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及在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任惠安知县时，推行乡约，所著《惠安政书》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史料。他在卷九《乡约篇》开宗明义，对我们理解明代乡约制度十分有益。他说：“惟皇制治建府、置县、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敷政教。国家之法，十户为甲，甲有首。一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统以县、府、布政使司，而达于部。又于里中，选高年有德、众所推服者充耆老，或三人，或五人，或十人，居申明亭，与里甲听一里之讼，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法废，各里亭尽堙没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有约赞、知约等名，其说甚具，实与申明之意无异，直所行稍殊耳。”就是说，嘉靖以后推行的乡约制度，实际上同建立于里甲制基础之上的里社、耆老辅助政教无异。叶春及在惠安“创亭以为约所。推择耆老为约正副”，请他们“听民讼”，计有十九项内容：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园林瓜果、私宰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师巫邪术、六畜践食禾稼、均分水利。教化的核心是“以六谕道万民”、“以四礼齐万民”。具体有冠四条、婚十二条、丧八条、祭五条、明伦五条、禁邪七条、务本三条、节用二条。此外，卷十《里社篇》也涉及乡约与教化，说明乡约与里社是相互依存、联为一体的。如《里社篇》要求：“有事则告：凡立乡约、延教读、编保甲，皆告于社。民自他境来，初预乡约保甲者，谓之入社，亦以告，搞毕，即书姓名于籍。”“有求则祷：凡民有水火、盗贼、疾疠、刑狱等事，必祷于社。其系一乡福祥痛苦者，约正令教读为文，付社祝行祷礼。”？万历时惠安人陈玉辉（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认为“：保甲与乡约相表里，乡约以善民风，而保甲严相稽查。要于使民去恶迁善，王文成尝合而行之，乃今谈乡约则群以为便，谈保甲则或以为便，或以为不便。故欲行保甲先于乡约。”指出了乡约之于保甲的重要性。
泉州府晋江县青阳致仕官员庄用宾嘉靖三十二年也推行过乡约。此外，建宁府建阳县知县李思寅行朱子乡约，漳州府龙岩知县汤相、宁洋知县董良佐分别推行乡约。
万历时耿定向为福建巡抚，“修保甲乡约法，辑《小学》、新编《闺训礼纂》，以训诲之”。其保甲乡约与通俗化的礼教教化同时进行。
（12）广东
广东曾在全省推行乡约。先是黄佐于嘉靖九年在广州著《泰泉乡礼》，为粤人所重，耆民要求政府实行乡礼。嘉靖十四年（1535年）正月“广东右布政使李中举行四礼，札对府州县严立乡约，乡校、乡社、社仓、保伍各具约长、约副姓名以闻”，并且向所属州县颁发《泰泉乡礼》，每里各给一部。
广东各地有不少实行乡约的事例。
广州府增城县沙贝村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在湛若水（1466—1560年）主持下成立沙堤乡约，进行以六谕为纲领的善俗活动。郭应聘（1520—1586年，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嘉靖后期任广东岭南分守参政，提出《乡约保甲议》，计划在番禺、三水等县实行。其方案是：“该县掌印官务要留心亲理，责令各图甲长，通将各乡如一百家以上择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其所谓约副，二百家以上择二人为约长、约副（华按：疑此段文字有误）。不问乡官、举贡生员，凡有恒产而行义为一乡信服者，皆可推举，县官以礼而敦请之。约长、约副既得其人，即令本乡居民每十家编为一甲，其零户不成甲者，入于末甲之后。一甲又推有身家者一人为甲长，自置横牌一面，界定格眼，将十家挨次顺写门户、籍贯、人丁、生理，如阳明公行于赣州牌示，付之里长送县。该县照其编定者用十眼书篇，逐甲誊出，类次成册，严出禁约，将牌令十家轮流悬挂，各该约长、约副、甲长务须严加约束，互相觉察。”这是将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形式，因此也被赋予了治安和朔望宣讲圣谕六言的职责。该建议得到了提督两广都御史以及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的批准试行。东莞章村墟万历时的事例表明了朝廷政令在基层社会实行的情形。据叶春及记载：“先是朝廷义检式化条以约天下，民强勉从吏，已复止，独章村长老诚行之。月吉会民读法，春秋赛祠，尊高年，礼髦士，恤孤独，振贫乏。”所谓“月吉会民读法”，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乡约。
季本（1485—1563年），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嘉靖初年任潮州府揭阳县主簿，推行乡约。乡御史薛侃作《乡约序》，他说：“季公来簿吾邑，首以化民为任，锄奸伐梗，行之一年始就规束，乃招父老而告之曰：‘有善无恶，人之性也。好善恶恶，人之情也。人孰不欲为君子而甘为小人耶？顾治之者弗教，教之者弗周耳。今欲家至户晓其乡约乎。’于是酌为条规，乡立约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决，约正司训诲，约史主劝惩，知约、掌约、事约、赞修、约仪月朔会民读约讲义，开其良心，又彰其善、纠其恶以振劝之。数约复为一总约，以查诸约之邪正，月终轮二人至县传训诲之语。行之二年，风移俗革，境内以宁，慕义之民至越封来请。”揭阳县的乡约教化体系处于官府的监督之下。万历时知县潘应龙在揭阳县城创建新的乡约所，万历三十年（1602年）知县汪起凤“朔望讲明圣谕”，揭阳县的乡约不断进行。
