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乡约化，是指在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设立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它可能是地方官推行乡约的结果，也可能由宗族自我实践产生，宗族乡约化导致了宗族的组织化。
如第五章所述，有明一代不断推行乡约，明代乡约初建于洪武时的《教民榜文》，改造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重建并普及于嘉隆万时期。事实上，明代宗族的乡约化也呈现出前述的阶段性特点，宗族在明代嘉隆万时期的组织化与宗族的乡约化密切相关。
宗族组织化的尝试
明成化、弘治以后，地方上不断有宗族以及地方官进行宗族组织化的尝试。这种尝试既是依据宋儒重建宗族制度与在乡里移风易俗主张的社会实践，也是执行明代控制基层社会政令的措施。
有的地方官实行乡约，遇到了如何在宗族中进行的问题，他们通过将乡约推广到宗族，使宗族组织化。永嘉县以及温州府的事例较早，苏州府长洲人文林曾先后于成化、弘治年间任永嘉知县和温州知府，他在任上推广乡约，并尝试用乡约管理宗族，制定族范和设立族长。文林的《族范序》说：
成化甲午予知永嘉，永嘉士民力田乐教化，不习商贾游说。厥令匪明德曷为作新，爰命立乡约于城邑，冀贤者由于道以为民望。未几去任，余廿载，乃弘治戊午复守温。向在约者尚循循不舍，因檄下诸邑咸为约，用协于道。然而大家豪族，险决万山，安能月诣邑中为约；又族之大者聚不下千人，足自为约。夫何犷不闻教，质不闻礼，或衅孽之生至有相戕如路人者，又安能如近者之易为约哉！不能约则所以健词讼繁刑，玩法逋赋，罔不繇是。是故立族范所以一而归之礼焉。先儒谓宗子法立，天下易治，范之有族长，虽不专主宗子，然不出外姓，因其本源为联属之，用笃恩礼，盖亦由宗子法而以义起之也。夫乡约所以秩德，族范所以敦礼，秩德则风俗可醇，敦礼则法守鲜败。人邑而闻约，归族而守范，远近将同，途贤不肖当有间矣。吾民其勉之哉！岁在戊午中秋，知温州府事长洲文林书。
永嘉从成化十年（1474年）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二十多年一直存有乡约，弘治十一年文林又在温州全府推行乡约。针对大族人多的情况，文林要求宗族各自为约，从该序看，统一设立《族范》，约束族人。该《族范》当同乡约类似，由此也可以推测文中所说“由宗子法而以义起之”族长，借助乡约设立约正、副的形式而产生。换言之，文林在温州推行乡约的实践，导致当地宗族制定族规、设立族长，即宗族组织化。另据文林《保障生民帖文》记载：“只今大户已设《族范》送守”，证明的确为大族统一设立《族范》。《保障生民帖文》还记载，文林在市镇乡村设立保甲与乡约结合的组织，具体方法是：“委各乡能干耆民或有行止义官前去，会同各该粮里老，不分城市乡村、官民军灶，但团聚一处，居制止相连者，每十一户或十户，置小圆牌一面，编作一甲，内举优者一人为首。每百户选佥家道殷实可为乡里表率者一人立为耆老，如无，原报耆民领之，称为一保。一里有二百户者，设立二人，每保选持铎老人一名，巡历告报，每十户之内，善恶俱要互相劝戒，患难俱要互相救恤。”下列七条具体规定，第五条说：“每乡每保各置木铎一个，就令耆民照依太祖高皇帝旧制，于本保内选年老或残疾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巡行本保，依旨直言叫劝，如保内有干犯条约者，亦许告报耆老呈官，如审不实，痛责革换。”由此可见，文林以保甲形式行乡约教化，实际上所行乃太祖里甲老人的旧制。至于文林的乡约所要解决的问题，《保障生民帖文》第二条说“特设耆老、耆民专为保民止讼”。