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生于贵州，3岁丧母，4岁入塾，13岁中秀才入县学，15岁顺天府应试中。他强调“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他在《教忠》篇中列举清王朝15项呼吁：“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在《知类》篇中又提出黄种之说，申述满汉一家，从“国家”和“华种”角度阐明“教忠”的含义。
1885年他上奏《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曰储人才”，“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列入“战”（商战和兵战）的范畴。在《吁请修备储才折》进一步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说“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随处可在张之洞的各类文章中见到。他说：
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
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国势之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但是，张之洞毕竟还是一位忠诚于儒学的官宦，所以尽管他能把教育放在强国保种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的教育革新思想里仍然无法摆脱保卫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儒学传播思想的桎梏，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规定上，他坚决提倡封建伦理，主张要重视“小学”教育，要尊经崇儒，废黜百家异端。他说：“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才因时，言非一端，要归于正中。”“诸经之义有迂曲难通、分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中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体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不得与民变革者也。”总之，他强调封建宗法礼教，反对维新变革。
张之洞虽然在兴办近代学校上有过贡献，正由于他固守于传统的封建礼仪，所以办学思想上存在许多糊涂观点。在学校礼仪方面，如1907年5月他上奏，要求国家对学校的礼仪制度严格规定，不准“剪发胶须”，统一礼服等，充分显示其顽固守旧的一面；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学、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主张“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观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还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必须同时学习西方的“艺”即科学技术，但应以“西政”为主、“西艺”为辅。他说：“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欲艺。然讲西政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如何对待“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张之洞是第一个提出“中体西用”的人。他在《劝学篇·设学》中认为要“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因为中学“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可以“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又在《循序》中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先圣光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
（二）梁启超的教育传播思想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1898年他在《请开学校折》中更将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归结为教育的成功：“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强调：“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于是上书光绪，要求立即废除八股科举。他说：“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问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后来梁启超发展了他老师的教育思想，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他认为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从而明确提出“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
梁启超的教育传播思想跟张之洞有较大差异，他强烈主张“民主”和“民权”，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新民”。他提出教育宗旨是培养“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的“一种特色之国民”，是具有“独立的精神”的新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此则普天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国亦无以易之者也。”所谓新民，“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生活是有组织的，品质是重公德的，爱国家的，尽义务的，性格是有毅力的、勇敢、尚武的等等”；新民必须享有同义务相对应的自主之权和自由之权，“必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
1896年，梁启超撰《变法通议》，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提倡“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关于废科举的主张，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论科举》及《戊戌政变记》等中所言甚详。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为痛切地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更关键的是不变科举，难以形成激励人才进入新学堂的机制，指出“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
梁启超受西方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提倡女子教育，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而“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他主张兴办女学的理由有三：其一，妇女受教育，可有业自养，不必单靠男子“生利”，“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二，女子有德有才，可求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其三，因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妇有学，始可善于教子：“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三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其四，女子受教可保国保种。女子受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早在1897年，他写下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力主女子教育列入学校教育系统。
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文章对新、旧学堂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不通六艺、二不读梁启超.论女学.转引自宋仁編.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236～239页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最基本常识，让他们做学校的教习，“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新式学堂中聘请的外国教习，又存在诸种弊端，如言语不通，转译费时，效率低下；聘金昂贵，学问粗陋，滥竽充数等。因此提出急需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三）教会学校创设及其传播影响
1860年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随着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教会学校最初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膳宿甚至路费，学生主要是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可算是最早的教会学校，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已达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通商和开办产业，同时中国人自办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3万多人。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和启蒙读物，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部分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
随着教会学校的创设，留学潮也逐渐出现。1846年9月美国传教士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马礼逊学堂的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黄宽和黄胜站了起来。他们三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学生。由于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于1850年毕业。接着，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4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以后陆续有女子在传教士资助下赴国外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播者。1862年，容闳经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折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对当时中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于国于家，“保国保种”，都有重大意义。
传教士办刊活动及其传播思想
一、揭开晚清西学东渐序幕的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是揭开晚清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大幅度增长，而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殖民势力的扩张。如何打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抢占中国广大的市场，是大英帝国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武力征服是必要手段，但需要条件与时机，而思想征服则具经常而久远的意义，派遣传教士来华开展活动确实是当时情况下的良策。1795年成立的英国海外基督教新教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为配合海外市场的开拓与西方文化的传播，1804年，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被确认为恰当的人选。
马礼逊，英国诺森伯兰人，因家庭贫困，从小便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为父母分忧。15岁时信奉基督教新教，1803年入神学院学习，随即成为伦敦布道会的教徒，并于1804年上书布道会请求派他去“困难最多”的中国传教。这一请求被接受以后，他便进行一系列的准备与训练，如到伦敦一家医院学习医学，到格林尼治天文台进修天文学，还在广东人杨三德的帮助下学习中文。19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高斯坡神学院毕业，并被委任为牧师。
当时清朝廷执行严格的闭关禁教政策，通商只限广州一地，传教受到严格的限制。马礼逊本应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商船来华，可是该公司怕触犯清廷的禁令会受到阻挠。马礼逊只好转往美国寻求帮助。1807年1月31日从伦敦出发，3个月后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5月12日搭乘美国“三叉戟”号货船自纽约启程，9月4日抵达澳门，9月8日进入广州，他扮成美国商人在美国商馆里潜居下来。他随人学习粤语与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以作传教准备。由于勤学苦练，不到3年，马礼逊已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粤语。1809年2月，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摩顿（MaryMorton）结婚，同时被聘为该公司的翻译。这样，他就可以公司职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了。
马礼逊抵华6年以后。1813年伦敦布道会派另一位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年）前来协助工作，成为马礼逊的主要助手。鉴于清廷严厉禁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建立传教和出版基地。他们选择离中国大陆很近、周围住有大量华人的马六甲作为基地。1815年4月17日，受马礼逊的派遣，米怜偕妻子和刻工梁发、蔡高等人从广州出发，航行35天，到达马六甲，在这里选地建造布道会的房屋，开办免费学校，建立印刷所，出版中英文书刊。
在布道方面，自1808～1813年，马礼逊花5年时间，译完《新约全书》，自1814～1819年，他又与米怜合作翻译《旧约全书》，1823年在马六甲排印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21册，这是解》；第一个中国籍新教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此书日后对洪秀全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