琼州府琼山县乡绅吴伟效（1464—1527年），字复初，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于家乡倡行乡约。据资料记载，他“见乡人嚣讼不向学，取朱文公《增损蓝田乡约》行之。创精舍为堂，曰嘉会堂，东曰丽泽轩，业进士者居之；西曰养正轩，童蒙居之。后为崇本祠，祀文公及蓝田吕氏，月朔如约申戒谕，违者直月、纠约举之，都约、约正、约副同治之。悼四礼久废，演国说以便省劝，阛阛服其化者数百家，里无讼”。
何以尚万历年间在南雄府为官，“尝演高皇帝教民六事为乡约，断义上之御史颁行之。于是讼、博之黠减矣”。这里的乡约是针对争讼和赌博的。
惠州府，万历时归善县实行过乡约。杨起元，字贞复，归善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他说：“守道公祖朱存敬先生至，才下车首举行乡约”，并得到邓知县的支持。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海丰知县也“举行乡约，制四言歌及书善恶报应以谕粤人”。另外，林国相（1550—1603年）在惠州任官时，曾“申高皇帝上谕款为之训，以导民俗”。
（13）广西
梧州府郁林州人何世锦（1481—1567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领岁荐，在乡向地方官建议行乡约禁赌。据姜宝记载：“公邑群少习赌博，又能白当道行乡约，遵圣祖教民榜六事，自著《乡约断义》一书颁布举行，以一洗樗蒲陋风，此公领岁荐以后事也。”高州府在嘉靖万历之际，陈公（1498—1583年）“至则申明高帝六谕约，勒闾右什伍为保甲，择高行者长之，奸私无所容”。
王宗沐隆庆年间在广西任左布政使，为时不长，推行过十家牌法和乡约。
隆庆、万历之际，郭应聘巡抚广西，推行保约制度，其中针对桂林实行情况，颁发《申严保约檄》，估计所行保约与其在广东的实践差不多。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金色署广西右江守、巡二道，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情况，“严行乡约保甲法”。
（14）云南
罗汝芳曾在云南腾越州倡行乡约，且盛况空前。万历二年（1574年）他至腾越，“州卫及诸乡士夫复请大举乡约于演武场，讲圣谕毕，父老各率子弟以万计，咸依恋环听不能舍去”。
（15）贵州
罗汝芳在贵州里仁也宣讲过乡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贵阳府新贵县民上书请求地方官留任，署名为“贵前二卫乡约老人地方保长周应爵”，说明当地已经实行乡约，而且在地方上发挥了作用。总之，嘉靖至万历是明代盛行乡约的历史时期，乡约的实践活动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都有，特别是南直隶和一些省如陕西、江西、福建等，在全省实行乡约，可见乡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应当指出，明代也有人对乡约持慎重者。如诸暨人骆问礼既认为王阳明的十家牌法烦琐难行，又说：“乡约之法亦始于王文成公，语亦在其文集中。读其文非不灿然可观，而其可行与否，亦未可定。所幸者亦赖下司具空文塞上，人之责而已。然奸民之缘此以济其欲者不少矣，若著实行之，将驱其废正业而聚讼不暇，其害将不在保甲之下。”他认为乡约与保甲都是在基层社会惹是生非的事情，从中也看到地方上“下司具空文塞上”敷衍实行乡约的情形。另外，明人黄汝亨说：“如保甲乡约法，世卒迂腐视之。”说明很多人把推行乡约看作是迂腐行为，我想这可能是乡约形式主义所造成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乡约在明代反复被实践则是基本的事实，前述黄汝亨接着指出，“公（黄某）实意举行”乡约，不遗余力，“而为士民表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也从前面所举的大量事例中看到，地方官推行乡约往往是作为新官上任的新政提出的，以后基层社会贯彻如何，则很难说，而且可能是人去政息。所以很多地方多次推行乡约，说明乡约并未持续下去，甚或已经完全废弛。然而，乡约的不断实践，实际上还是起到了发挥或强化乡约的作用。乡约在明代基层社会得以大量推行是引人注目的事情。
小结
明朝是以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族文化为政治目标而建立的，明初的政策具有儒家文化复兴的特色。这个复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不仅要复兴早期儒家德治教化的政治文化，而且要接续被元朝政府中断了的宋代新儒家的政治主张。明朝对以朱熹为主的宋儒治国思想的重视和采纳，肇基于太祖时期，乡约的思想也体现在朱元璋的治国实践中。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
