的林立反映了炼丹术兴盛。
与炼丹术盛行的同时，炼丹的理论也得到了总结。“这一时期外丹术着作的主要特点是：专题性论着增多；总结性文献增多；所积累的古化学知识极为丰富，有不少成就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参见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道学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８４～６２１页。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９０页。
然而，由于服食丹药会带来一些负作用，甚至还会危及人的生命，因此，随着道性论的盛行，道士们开始转向从传统的内修术中寻找长生成仙的新理路。从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提出“性命双修”，到唐末五代时钟吕内丹道的兴起，在外丹向内丹转型的过程中，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论证，在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代道教在统治者崇道政策的影响下，修建宫观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而道教宫观经济的兴起又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杜光庭于中和四年（８８４）在《历代崇道记》中写道，唐朝“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可见唐代宫观在数量上增长很快。唐代宫观一般称为“观”，一些规模宏伟且又经常受到帝王敕封的则多称为“宫”。唐王朝崇奉老子，故唐代宫观的代表性建筑主要是供奉太上老君，如西京长安和老子故里亳州真源县的太清宫、东都洛阳的太微宫、天下诸州的紫极宫和各种各样的玄元观。那些由皇帝赐以国家财产而修建的道教道教的庙宇本称道观，是道士修行、供奉祭祀神灵、进行斋醮祈禳仪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道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具体体现。东汉末五斗米道创立，道官祭酒的家中专设“静室”作为道民奉道静思悔过的地方。静室也称为治。为了统领道民，五斗米道设置了一些不同等级的治所，其中直属于张天师的就有二十四治。魏晋时期，随着道教传播地区的扩大，道观建筑在各地的兴起，但不同地区的道观有着不同的称呼。巴蜀地区的陈瑞道团称之为“传舍”，流播于江南地区的于君道称之为“精舍”，而“李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抱朴子·道意》），上清派宗师许迈建精舍于余杭悬山而往来于茅山，“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晋书·许迈传》）。南北朝时，道教内部进行了改革，促进了道教向官方化、上层化的方向发展。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南北天师道开始在都邑中修建道馆，例如，南朝刘宋皇帝在金陵为陆修静修建崇虚馆，齐朝有兴世馆，梁朝有朱阳馆，北朝有魏太武帝为寇谦之修建有五层重坛的道场，北周有通道观、玄都观等。这些道观的出现为唐代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活动场所。
宫观，一般由供奉神灵的殿堂、斋醮祈禳的坛台、讲经诵经的房间、道士生活的居室等组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建筑格局。“唐代以后，受到佛教寺院的规范化影响，中国宫观建筑的程式更为严格。
据道经记载，当时的宫观格局大致为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观门、坛、天尊殿（堂）、讲经堂等主要建筑与中轴线东、西两翼的若干院、房、楼、阁等供道士女冠焚香静念、修道斋戒的附属建筑。”
唐代道教的宫观大都是仿造皇宫的建筑形式，特别表现出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众多宫观的建立不仅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而且它的殿堂建筑、神像塑造、法器制作又在客观上刺激了道教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形式的发展。例如，唐代着名的雕塑家杨惠之，在东都玄元观老君庙泥塑的神仙像，“奇巧精严，见者增敬”。
唐代道教宫观的建设既得到了皇家的支持，也有民间百姓的积极参与。唐王朝不断地从经济上给予道教宫观以支持，从而促进了道教宫观经济的兴起，为道士们的修道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
按照唐制，国家在分给农民口分田的同时，也给道士同样的待遇。
“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道士可与百姓一样分得口分田。唐王朝除了给道士口分田之外，还经常赏赐田地、财物和奴婢给一些着名的宫观。道教宫观拥有大量的田产，在经济上能做到自给自足，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实体，有的宫观甚至还在所在地开展商贸活动。例如，杜光庭在《道教灵验记》中所记载的唐末五代时在四川成都道教宫观周围出现的“蚕市”，就是依托道教节日和进行重大法事活动时形成的商贸集市。这种集市性的经济活动既增加了宫观的经济收入，也扩大了道教信仰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道教宫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便于管理，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唐代道教依据道士的职司来规定道士的称号，通过订立赏善罚恶的戒律而建立起比较严密的道门管理制度，使道教宫观逐渐具有了教会式的特征。唐代道教规定，宫观归“三纲”——上座、观主、监斋管理，观内众多的道士则有不同的职司。
“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为了维护道门的纲纪，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七月曾下令：“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在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规定：凡道士僧尼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所在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约，请依法科罪”。在建立道门管理制度的过程中，道教宫观内部所特有的为约束道士言行，防止其“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的戒律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生活于唐玄宗时代的京都长安太清宫道士张万福所撰的《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和《三洞众戒文》中可见，唐代道教的戒律已比较完备。张万福在《三洞众戒文》中对戒的意义，以及如何持戒、各种戒之间的区别和差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规定，信道者从起信、箓生到上清道士有不同的道品，所受的张万福（生卒年不详）为唐朝长安太清宫道士，又称张清都。唐玄宗时，被授大德称号，并亲为金仙、玉真二公主授道箓，为三洞高功法师。张万福以整理道教斋醮科仪见长，着有《三洞众戒文》、《三洞法服科戒文》等多种斋醮科仪经文。
戒目也应不同：
（初信戒）始起心入道，受三归戒。箓生五戒、八戒。在俗男女无上十戒。新出家者初真戒。
（正一部）正一弟子七十二戒。男官女官老君百八十戒。
（太玄部）清信弟子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五千文金钮太清阴阳戒。太上高玄法师二十七戒。
（洞神部）洞神三道要言、五戒、十三戒、七百二十戒门。
（升玄部）升玄内教百二十九戒。
（洞玄部）灵宝初盟闭塞六情戒、中盟智慧上品大戒、大盟三元百八十品戒。
（洞真部）上清智慧观身三百大戒。
张万福对戒律的重视以及对戒条的规定都直接影响到了杜光庭。
杜光庭在编撰《道门科范大全集》时强调，“以戒为师，无陷邪教”，并让人“先受十戒，然后行道”，认为只有持戒之后才能“静心闲意，坐起卧息，不离仪格，天真欢悦，列名上清，可谓得道方寸之门”。杜光庭所制定的道门科范不仅集唐代道教之大成，而且为后来道教各派所共同遵从。
唐代道教还建立起了统一的更加规范化的法箓传授制度。
唐代道教内部道派林立，南方主要有上清派茅山宗、灵宝派、天师道龙虎宗，北方主要有楼观派等。在道派林立的情况下，各道派之“箓通常指记录有关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属、召役神吏，施行法术的牒文。它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所以，道教中又称之法箓。”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４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