前引《族范序》也说：“不能约则所以健词讼繁刑，玩法逋赋，罔不繇是。”另外，文林《温州府约束词讼榜文》？记载他采取《教民榜文》中的里甲老人制度解决词讼问题。所以文林的乡约是针对健讼之风而行的。成化时文林为永嘉令，曾刻朱熹《增损吕氏乡约》，“付邑诸父老，俾行之”，弘治时为温州知府再次刊刻，并附录《教民榜文》、《白鹿洞规》、《古灵先生劝谕》、《温公居家杂仪》。文林《族范序》中“先德谓宗子法立，天下易治”的说法，出自北宋的张载，可见，文林的乡约实践也受到了宋儒张载、吕大钧、司马光、朱熹乡约思想和复兴宗法主张的影响，也是依据明朝的《教民榜文》行事的。
依据宋儒的思想制定族规的事例也在明前期出现。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陪郭程氏，成化、弘治之际在程敏政的主持下进行宗族建设，该族的《重定拜扫规约》？反映出程氏重视朱熹《家礼》，如第六条规定：“祭仪依文公《家礼》，饮福每人点心四物，每桌菜果肉四品，酒不过五行，山林守墓者给盐包饼食，从者饮馔随宜俵散。”第十二条要求：“祭器六桌、帛箱一个并爵，当首于本家支用礼毕，点数交还。文公《家礼》一部，当首时常请族中子弟演习，务要如仪，毋得喧扰亵慢。”即规定祭仪依《家礼》，当首时常请族中子弟演习祭仪。《重定拜扫规约》是该族整顿清明祭祖的规章，对宗族的组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徽州有一定的影响。
休宁县西门汪氏族规是在吕氏乡约和朱熹《家礼》等宋儒影响下制定的事例。该族在明代不断制定宗族规条，其强化族规的脉络可寻。嘉靖六年（1527年）刊刻的《休宁西门汪氏本宗谱》保留了这方面的不少资料。该谱《附录》载多篇文献：有永乐四年（1406年）汪德所作《西门汪氏新正序拜录》，反映出该族汪彝推动族众举行新年序拜以移风易俗，是录即为新正序拜规条。还有景泰三年（1452年）休宁儒学教谕胡汝占的《西门汪氏祀祖敦族录序》，序中称该录“所载田若干、亩塘若干亩、族人次第掌之，掌则收税，供其一年。祭祖之仪则必于每岁正月朔后一日，是日致祭，族之长幼其丽三百有余，不期而自至，不令而自敬。长者奠酒尽礼于初，幼者随班行礼于终。祭毕长者坐，幼者立，不以富而忽，不以贵而略。祖孙父子之分无一之或乖，叔侄兄弟之伦无一之或紊，享其胙也，均其分也。笃于让食，尽欢而罢汪氏一族均尽尊祖敬宗之道无违，越礼犯分之戒如此，不谓之孝且睦可乎哉。”汪氏正月初二的祭祖仪式，不仅是表达祖先崇拜，更重要的是睦族，整顿族内尊卑长幼秩序，以戒越礼犯分。胡汝占还号召推广汪氏的做法，他说：“是则汪氏之孝睦，闻之朝廷以待旌表门闾亦不过，在乎为守令者举行如何耳。”可见官员们已经意识到利用宗族制度维护乡村社区秩序。又据正德五年（1510年）汪绍所作《西门汪氏知本祠会团拜序》，知该族的新年祭拜持续了百余年，至弘治时期，“而子孙视前数倍矣，虽室庐之广、厅堂之宽，亦莫能容，常以为憾也。”恰值弘治十年（1497年）李烨任休宁知县，见东山越国公庙倾颓，下令新修。于是汪氏建成新祠，其“后宫寝庙以为岁首会拜之所，祭必于正月十八日寿诞之晨，绍又患年远或至废弛，割己田五亩入祠，一以助祭祀，一以修庙宇，庶可为悠久计。”知本祠即东山越国公庙，其新修是在弘治末年。
另外，卷一载有正德九年（1514年）婺源宗人进士汪思所作《西门汪氏祠规序》，序中引述江节夫所说：“此尚和奉族长之命，而总伊川宗会、吕氏乡约、范氏义田、朱子《家礼》诸说，参考遗义而成编”。可见是受到宋儒宗族思想与主张的影响而制定的。该序还就修祠立规的具体情形有所论述，说汪节夫以“庙隘不称，倡西门族人购地广之，既又创祠”。并在祠庙中增祀始迁祖大四公和以儒显的先祖四人，成为西门派的始祖宗祠。汪节夫在建成宗祠后又在正德初年定立祠规。值得注意的是汪思在序中的议论，他说：“予推大家世族不可无祠，祠祭仪节不可无规。族无祠则无以敦水木本源之念，不足以言仁；祠无规则无以光前范后之谋，不足以言礼。新安故家无虑数十百，其能有祠、祠而能规者，予见亦罕矣。”说明徽州在正德初年建始祖宗祠和定立祠规的不多，像汪氏这样两者兼而有之者更少。
