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京师，其辖有今天的北京、河北省。顺天府是首善之区，多有士大夫。万历《顺天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记载：“祭礼：士大夫庙祠如朱文公《家礼》；民间朴野，唯岁时市阡张焚于道，寒食持酒肴哭于坟上。”可见该府士大夫建有家庙、祠堂祭祀祖先。不过该府隆庆《丰润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记载：“祭礼：士大夫四时祭毕，合族人宴饮为会，拜扫亦如之。”未提到士大夫是否建有家庙。京师其他地区地方志则反映出士大夫建庙极少，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六明确指出：“士大夫多无祠堂，惟奉先世神主于寝（知礼之家作木椟盛神主，凡祖考妣、考妣及有伯叔者共盛一椟，有椟中高下间隔者；乡人多画家堂供养，亦无神主）。”显然，该府有祠堂的士大夫是少数。而嘉靖《隆庆志》卷七《人物·风俗附》说：“其祭扫也，清明、中元、下元谓之鬼节，则携酒、果、肴、纸、烛，男妇俱诣祖茔行礼焉。”只谈到扫墓，未涉及祠庙祭祖，也表明当地祠庙祭祖不盛。
再看河南。开封府的地方志记载祭礼较多，嘉靖《通许县志》卷上《人物·风俗附》讲到祭礼时说：“吉祭于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祀于先垄，大族用伎乐，祭既而饮，竟日乃归。自提学陈公降祭式，命各学行祭礼，乃有祭主于家者。”可见当地墓祭是传统的，家祭是后起的，是地方官提倡的结果。嘉靖《太康县志》卷四《礼乐》记载：“祭：四时祭先主及墓祭行《家礼》，士大夫家一二举行；乡民岁时墓祭，多用释道文疏、设食奠酒、焚纸钱、叩首而已。”这里只有个别士大夫根据《家礼》祭祖。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风俗》记载：“祭：祖先随时随事祭告。”未及祭告场所。嘉靖《许州志》卷七《典礼·风俗》则说当地：“又重墓祭，而祠堂亦渐设云。”除了传统的墓祭外，祠祭在增加。在汝宁府光州，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记载：“祭：士大夫家有祠堂，无则祭于正寝之中堂，春秋有墓祭，其礼节除士大夫外，多随时俗行之。”光山的士大夫依礼在祠堂祭祖。嘉靖《商城县志》卷六《典礼·乡仪》也记载：“祭礼：按朱子祭礼主于尽爱敬之诚，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力而行之。力可及者，自当如仪。今庶民之家鲜克由礼，遵式厚俗，当自士夫始。”从要求士大夫以身作则来看，士大夫祠庙祭祖是不会多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自序的《广志绎》记载了作者王士性游历河南的见闻，他说：“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户当差者为亲。”河南只有少数缙绅巨室建祠祭祖。
士大夫祠庙祭祖也见于其他北方的地方志。崇祯《历乘》卷一四《风俗纪》记载山东济南历城县的情形：“祭：士大夫有家庙，设主于中，祖考龛椟，依次附焉，累世不祧；凡遇祭期，则刑鸡以荐。或谒墓则奠之，即贩夫贩妇亦知负楮镪而往。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历俗尚有之。”在陕西，万历修西安府同州《续朝邑县志》卷四《里俗》说：“乡人祭于墓，士大夫起祠堂，墓祭亦不废。”以上朝邑、历城二例证明当地士大夫在祠堂、家庙祭祖，而乡人庶民则谒墓祀先。嘉靖《平凉府志》卷二记载：“成化中，我先祖平谷君天锡，与先正大名通判桑君桂、知县彭君会，率同志诸友，创移风社，行之七十余年，通古宜今。时春自庚寅而归，以乞于今，冠婚丧祭，率由先正，本于朱文公者为多，而稍正于《仪礼》、《曲礼》、《小雅》之文。立祠堂略仿昭穆序袝之意，而先仁者祭于所居之寝堂，俟夫终而后入祠序世也。”这里士大夫建祠祭祖以移风易俗。
以上考察了北方的祭礼，下面继续考察祭礼在南方的情形。江苏、安徽在明代隶属于南京，南京是该钦奉教民榜，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劳，详载《大诰》，今再申明：民间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已亡者依时祭祀，展其孝思。”该志号召民间祭祖，表明祭礼的不行。徽州府，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志》记载当地：“家多故旧，自唐宋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仪，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歙、休丧祭遵文公仪礼。”另据该府万历《祁门县志》卷四《人事志·风俗》记载：“家有祠，岁时俎豆燕好不废。丧祭多用文公礼。”徽州府以祠堂祭祖普遍，祭礼受到朱熹《家礼》的影响不小。
