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宗族祠祭祖先是唐宋以来的传统，明代则以脱离寺院择地另建祭祀始祖的祠堂为特色，这种祠堂，当地称之为族祠。族祠是兴化宗族祠堂的显著特点。弘治时，身为进士的四川右布政使的周瑛在《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中指出：“古礼不行于士庶之家久矣，文公著《家礼》，拳拳以宗法为重，欲以古礼是复耳。朝器甫告我以其所建祠堂之制，中为正堂，近北列龛五，中设总牌，书念四府君而下诸祖，重本始也。左右四龛，各为偏阔，座左列书曾及考，存昭穆也。其无后者与夫殇者，各以班袝，录遗亡也。据此，则莆人所谓族祠也。莆人以族属繁衍，不能遍立祠堂，故合族而为总祠，祀而群宗并举。凡祼祭祝告，皆行于其族之长，各宗之子各以其属从，虽与礼未尽合，要之重祖宗、合族属、收人心，而《易》所谓聚涣之道，大概为得之矣。”？可见，族祠即合族之总祠，相当于明代其他地区的所谓“宗祠”，不过这两个名称在语义上稍有差别。宗祠强调的是共同的祖先，即“宗”字；而族祠重在聚集族人，即“族”字。所以族祠祭祀活动是在族长率领下“群宗并举”。与周瑛同时的莆田人林俊，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其所作《沂山曾氏祠堂记》（《汇编》第118号）同样指出：“庙也者，亡以致存也。主以栖神，庙以栖主，备物以荐生之也。祫有族食之象焉。庙有制，后世易以祠堂，然祭及高祖，则始祖、先祖皆无祭。子孙服尽，如同路人，故世姓有始祖之祀以联族之合，谓之族祠。然传叙俱祀而礼制逾，宗子不立而宗法乱。予于世祠礼不足稽而义不足以起，皆不记。沂山曾氏之祠，礼与义近焉。”林俊把族祠定义为“世姓有始祖之祀以联族之合”，与周瑛的见解一致。林俊还将族祠称为“世祠”。对于族祠，林俊、周瑛都从其与礼、义的关系看问题，既指出不尽合乎礼的理论，又肯定近乎义的实践。祠祭祖先在礼制上的关键问题是所祭祖先的世代和神主的摆放位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族祠记文往往详细介绍祖先龛位，如周瑛就是这样。因此，明代兴化宗族与士大夫热衷于族祠与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的讨论。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一关于祠堂祭祖与礼制的关系
中国古代家庙祭祖的礼制以《礼记》王制、祭法两篇为经典，宋以降对祭祖礼俗的讨论以程颐、朱熹影响最大。兴化宗族祭祖问题的讨论，是围绕这些学者和儒家经典展开的。
明代的士大夫中，有一些人把朱熹《家礼》作为宗族祠堂祭祖的蓝本。永乐时翰林院侍讲曾棨在《林氏重修祠堂记》中说：“余维古者大夫祭于庙，庶人祭于寝，尊卑之制秩乎其不紊。后世鲜克世禄，庙祭遂废，于是复为祠堂，爰自高、曾以上至初祖，合而祀之。至于宋朱子始斟酌古今之宜，以定其制，俾世孝子慈孙皆得以尽其追远之诚，有关于世教甚大。”赞扬“朱子始斟酌古今之宜，以定其制”。尚书陈俊《蔡氏祠堂记》也说：“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庙，庶人无庙祭于寝。三代而后庙祭废，至宋程子修礼，略谓家必有庙，庙必主；朱子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礼》，以家庙非有赐不得立，乃名曰‘祠堂’。故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以祀先，光孝思也。”肯定朱熹的祠堂之制。陈俊、曾棨认为《家礼》可以“光孝思”、“追远”，有利于“世教”。兴化宗族祠堂的建筑形制和祭祖活动受到《家礼》的较大影响。明代祠堂家庙制度主要依据《家礼》，有人恪尊礼制，如嘉靖初年林俊在《永思堂记》中说：“我国家稽古定制，仿《仪礼》而准程朱，易庙以祠，世品官四、士二，制中为堂，堂之外为门，夹以两阶，缭以周垣，遗书祭器有库，丽牲有所，别为外门，加锔闭焉。