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宗祠祭祖为纽带所凝聚的族人，不仅为宗族的组织化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宗族的组织化和宗族制度的普及。还应当看到的是，明代宗族的组织化受到了乡约制度的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发生了宗族乡约化的转变。
宋代新儒家的政治主张中，乡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就借助了乡约推行教化，进而实现社会控制。我们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新理解乡约制度和明朝的教化政策的发展过程，提出一些新见解，并补充新的史实，作为探讨宗族乡约化的基础。
乡约的历史与明初的教化政策：
《教民榜文》的颁布
一般来说，中国各个王朝的统治特色，大都奠基于王朝初年，由打天下者创立制度，成为“家法”，而被后任者“法祖”所继承。王朝的政策与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都要受到“家法”的制度性制约。明朝政治文化的特色就是如此。明朝是以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族文化为政治目标而建立的，明初的政策具有儒家文化复兴的特色。这个复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不仅要复兴早期儒家德治教化的政治文化，而且要接续被元朝政府中断了的宋代新儒家的政治主张。
关于明朝政治文化的特色，明金坛人王樵万历时所作《金坛县保甲乡约记》勾画了基本轮廓，他说：
保甲乡约，实古司徒之教法也。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家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有睾奇袤则相及，此即保法也。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道德行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自州长而下弥亲民者，于教亦弥笃，此即乡法也。三代而下，惟汉此意犹存，彼所谓三老啬夫者，得与县令丞以事相教，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盖其重如此，是以黎民醇厚，几于刑措。至我太祖高皇帝，致治实远复成周之盛，上自六官，下至比闾之长，无不得其人、重其仕，至亲降德音，以代面命令布满天下，所谓圣谕六条者是已。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礼》及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噫，二百年治平之美，岂无自而然与。
王樵指出，明朝的治平之世实由推行保甲乡约使然，保甲乡约的理论来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的所谓“教法”，即家庭、邻里互相联属的“保法”和以“读法”劝诫为核心的“乡法”。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在乡里宣讲“圣谕六言”是复兴《周礼》之治。王樵还指出，明代的保甲乡约的普及，与成祖朱棣将《家礼》、《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大全》刊行天下有关。的确，蓝田吕氏、朱熹等宋儒的治国主张在明代被士大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明代的保甲乡约受到了《家礼》、《蓝田吕氏乡约》极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性理大全》的刊行虽然对《家礼》、《蓝田吕氏乡约》等理学著作的普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明朝对以朱熹为主的宋儒治国思想的重视和采纳，肇基于太祖时期。
《蓝田吕氏乡约》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吕大均兄弟制定的，推行于所在乡里。内容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罚式、聚会、主事七项，前四项是行为规范，后三项为相关制度。德业相劝条下解释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业，是居家在外等应行之事。过失相规的“过失”包括犯义之过六：酗酒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孙、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犯约之过四，即不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不修之过五：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并且规定：“已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礼俗相交条是有关婚姻、丧葬、祭祀等交往方面的礼节规定。患难相恤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事，要求：“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互相帮助。罚式条规定惩罚犯过者罚款一百至五百钱不等，对于累犯不悛者可“绝之”。聚会条规定：“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主事条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其实，吕氏与《乡约》配合欲善乡俗的还有《乡仪》，分为宾、吉、嘉、凶四仪，宾仪包括相间之节、长少之名、往还之数、衣冠、刺字、往见进退之节、宾至迎送之节、拜揖、请召、齿位、献酢、道途相遇、献遗、迎劳、饯送，吉仪包括祭先、祭旁亲、祭五祀、祷水旱，嘉仪包括婚、冠，凶仪包括吊哭、居丧。《吕氏乡约》以及《乡仪》提供了一个改善乡里风俗、维护乡村淳朴社会秩序的德治教化方案。