我们不能把宗族制定族规作为正德年间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会不断增加，从汪思的议论也可以看出此点。他说：“夫以族之渐蕃且远，而贫富殊，而强弱殊，而智思贤不肖殊，用法律之使无相乖戾，必有梗弗率者，立一祠约之以规，则疏可亲，远可联，富强者不敢私，而贫富有倚，贤智不独善，而愚不肖有兴，兹庸非礼之意乎。苏老泉谱其族曰：‘观吾之谱，孝弟之心油然兴矣。’予以为谱不能人人观，而祠则人人至，规则人人守也，其益顾不大欤。”鼓吹建祠立规，加强宗族的凝聚力，以族法弥补国家法律之不足。
汪氏还在嘉靖初年完善了清明墓祭制度，该族谱附录还有几篇文献记载之。西门汪氏系始迁祖接公于宋初由婺源回岭来居休宁，后世子孙皆五世祖汉公之七子后裔，据汪思嘉靖六年（1527年）作《西门汪氏清明墓祭记》说：“祠墓之祭，已各祖其祖矣。由汉公而上见五世，丘墓虽存，鲜识其所”。西门汪氏不断致力于合祭祖先。汪世权与族叔辉之、节夫“三人修谱考诸墓而图之，疏其业某户号日的祭祖活动，制定各种条规，完善宗族制度，通过祭拜祖先的仪式加强族人和房派之间的凝聚力，宗族被组织化。
安徽徽州府祁门县还有受朱元璋里老制度影响而设立族老的事例。安徽省图书馆藏嘉靖时刊本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卷四《祁门奇峰郑氏祠堂记》？记载，郑氏旧有家庙，元季毁于兵燹。正德十二年（1517年）建成新祠一本堂，祭祀始祖。奇峰郑氏还定堂规、设族老。为了有效管理族人，向地方政府申请堂规批文。据徽州府所给帖文，奇峰郑氏鉴于“非仗官法，莫知畏从”，先是告县，得到县里的帖文，而且祁门县还为堂规钤印。但是族人对此“遵依者固有，不悛者尚多”。于是该族又寻求徽州府的支持，府中本着“有裨于民风，且无背于国法”的精神，也给帖支持。翌年，知县易人，奇峰郑氏再一次向新知县申请给帖，并如愿以偿。奇峰郑氏的事例说明，该族在正德末年为了约束族人，而制定宗族的各项制度，其主旨是借鉴政府的里老制度实行族老制。官府之所以支持，除了出于移风易俗的考虑外，也是因为其符合明朝既定里老制这一祖宗之法，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宗族乡约化的全面展开
明朝在嘉靖以后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宗族的组织化便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我们称之为宗族乡约化的全面展开。
一浙江
浙江是明代乡约与宗族结合明显的省份。前面提到文林先后于成化、弘治年间在永嘉、温州的宗族中推行乡约，嘉靖时在永嘉仍存在宗族乡约化的情形。永嘉王氏在明代出了不少官员，是当地望族。宋乾道间由台州黄岩迁至永嘉，七世王钲，官至明朝通政司右通政，有子澈、激、沛。王激，官至南京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王澈（1473—1551年），字子明，号东崖，与弟王激于嘉靖二年同举进士，曾官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广东按察使司副使。王澈有子叔果、叔杲。王澈晚年热心宗族事务，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祖墓之侧建成“王氏宗祠”，祭祀始祖。“且著族约，立约正、司讼、司纠，察举淑慝，有不率者遵族约以听于祠，一不闻于有司。