其严其慎如此，而犹有若诸侯无国、大夫无邑之论者，是又未可以言礼矣。宪伯君再命为大夫，礼得以立三庙，而同堂异室，又不越居今之制，所谓顺也。”成化时黄仲昭的《和美林氏祠堂记》介绍该祠：“祠之制，中堂四楹，翼以二室，室之前为廊，以周门庭，庖库、祭器悉具。朝暮必参，朔望必谒，四时有祭，俗节有献，有新则荐，有事则告。上以致隆于祖考，下以示法于子孙，其仁孝之心不亦可尚也哉！”与《家礼》中的祠堂之制相符。《蔡氏祠堂记》说该族：“仿文公《家礼》，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则参，俗节则献以时食，有成则告。”也有人认为《家礼》的祭祖规定过“严”、太“俭”。仙游人郑纪为天顺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他在《杨氏祠堂记》指出：“近世诸侯大夫士皆不得世其国邑，并同堂异室之制亦或有未备者。宋仁宗尝诏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时立庙西京者，潞公文彦博一人耳。惜哉！淳熙间，紫阳朱夫子乃取周公《仪礼·士祭礼》之篇，与近世司马公之《书仪》、韩魏公之节祠，酌其宫庐器服之制可通于古今者，名曰‘祠堂’，以为士庶人家奉先之所，天子、诸侯、大夫不与焉。盖祠有禴祀、蒸尝，而祠为春祭，言祠所以该禴祠蒸尝也。庙有门堂寝室，而堂则最大，言堂则该门寝室也。其制三间，近北一架隔为四龛，龛设一桌，桌置一椟，椟两主，四世递迁，以西为上，旁亲无后以班而附，门庭厨库随地广狭，缭以周垣，此祠堂礼制之大都也。然唯士可以行之，大夫而上则俭其先也。”杨氏祠堂系郑纪老师杨默庵家族的，默庵也是天顺年间进士，以河南参政致仕于家。郑纪在记文中还说“：然先生之秩三品，阶大中大夫，于古则为州牧连率也，而奉先之礼反下同于士庶，不亦俭乎？曰‘非俭也，制也’。”他认为《家礼》适合于士庶，对官员则太“俭”，他对官员按照《家礼》祭祖表示置疑。郑纪身为尚书，又系南湖郑氏，代表了世家大族的看法，应当说在当地是有影响的。稍后，周瑛在弘治年间写的《仙邑陈氏祠堂记》里引用建祠者陈俨的看法：“《家礼》持论严，先世得祀无几矣。恭惟圣朝以仁孝治天下，境内无祀鬼神无论久近，一岁凡三及焉。吾陈居山沁者，自凌公三十有三传而至吾父。凌公以后别出之祖，或嗣或绝，其绪可寻也。若于常祭之外，不推及始祖之祀；于始祖之外，不推及旁族之祀；使死者无有知则已，如有知也，几何不为若敖氏之鬼耶哉！”认为《家礼》不符合祭祖现实的需要，过于严格，坚持祭祀始祖和旁族先祖。事实上，兴化的宗族更多地是突破了《家礼》的约束，祭祀始祖，并以程颐的观点为己辩护，成化以降兴盛的修建族祠也是以此为背景的。成化时莆田人翁世资系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所作《清江周氏宗祧碑铭》说：“木本水源之思，岁时禴祀，恒于正寝，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至是，其正宗子孙欲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率所亲崇其祖，而及于无穷，爰作是祧。虽与礼有所未合，崇本亲亲之意，不无有可书者。”清江周氏为了“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突破四代限制，祭祀宋代始迁祖十七府君。正德时林俊《黄巷黄氏祠堂记》指出：“祠堂，祖庙变也。《王制》庙有差，庶人以寝。秦尊君卑臣，庙无敢立者。祠代庙，汉始也。魏、晋渐复为令，迨唐、宋无定义，由意杀隆。杀涉简，隆则涉僭。夫三庙、二庙、一庙，大夫不得祭高、曾，士不得祭其祖，非人情。程子五服立论，祭无害及高祖，朱子谓得祭祀本意。近世江南旧族，联谱数十世，非举得祭始祖与唐制三品以下得举禘祫之文，则无以维系族属。故始祖之祀，义之不可以已者也。”