江西。嘉靖修南昌府《宁州志》卷一三《风俗》总说当地礼仪：“分宁吴楚之交，俗多类楚，近世士大夫家冠婚丧祭，悉行文公《家礼》。”建祠祭祖自然也包括在内。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风土志》记载：“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岁时祭祀必以礼。”临江府，崇祯《清江县志》卷一《舆地》也说：“邑多巨族，乡村聚族而处宗祠及公众赡差之田，得古之遗。”可见吉安、临江地区聚族而居，宗族建有祠堂祭祖。天启《赣州府志》卷三《土俗》记载：“四时之祭，杂以乡俗，不纯用古。”未明确指出是否设立祠堂。嘉靖《南安府志》卷十《礼乐志》专门讲到祭礼：“凡祭，古有大夫五祀、庶人先祖之礼，其仪俱在，知礼者以时行之（大小宗祠堂，惟南康为讲，上犹一二姓为然）。”关于南康宗祠祭祖的具体情况，嘉靖《南康县志》卷四《礼制》说：“祭礼：士庶家多立祠堂（无者祭于寝），一依朱子《家礼》行之。清明、中元、冬至合族人于祠致祭，惟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尚未有定论。其仪文简略、合祭太数，当议而正之。”这里不仅士大夫祠祭先祖，庶民也建祠祭祖。建祠依朱熹《家礼》，而祭祀则采纳程颐的说法，修志者对其祭祀持保留态度。
湖南。长沙府，嘉靖《茶陵州志》卷上《风俗》记载：“祭礼不备，士大夫家间举古礼行之。”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分府介绍，有两处言及祭祀问题。常德府条说当地：“正寝中堂比比多列佛老及诸神像，或镂或绘，务为繁侈，旦夕供祀致虔；至其祖先神位，则杂处其间，或列于其旁，此其俗所当先正者也。”衡州府条说永明县“族有长，祭有宗，颇有古意”。上述资料表明，永明县、茶陵州的宗族或士大夫行祭礼，而未提祭祀场所；至于常德府，民间家祭是一种多神崇拜。总之，湖南的祠庙祭祖不盛。
浙江。杭州府，万历《余杭县志》卷二《风俗》说：“祭则家各异时，忌日无论贫富皆行之，清明日具牲醪率男妇拜墓，祭毕饮胙。”谈的是百姓时祭情形。嘉兴府，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记载：“祭祀自岁时馈奠外，每寒食率妇子一诣坟堂，挂纸钱、洒麦饭，以寄哀思，亦有于十月朔再举者。”文中的所谓“坟堂”，即建于墓所的祠堂，这里以墓祠祭祖。该府万历修《秀水县志》卷一《舆地·风俗》进一步区分了家庙和宗祠的不同：“士大夫家庙木主，大都高曾祖祢为四亲，岁时、伏腊、忌辰奉主祭于中堂，鸡、豕、鱼、菽荐以时果，仪用三献，祭毕还庙，吉凶事皆告庙。其一二世家或别建祠宇，祀先世之功德显著者，有加笾。清明、十月朔祭墓。”这种世家大族择地另建祭祀高祖以上先世祖宗的祠宇，实为宗祠。湖州府，崇祯《乌程县志》卷四《风俗》记载：“祭礼：民间只随时举行，清明墓祭亦皆相率致敬，士大夫家有建祠合祭者。”所谓“建祠合祭”，当是指祭祀高祖以上祖先的宗祠，而非一般意义上等同于祭祀高曾祖祢家庙的祠堂。嘉靖《武康县志》说：“岁时祀先，多无家庙，仪亦简略。”反映出当地有少数建家庙祭祖者。绍兴府，嘉靖《萧山县志》卷一《风俗》记载“：祭礼：岁时设馔于中堂，长者在前，历序亡者私谥，子弟罗拜于下，惟初丧亦行献礼。”未及祠祭问题。而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说当地祭礼：“其始祖祠堂以冬至日祀之，古礼也，但宗法未行耳。”表明这里建有祠堂祭祀始祖。台州府，万历《黄岩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记载：“族稍大，则置祭田、建宗祠，以为世守。”当地的宗祠设立十分普遍，已不分士庶。福建。兴化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引弘治《福建通志》：“莆人以是日具牲醴荐角黍先祠毕，长幼序宴饮。”可知莆田人祭祖是在祠堂进行。嘉靖《建宁府志》卷四《风俗》记载：“祭礼：士大夫家间有行四时之祭者，民家则以岁时祭之。”该府士大夫有以礼祭祖者，当是在祠堂进行。邵武府，嘉靖《建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说：“旧俗祠堂不立，神主止设纸轴，书昭穆香火数字，甚至惑异端，刻观音、祖师像以祀。嘉靖二十三年，知县何孟伦深耻流俗失尚，思欲返而还之，以为古礼不复则敝俗不革，乃制谕俗文。首先申明使之敦厚伦理，次率士夫家举行冠婚礼。家堂之祭，准以文公《家礼》，参酌浦江郑氏，刊为图式，家喻户晓，尤谆谆于孝敬哀思之数言，故今政教甄陶，民俗归厚，而复古之机端有在矣。”何知县倡导的家堂，近似朱子祠堂之制，对当地的祭俗应有影响。漳州府，嘉靖《漳平县志》卷四《风俗》记载：“中元祀祖于家庙，民家颇重之，长至惟行公礼，私家饮米圆供先而已。”于家庙祭祖在这里具有普遍性。
广东。广州府，万历《广东通志》卷一四说该府连州“：故家巨族克守祭田，每遇蒸尝，亲疏毕集，衣冠典雅，仿佛中州。”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刊《惠州府志》卷五《地理》记载：“祭礼：旧四代神主设于正寝，今多立祠堂，春秋祭祀，一依朱文公《家礼》，遇忌日素服具奠。乡曲多重墓祭，惟时节奉荐而已。”惠州府是在嘉靖后期普遍建祠的。潮州府，嘉靖《广东府志》卷一八《风俗》说潮州府“：士族之家又多重丧祭，营居室必先立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士大夫家族立祠祀先较多。不过该府嘉靖《大埔县志》卷七《礼乐志·民俗》则记载：“祭礼：祠堂之祭，一二士夫家间有行之者，余皆俗节奉荐而已。”大埔进行祠祭的士大夫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