朱熹十分重视《吕氏乡约》，为了更切合实际，加以增损。比起原有的《吕氏乡约》，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更加简明扼要，开篇总说四约条目，使人一目了然。然后将原来的聚会、主事两项内容合并叙述，提出了乡约的基本制度。其中将原来的“约正”更名为“都约正”，以表明其在直月之上的地位。还把罚式内容简化并归入“过失相规”条中。其次，所约四事的内容有所变化，主要反映在“礼俗相交”一条中，朱熹重新概括其内容为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四项，并吸收了吕氏《乡仪》的内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朱熹增加了读约之礼。读约之礼对后世影响很大，奠定了基本的仪式，尽管原文较长，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还是引录如下：
以上乡约四条，本出于蓝田吕氏，今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如左方曰：凡预约者，月朔皆会。（朔日有故，则前期三日别定一日，有月报会者。所居远者惟赴孟朔，又远者岁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钱具食（，每人不过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面饭一会。余月则去酒果，或直设饭可也。）会日夙兴，约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礼若会族罢，皆深衣，俟于乡校。设先圣先师之象于北壁下（，无乡校则别择一宽闲处。）先以长少序拜于东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长者跪而答其半，稍长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约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则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约之家子弟虽未能入籍，亦许随众序拜。未能序拜，亦许恃立观礼，但不与饮食之会。或别率钱，略设点心于他处。）俟于外次。既集，以齿为序，立于门外，东向北上。约正以下出门，西向南上。（约正与齿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门。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约正升堂上香，降，与在位者皆再拜。（约正升降皆自阼阶）揖，分东西向立。（如门外之位）约正三揖，客三让。约正先升，客从之。（约正以下升自阼阶，余人升自西阶）皆北面立。（约正以下西上，余人东上。）约正少进，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东向南上，长者西向南上。（皆以约正之年推之，后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约正之右少进，余人如故。）约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礼如仪。（唯以约正之年为受礼之节）退北壁下，南向东上立。直月引长者东面，如初礼。退则立于尊者之西东上。（此拜长者，拜时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东向南上，约正与在位者皆再拜。稍长者答拜，退立于西序，东向北上。（此拜稍长者，拜时尊者、长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东面北上，拜约正。约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长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东北向西北上，拜约正。约正受礼如仪，拜者复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毕，揖，各就次。（同列未讲礼者拜于西序如初）顷之，约正揖就坐。（约正坐堂东，南向。约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约正之东，南向西上。余人以齿为序，东西相向，以北为上。若有异爵者，则坐于尊者之西，南向东上。）直月抗声读约一过，副正推说其意，未达者许其质问。于是约中有善者众推之，有过者直月纠之。约正询其实状于众，无异辞，乃命直月书之。直月遂读纪善籍一过，命执事以记过籍遍呈在坐，各默观一过。既毕，乃食。食毕少休，复会于堂上，或说书，或习射，讲论从容。（讲论须有益之事，不得辄道神怪邪僻悖乱之言，及私议朝廷州县政事得失，及扬人过恶。违者直月纠而书之。）至晡乃退。读约之礼中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文中有会日约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礼如会族的说法，把讲约比喻为会族，也启发后来人们将两者结合。二是讲约时“设先圣先师之象于北壁下”，把民间教化同正统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表明讲约对儒家正统的认同，使讲约更加严肃。三是通过比较烦琐的仪式，强化尊卑长幼秩序。具体是讲约前，“先以长少序拜于东序”，然后“以齿为序，立于门外”，入门后约正先上台，接着分尊者、长者、稍长者、稍少者、少者、幼者几批人先后上台。尊者、长者、稍长者上台，约正拜之；稍少者、少者上台，拜约正。礼仪中所行拜礼，也依据不同的年龄和身份有轻重之别。仪式依“礼”进行，是尊卑长幼秩序的象征。四是增加了读约和解说即宣讲。总之，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损，更加突出了乡约的仪式性和教化功能，强化了乡约维护尊卑长幼等级秩序的作用。《吕氏乡约》由于得到朱熹的重视，随着朱熹及其理学地位的上升，在社会上的影响加大，不断在地方上被实践。
朱熹的《家礼》也是在乡约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中被不断实践。