《教民榜文》是通过设立里老，并以里甲为基础，结合里社、社学、乡饮等制度，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制度性规定。《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实际上以乡约加强乡民的结合以及推行教化，需要借助民间传统组织的资源，利用社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宋代的士大夫与国家已经就此讨论并付诸实践。南宋度宗时期徽州乡绅邱龙友的《题请建立镇东祖社奏疏》就反映了徽州歙县岩镇将社与乡约结合在一起的情形，咸淳六年（1270年）徽州人已经通过立社组织乡约，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明朝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继续，也可以说是将地方上的个别实践上升为国家的普遍性政令。这样，我认为明代的乡约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教民榜文》及其相关制度是广义的乡约，而狭义者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前人多把明代乡约作狭义理解，我认为如从广义理解明代乡约，更容易把握明朝国家的统治思想和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从而深化对宋以后社会变迁的认识。
嘉靖以前，民间以及地方官已有尝试吕氏乡约的一些事例。
特别是著名学者、官员王阳明在南赣的乡约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明朝实行乡约。《南赣乡约》在仪式上改造了《增损吕氏乡约》，将在先圣、先师像下坐听读约，改为设告谕牌，约内之人跪听约正读谕，然后读乡约，突出了皇权，增加了读谕；简化读约前象征尊卑长幼等级身份秩序的揖拜礼仪，而突出饮酒仪式，这样减少了太形式化的繁文缛节，增加了仪式的亲近感，更便于人们接受而使乡约得以推行。社学、老人、乡约、保甲相结合，成为王阳明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措施，并在明中期的地方行政实践中取得成功。由于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王学学派的影响，王门学人在各地的讲学与从政，使得其乡约、保甲制度流传各地，对明代中后期的基层社会影响深远。
嘉靖初年，一些地方官为了移风易俗和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强化推行乡约制度，为形成明廷乡约令奠定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实践的基础。嘉靖四年（1525年），学以穷理实践为主的著名程朱学者吕柟（1479—1542年）参照潞安仇氏乡约，在山西解州州判任上推行乡约，并影响了北方地区乡约的实行。嘉靖五年南直隶的江苏、安徽地区在里社基础上推行乡约，并结合实行社学、社仓，形成综合性的乡里社会制度。浙江萧山人黄怿在福建泉州府安溪县知县任上，于嘉靖六年“申明圣谕及仿蓝田吕氏、古灵陈氏作乡约一篇，颁示居民”。其读约法，首读圣谕，次读《蓝田吕氏乡约》，次又读《古灵陈氏教词》，终读本县禁约。是地方官将宣讲《圣谕六言》与《吕氏乡约》结合设立乡约以移风易俗的典型事例。
洪武之后再一次全国性要求宣讲《圣谕六言》，是明朝于嘉靖八年（1529年）根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1474—1544年）的奏议作出的。王廷相针对罕见的荒旱而提出设立义仓的建议，并把义仓与民间社会组织结合起来，赋予了乡约、保甲的功能，使之成为三位一体的组织。他运用乡约制度而结合《教民榜文》的祖制，突出《圣谕六言》，从而使明朝以《教民榜文》为标志的教化政策更简明易行。他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其建议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宣读《圣谕六言》，所以被明会典列入“读法”，这实际上是乡约的变种。他的建议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张，因此这一规定的出台，推动了各地普遍性的乡约活动。
明后期乡约的大量出现还同隆庆、万历两朝的推动有重要关系。隆庆初年明廷又重申推行乡约。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兵部下令推行保甲乡约，万历十五年（1587年）神宗令各地督学与地方官宣讲《圣谕六言》、推行乡约。继嘉靖初年后，明廷不断在全国推广乡约。
嘉靖至万历时期各地广泛推行乡约，京师、南京两直隶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使司都有推行乡约的大量事例。
综观明朝历史，可以看到，乡约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贯穿有明一代。明代乡约初建于洪武时的《教民榜文》，改造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重建并普及于嘉隆万时期。前人往往把明代乡约看作是王阳明实践的影响和嘉靖八年的推行，我们的考察证明这是不准确的。
明朝政府与士大夫运用宋儒以教化维持社区社会秩序的政治主张，结合明代社会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统治特色，给予明代以及明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