公开批评《王制》的规定“非人情”，赞扬程颐，认为近世江南旧族非祭始祖无以维系族属，始祖之祀符合“义”。黄巷黄氏祠堂就是祭祀再迁黄巷的始祖致政公，距正德年间创设该祠已十二世。林俊还在《周氏西族总祠》对古典礼经进行新解：“按庙，诸侯五，大夫三。方伯，古诸侯，亦今大夫也。礼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而三，始祖固有祭也。士祭其先，先祖又有祭也。大夫有事于君，祫祭高祖，未尝无祫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又未尝无庙也。近世士夫无世官，以及民庶，有不得为者，故祠堂易之。祀高祖，温公也；祀始祖、先祖伊川也。今江南巨族，总祠率循伊川之旧，祫祀祫享，盖远引而近，神亲而族亦亲。非是，殆明允所谓途人。情之不能已者，圣人弗禁，以义起也。”认为古制中包含着大夫祭祀始祖、士祭先祖、士庶立庙的意思，以祠堂祭祀高祖、始祖符合礼意和现实，可以睦族，是“以义起也”。嘉靖十年（1531年）郑岳为本族作《南湖郑氏祠堂记》指出：“昔程伊川论礼，谓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疑其近禘，然犹取其言以为世训。盖不立始祖，无以合族，莆世族皆行之。”他的话反映了莆田世家大族祭祀始祖的普遍性，不仅以程颐的主张为依据，而且认为与朱熹的看法也不冲突，为本族辩护。
对于古礼的宗子主祭说，也有所讨论。《和美林氏祠堂记》记载，该祠设立者对记文作者黄仲昭说：“然古者祠堂之制，必主于宗子。今吾大宗既无所考，而继祖、继弥（按：当为祢）之宗又皆播迁阔远，于奉祭不便，且非其所堪也。肆凡飨荐祼奠之仪，皆吾自主之，揆之于礼有所未协，此则吾心所大阙者。记幸详此意，俾爱礼君子知吾所以处此，盖未如之何也。”黄仲昭认为：“古先圣王缘人情以制礼，则夫礼者所以节文乎人情者也。君子之酌乎礼，苟于人情无所咈，则虽不合于古，亦不害其为礼矣。叔文甫之所遭如此，若必欲规规以求合于礼，则祖、弥（按：当为祢）之祀皆无所托，其于人情安乎？先王之礼，固有不得已而用权者。若叔文甫之处此，其亦所谓礼之权者欤？先儒有曰：‘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以是言之，则叔文甫之心，亦可少释矣。”建祠者对于有违礼制感到不安，而记文作者则把人情置于礼制之上，给予肯定。另外，《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记载：吴朝器欲立祠堂，“而议礼者谓支子不得立祠堂，用是迟回者久之。又恐无继先志，岁惟割腴田若干，俾迭收租，而祀宗亲于私室。”至老年毅然决定建祠。记文作者周瑛评论道：“若夫祠堂建置，顾有财力何如耳，宗子不能建，诸子建之可也。诸子建祠堂，以宗子主祀事，或宗子有故，而以支诸子摄行祀事，揆诸礼，无不可者。”认为建祠堂应当取决于财力而非宗子，支持吴朝器立祠堂。
兴化宗族与士大夫多数主张祭祀始祖，实际上是出于世家大族合族的现实需要。
二关于族祠的祖先龛位
莆田人彭韶于弘治二年（1489年）所作《白塘李氏重修先祠记》认为远祖之祀是通制，并概述了莆田祠堂祭祖的世次龛位：“尝闻之，礼有不一而情无穷。为人后者，不知其祖则已，知之而能忽然乎？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永乐年修《性理大全》、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呜呼，是祠之关系，其重矣乎！嗣修后人，尚其勉诸。”？他指出，莆田族祠一般设五室，以中室祭祀始祖，左右四室又可以分为近祖和房支排列两种形式。莆田宗族也有按照《家礼》设四室祭祀近祖、墓祭先祖的，人们对之反而疑惑，连当地老儒也无定见。彭韶认为，李氏先祠于礼非宜，然而为了合族又必须祭祀始祖和先祖，肯定李氏和莆田诸族的做法。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兴化族祠的龛位设置情况。