《家礼》共分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五卷，所谓通礼是指家族日用常礼。朱熹的《家礼序》说：“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即“本”出自内心情感，“文”为礼仪典章制度。他接着说“：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终始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也。”他说世人尽管有“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者，但或详略不当，或遗其本、缓于实，以致实行者不得其要，甚至贫窭者无法实行。朱熹鉴于这两方面的不足，以谨名分、崇敬爱为本，仪文中略浮文、崇本实，制定《家礼》“，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慎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敦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目的是以“家”这一最基层的社会单位为出发点，推行礼制，确立尊卑长幼等级秩序，移风易俗，进而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设计。由于《家礼》的内容是日常生活和人生仪礼方面的，人们都会遇到，加上《家礼》强调实用性，便于操作，被士大夫以及明清官方所认同，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我们在前面指出，明朝对以朱熹为主的宋儒治国思想的重视和采纳，肇基于太祖时期。下面略作陈述。《明史·儒林传》指出：“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明朝开国的文治之基与他们有很大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前后着手修纂了一代巨典《大明集礼》，从吴元年（1367年）至洪武三年（1370年）书成，共召三十多名在野儒士进京，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江西和金华地区，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三吴和浙东地区。有学者指出：“到了明初，金华、徽州、江西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明太祖征召这些人参与议礼，不仅表示对理学的推崇，使之成为显学，同时也可使理学思想渗透到各项礼仪制度之中，以期达到‘讲道道德，兴起教化’的目的”。的确《大明集礼》的许多部分出自《家礼》，如《大明集礼》中与宗族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品官家庙”条，就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
明初诸儒中，宋濂最受重视。他作为朱子学的“世嫡”，代表着元明之际的朱学。《明史·宋濂传》说，朱元璋向他询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以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衍义》回答，朱元璋对这部由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作的书产生兴趣，“乃命大书揭之殿之两庑壁”，亲与大臣听宋濂讲解。有明“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宋濂继承了朱子学的嫡传金华学派重视宗族问题的思想，提出以宗族移风易俗，即通过教化治理宗族，从而改造社会。宋濂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族治思想，具体落实为举行族会教化族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修谱崇本以维持世教等方面。他把宗祠作为主要教化场所、赋予族谱以“世教”的功能。宋濂还把义门作为族治思想的现实楷模，强调以义门改变天下风习。宋濂认为，士人应担负其化同姓美天下之俗的历史重任。修齐治平是古代特别是宋以后儒家伦理政治的模式，宋濂把“化同姓之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看待，则是“齐家”内容的变化，为士人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所以明太祖时期就已确立了朱熹理学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乡约的思想也体现在朱元璋的治国实践中。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大诰》三编相继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十九年三月、十九年十二月，《大诰》的颁布标志着明朝进行普法教育。《明太祖实录》说：“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阔，上下无等。至元天历之时虽称富庶，而先王之制荡然矣。至顺帝荒淫混弱，纪纲益废。由法制不明而彝伦之道坏也。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仪，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也就是说《大诰》作为复兴先王礼法之制的重要举措出现，不过尽管《大诰》蕴涵着“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礼教精神，但主体特征是要明法制。具体来看，《大诰》计七十四条，其主要内容如同朱元璋在序中所言：“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最后一条说：“朕出是语，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要在监督官吏奉公守法。《大诰续编》计八十七条，内容是对士农工商各业的要求，最后规定对于该书“务必户户有之”，“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大诰》三编计四十二条，进一步申戒凶顽之人。《大诰》三编的特点是从具体事例入手，劝说臣民遵守法制。《大诰》三编颁布后，不断要求宣传。万历《大明会典》卷二十《户部·读法》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
洪武二十五年诏令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凡遇乡饮酒礼，一人讲说，众人尽听，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不犯刑宪。其秀才教训子弟引赴京考试有记一编、二编或全记者，俱受赏，仍具赏过名数，晓谕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令民间须要讲读《大诰》律令，敕谕老人榜、及现丁著业牌面，沿门轮递，务要通晓法意，仍仰有司时加提督。
《会典》把宣传《大诰》三编归入“读法”，显然继承了儒家以读法行教化的古老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