其诸义田、义塾、家礼、户役，咸条理曲当，刻示族人，俾知遵守。”？其宗族组织化不仅有活动场所“宗祠”，还有规章“族约”，设族长“约正”以及其他管理者。宗族活动规模也很可观：“岁时享祀，惟丰惟恪，每岁立春祭毕，则大会族众，欢以酒食，申以训词，衣冠来集者几千人。”王澈建立族约，把乡约推行到本族，行使对族人的管理。王澈使宗族组织化的工作是在其子的帮助下完成的，王叔果官至宪副，万历时李维桢说，王澈建宗祠、辑世谱，王叔果“佐其荚，因著《王氏宗约》，施行至今”。此《王氏宗约》当即前文所说的“族约”。还说王叔果在嘉靖时期“杜门不交外事，遍治其家祠、先陇，族有争，听于宗，不烦有司。设义塾训群子弟，置田以给孤嫠若贫不能葬者，旁逮姻邻”。进一步证明王氏宗族的组织化和对族人的管理。就王氏而言，嘉靖年间是制定族规实行多种宗族制度因而组织化的时期，组织化的实现与乡约制度的推行有直接关系。
严州府淳安县洪氏在乡约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宗约》，选举约正副，使宗族组织化。据明代《遂安洪氏家谱》记载，淳安洪氏是绍公在东晋元兴年间由丹阳迁徙到遂安水莲村的，其子纂公又于南朝刘宋元嘉中迁徙到淳安东乡厌村。该谱收录了洪氏在万历年间政府推行乡约时制定的《宗约》，十分珍贵。《宗约》实际上包括属于家规的宗约和属于祠堂节仪的宗仪即《祭仪》两部分构成。我们先看前一部分：
《宗约》
我族众生齿既繁，生理宜讲，见蒙上司颁行乡约宗礼，其于律身闲家之道，谆谆详矣。然宗祠之中，一以尊祖睦族，一以贻谋后昆，使无宗教以约之于礼仪之中，欲子孙之贤且才也得乎！乃推圣谕六言之意，详著科条，开列于左。
一、冠礼人道之始，所以责成人也。冠礼废天下无成人，可不贵乎。自后家长于子弟当冠者，查照抚台见颁《四礼图》，先期具冠服请乡族中齿位俱尊者一人为上宾，告于宗庙，行三加三祝之礼。庶少者知父母责成之意，习揖逊俯仰之容；他日必为贤子弟矣。
一、婚礼天下之大义，最宜详慎。自后嫁娶者宜悉遵《四礼图》，量才求配，称家有无，择阀阅相当、家世忠厚者商榷之。嫁女虽欲胜我家者，然使非诗礼旧家，虽田连阡陌，而亦不可攀。娶妇虽云不若吾家者，然果系积善之家，纵无承筐束帛之需，君子亦所必娶。如有违约，听中馈之言任情嫁娶，不禀家族长，不告庙而行者，众罚之。或良贱混乱，众斥之，不许入祠。
一、丧礼古称送死，可以当大事，以哀为本。宜悉遵《四礼图》及时行之，凡附于棺、附于椁，并一切葬祭之礼，当必诚必信，勿使少有后日之悔可也。
一、祭礼所以报本追远祖考，一以诚敬为本。所有条约，悉参《四礼图》行之，详见祠堂仪节，其各处祖墓，宜岁时展祭。修理碑文，以垂不朽，紧关者描图入籍，以识不忘。
一、子孙业儒者当以务学为急。一曰端志向，盖心之趋向，邪正所由分也。正则立身成家，邪则丧身败家，其幾甚微，其判甚远，必心之所志要做天下第一等好人。以光祖先，斯无忝于所生也。然父兄之责，尤当慎蒙养，使之闻正言，见正事，庶可以为贤子弟矣。二曰尊师友，盖传道授业莫如师，责善辅仁莫如友，我子弟必隆师取友，严惮切磋，庶可以进德修业矣。三曰体经籍，盖圣贤精神心术之蕴，必见于书，学者心体而力行之，终身用之不尽也。若徒曰博闻强记，以取青紫，岂君子之儒也。四曰喜闻过，盖过生于天理之未纳，喜闻过，本于良心之不漏，孔子曰：过则无惮改。周子曰：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文而无悟也，可不鉴乎！五曰戒嗜欲，盖物欲易以溺人，大禹之恶旨酒，成汤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伊尹之一介不取，方成好人。然必自幼不观不正，不交不检之徒，不闻不好之言，长则自然鲜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